中国学者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即将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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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学者来说,现在真是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好时候!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早期史的兴趣正在增长。2007年5月下旬,在天津召开了“全球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1600-1877)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正是基于这种正在增长的兴趣,并促进了与会者之间跨文化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在会议结束后仍在继续。与会的国际学者向中方与会者介绍了西方常见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和主题。中国学者留给与会的国际学者的深刻印象,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热情,而且还有他们致力于分析一些重要的政治史和经济史问题(如国家行为的作用)的努力。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早期美国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大多为美国史学界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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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喜欢并经常阅读的刊物之一。它不仅给我以知识,还扩大了我的治学视野。
美国在庚子事变时扮演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它没有参加大沽之役,因此被视为调停战事的对象,在“东南互保”交涉过程中,表现较他国更易沟通。北京使馆被围期间,美国最早实现在京公使与外界的电报联络,其国书中对华相对缓和的表述,也被援引为“排难解纷必须由美人手”之据。事变期间,美国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稍后又有跌落,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一度显示其重要性。刘坤一、盛宣怀、余联沅等地方官员对美国特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其才干和魄力,也在沟通中美之间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当外交要冲的李鸿章之所以“弃美就俄”,一方面缘于其实用
关于《春秋觳梁传》的作者和成书过程,两千多年迄无定论。弄清楚其作者和时代,对于我们理解它的思想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拟对该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1922年12月,应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邀约,郭沫若为该刊《新年特号》撰写《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其文初用日文发表,后由成仿吾先生摘译,于1923年5月20日发表于上海《创造周报》2号。
康熙中期之前,清政府严厉限制汉族地区的宗教发展,视少林寺为于己不利的因素,对其冷淡、限制,少林寺的政治生态恶化,处境艰难。康熙中期以降,清政府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调整了汉族地区的宗教政策,在心存戒备之时,逐渐改变了对少林寺的态度;少林寺亦积极回应,二者渐行渐近,少林寺的政治生态因之有所改善。但因清政府并未彻底改变对它的看法,故其生存环境没有根本改善,少林寺日渐衰落。
民国时期,在民主宪政问题上,胡适持乐观主义的宪政心态,而梁漱溟则持悲观主义的宪政心态。其差异之因在于:文化观不同,有世界主义与中国主义之别;对于执政当局的态度不同,有依附与排斥之分;对于模仿的态度不同,有赞成与否定之异。
作为古代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拥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古代君主治国理念的形成有着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和指向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君主治国理念的定型与运用。深入研究民本思想与君主治国理念的关系,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自身形成的脉络中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遗产,从而为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当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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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两位来自美国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天津市发起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有些出人意表:美国早期史。让他们颇为惊诧的是,到会的中国学者竟多达40余名。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很多人非常年轻,绝大部分人满怀热忱。如果说他们的出席和激情是一种征象,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力,那么这股新的动力将会采取什么走向,则远非那么清晰;或者说,它为什么会形成,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