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清末新政研究的新探索——《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评介

来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anmei_zx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赵尔巽奉天新政是东北地区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界有关赵尔巽主政东北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辛亥革命的破坏方面,即如李侃所说:“仿佛给人一种印象:赵尔巽不过是一个反动顽固的清末高级官僚,一个效忠清室的年迈遗老。其实此人并不如此简单。”(李侃:《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近年来,对于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或其施政某些侧面的相关研究有所加强,但对赵尔巽清末奉天新政的专题研究较少,其中以高月《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论——以赵尔巽主政东北时期的奉天财政改革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李皓《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6期)和朱淑君《善政与控驭:赵尔巽与清末奉天警政改革》(《学术探索》2018年第10期)较具代表性。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个领域,而有关赵尔巽主政东北的系统研究则少见。
其他文献
在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前,中锡间以分水岭以外的日纳为界,并不存在边界争议。中锡边界争端的根源在于英国和英属印度武装打开西藏通商门户的战略意图与行动,引发边界争端的隆吐归属争议不过是英国和英属印度发动侵藏战争的托词。《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是强权政治的结果。该条约“以分水岭划界”,将日纳宗划入英国保护下的锡金,是英国和英属印度提出并压迫中方接受,中国作出了重大妥协而达成的。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该条约中的“分水岭划界”是双方认同的。
光绪中期至民国十八年(1929)是广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土司地区的行政长官经历了土官—弹压委员—县知事(县长)的转变历程。弹压委员的设置,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弹压委员设立以后,当地在行政区划地理单位上仍以旧有的土司地方相称,但却为之后改设为正式政区奠定了行政与地理上的基础。弹压委员地位不高,又受到已废土官势力及承审州、厅、县的内外制约,加之清末民初的时局,其在土司地方施政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及与外界的交流。在废土设县之时,弹压委员又成为积极推动者,使得土司地区最后可以正式
文章利用传统文献与档案资料,首先就吐鲁番直隶厅的设置时间(乾隆说、咸丰说与光绪说)进行了考辨,兼论作为行政区划厅的标准问题;其次论述了传统文献及“遗留性史料”档案记载中的“吐鲁番厅”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边疆直隶厅;最后论述了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吐鲁番后,善后局与吐鲁番厅两个并行权力机构的情况及其关系问题。光绪七年(1881)善后局归并同知后,完全意义上的吐鲁番行政直隶厅得以出现。吐鲁番直隶厅的历史嬗变正是清朝治理西北边疆社会在民政领域由“因俗而治”到边疆与内地行政体制一体化的真实写照。
安帝时,由于滇零羌乱,北地郡内徙至冯翊。羌乱平定后,顺帝令复郡旧境。此时北地诸属县较西汉时已大多被裁撤,剩余六县复归旧县境。顺帝后期,羌乱再起,北地再度内迁至冯翊,大概在桓帝时,又迁回了旧境。灵帝后期西北陷入战乱,直到曹操平定关陇,才恢复对那里的控制。曹操曾迁徙边境上的五原、武都等郡置于内地,北地郡彻底内迁至关中平原并确定魏晋时期的版图,亦应在曹操主政的建安年间。
学界对真番的历史概况知之甚少。作者认为真番人来源于发人,真番国地望位于发人故地,地域分布范围在今东辽河中上游、梅河、柳河、辉发河中上游、浑江中上游流域,南界直至鸭绿江中游北岸,北界和东界都与濊人相邻。汉初武帝消灭卫氏朝鲜后,在真番国故地设置真番郡,真番郡郡治设在霅县,地望位于沸流水,即今富尔江流域,县治(所)可能是富尔江畔的转水湖山城。始元五年(前82年),真番郡并入玄菟郡,真番人自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光绪年间放垦迎来全面开放时期的前夕,蒙古王公、清廷、领荒佃户三股势力之间利益博弈尤为激烈的郭尔罗斯前旗,因增夺地租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一场暴力武装冲突,即“农安惨案”。该惨案是晚清蒙古地方全面放垦前各涉事利益群体围绕增夺地租进行利益博弈的典型事件。农安惨案的发生清廷负有责任,此外惨案发生前民间和平请愿聚会被当地“教匪”利用,演化成对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村落,乡民们怀有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我曾经走马观花式地到过江西、广东的不少村落,在许多村落中,我往往幸运地看到这些村落家族的族谱。这些族谱几乎都记载了乡土知识分子对家乡的热情讴歌和赞美,这种朴素的情感最集中的体现在“XX八景”,八景以图配诗的形式,将村落的景观一一标示,文辞优美,
民族民俗学家过伟先生,出版了《中国女神》,读后我认为有两大突出特点很值得赞赏:
他们选择在流动中生活,在正经历着文化变迁的街道上弹唱、行吟。向匆匆来往的陌生人寄予着感情,表述着心灵,以街头音乐的方式生存着。他们是需要钱来维持生计吗?还是在等待一个会心的相遇?灵魂偶然的一个悸动?
《新青海》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报刊文化现象诞生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及边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求学与工作的青海籍知识分子成立的新青海社所创办的月刊,是边疆地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反映。它作为历史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与学科价值,既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又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边疆学”的边疆人的本土话语对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学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