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创作上的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与吕俊华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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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吕俊华同志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上发表《论自发性》一文,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自发性对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有启迪性、发人深思的问题,值得一读。但卒读之后,又未免使人产生疑窦。吕俊华同志说:“艺术作品的魅力来自真诚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而真诚必须是自发的……凡有意识地抱有某种目的的文学都很难完成文学本来的目的。”“许多作者都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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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李商隐诗的美意象,主要有静态意象、动态意象、典故意象、色彩意象与丽藻意象。静态意象,是由名词或名词词组叠加构成的复杂意象。这种意象拒绝一般逻辑思维与语法分析,因为诗句中没有任何虚词连接,它不含语法习惯与规范。各个单一名词意象表面上互不关连而独立存在,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架有一道诗人情感彩虹的桥梁,所谓“语不接而意接”。静态意象很精练,密度大,自成一个画面结构,激发读者的想象。如《夜饮》诗“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一联,有四个独立的名词意象,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包含着诗人一生沉沦坎坷的痛苦
<正> 无论怎么说,我们已在困扰中了——权威的大厦坍塌了,古旧的伦理化的、宗教情感的审美原则,百孔千疮,捉襟见肘。文学艺术是什么?美是什么?人的自然存在在文学艺术中应有怎样的位置?当文学艺术更充分更全面地展现人,如此,审美需求,审美愉悦,与其说是情感的,毋宁说是生命的——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到一个久长的梦魇——伦理价值与宗教情感的追逐与压抑。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到确认生命自然,确认生命自然价值的意义。当然,这决非那种非社会的、动物式的希求与满足。什么是伦理价值? 审美中的生命自然价值应该是感性的
<正> 今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倡导召开的“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模式”讨论会上,在京的十六位中外评论家、作家及女性文学研究者共同探讨了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现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模式化问题。朱虹在发言中提出了“夏娃模式”的普遍现象,她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正反映了男性深层心理中对女性的惧怕。李小江指出,中国女性文学的模式有一个寻找自我的母题。新时期女性文学中这个母题也表现出一次模式化的过程,即从自我意识觉醒、寻找理想男人到否定男人回到自我的过程。孟悦在发言中将视点投射到中
<正> 近几年来,文艺界理论界蔓延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在《文学评论》上也有一定表现,特别是在今年第四期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诬蔑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历史无可避讳》中,作者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诬蔑为“形而上学猖獗的非民主空间”。这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刘晓波在香港《解
<正> 我是《文学评论》的长期的忠实的读者。早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将《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作为业余的读本。后来到文学研究所从事美学研究工作,更与这份刊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亲眼目睹了它的饱经风霜。特别是在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学评论》的复刊,更给我这样的读者带来了无比的欢欣和希望。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评论》杂志是有相当深厚的、复杂的、难于完全表述的感情的。
<正> 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也同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一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它已经经过四十年的奋斗历程。回顾和总结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完全必要的。应当说,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非常欢迎《文学评论》能够发表总结古典文学研究经验教训的
<正>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文学评论》进行检查、整顿的决定,文学研究所最近邀请所内各方面人士,连续多次召开座谈会。与会同志对《文学评论》今年第四期刊载的若干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尖锐地批评。大家认为,《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武断地判定“坚执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而这个内核即“工具论”又是非科学、非美学的;
<正> 《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以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历史无可避讳》的文章,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诬为“偶象”,号召“有志者……努力走出其阴影”。文前的《编者按》也支持说:“我们不惮于某些旧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动摇和失落”,因为它们是“历史发展的惰力”。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问题在于,《文学评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难道仅仅是学术探讨的失误吗?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
<正> 它在寻求着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又抛弃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里——莱蒙托夫《帆》《文学评论》本年第4期卷首编者按写道:“我们不惮于某些旧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动摇和失落,勇于探讨和创立新思维、新观念、新学说。”“动摇和失落”、“寻求与抛弃”——本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在心态上遥相呼应。然而后者寻找的是推翻野蛮残暴的沙皇封建专制
<正> 邓小平同志6月9日讲话中重申了他已多次提出过的意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但是“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因此“要两手抓”;并指出这几年“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这些话,对于我们反思这几年文学评论工作,同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推进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变革和介绍、吸取西方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