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毛泽东研究的若干突破——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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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毛泽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前。这是毛泽东研究的拨乱反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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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直把工业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他们相信,发展工业,可以解决不断增长的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严格按照斯大林的发展模式:集国家主要的财力物力于基本建设和重工业,尽量征收农民的收入。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30%被用于扩大再生产。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一构想提出的过程,这里选载了邓小平等关于“一国两制”的一组论述。这组论述分别摘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谈增和文章,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排,标题为编者所拟。
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毛泽东多次提倡领导干部要学一点政治经济学。1958年儿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让广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便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常常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鲜明的思想特色。对这些思想特色越了解,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也越深刻。在学习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论述时,我们就突出地感觉到这一点。
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
王稼祥在谈到我国对外工作时曾说过:“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一向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国际战略”。的确,毛泽东对我国外交工作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每一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深谋远虎,精辟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国际关系的酱遍原则。周恩来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两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对印度政府代表团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方面军乘着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大举进攻的伟大胜利的余威,由湘西底桑植出发,北上抗日了。由于天险的长江,横断苏区北面,敌人有严密的守备,不能使我们向北直进,直达抗日前进阵地,这样便不能不在战略上取大的迂回,由西再转向北;行动的开始,首先以大胆底战略战术机动,突破澧水、沅江,直抵湘中,横跨资、沅两水,与正在开展新的胜利的陕北红军及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事件不约而同的互相配合,遥相呼应,这时候正是十二月初旬。
深秋的北京街头,红叶烂漫。我们按响了西城区一个普通的老式四合院的门铃,这是萧克将军的家。应声而来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萧老正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会客室里,我们见到了83岁高龄的衍克将军。寒暄过后,我们拿出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的一批档案中查到的署名“萧克”的《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油印件,清萧老辨认。萧老带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1949年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