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的巩固、发展、壮大、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突出的是，任弼时对党性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是坚持党性原则的典范。
　　“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
　　任弼时认为，共产党员要掌握马列主义，要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无限的忠实和坚定，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同时，他还指出，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必须反对机会主义，向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对那些侮辱和曲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年轻气盛的任弼时三次要求发言，都被陈独秀拒绝。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竟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讲了意见书的内容。
　　6月底，任弼时委托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提交共青团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陈独秀“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他提出，在国共合作的北伐中，党“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叫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也非常尊重陈独秀，视其为师长，但这并没有影响任弼时对真理的坚持。
　　“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这掷地有声的话，正是对党性的最好诠释。
　　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党性的标志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党克服自身问题， 不断砥砺向前的有力武器，也是党性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任弼时堪称楷模。
　　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也犯过错误，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失误。对此，他毫不隐讳，而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
　　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任弼时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是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錯误。”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他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执行的路线还是五中全会临时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在土地问题上、军事问题上，都有“左”的错误；在肃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说：“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
　　必须承认，在党的干部中，进行批评，尤其是自我批评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能当众进行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难能可贵。
　　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任弼时把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认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在延安枣园期间，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央机关、组织、外事、农委、妇委、青委等工作，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每天几乎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
　　盛夏的一天下午， 任弼时走出办公窑洞，出枣园的大门向平川里走去，一路上只见满川的玉米晒黄了叶子，心里不免焦灼不安。正巧碰上几个农民在浇地，可是水流很小，半天也浇不了一块地。任弼时走上前去打招呼：
　　“老乡，在浇地啊？ ”
　　“天旱浇园子嘛。”老乡头也不抬地说。
　　“可是看这细水像猫尿一样，什么时候能浇一遍啊。”任弼时说。
　　“有水总比没水强。”
　　任弼时又问：“这水原来就这么小吗？ ”
　　老乡说：“不是的。这渠刚修好那年水很大，后来年久失修，到处渗漏，水就越来越小了。”
　　任弼时沉思一阵问：“那水源有问题么？ ”
　　“水源没问题，只要渠修好了，水是用不完的。”
　　任弼时果断地说：“那好，我马上动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帮你们修渠。”
　　回到枣园，任弼时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交任弼时负责。所有的机关干部全部出动，日夜奋战，没用一周时间，一条长6千米、宽4米的大渠就修成了。水渠修好后，村民们引水浇地，干枯的庄稼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人们非常高兴，给这条渠取名为“幸福渠”。
　　强调“思想”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
　　194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随即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
　　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核心成员和毛泽东的亲密助手的任弼时，把宣传、阐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视为己任，投入满腔热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把《决定》的精神化为全党增强党性的具体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有20年的历史，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在全党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有不少党员特别是广大基层党员，对于什么是党性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有人认为“服从上级”就是党性强的全部表现，还有人认为只要“按时到会”“缴了党费” 就是有了党性。针对上述情况，1941年下半年，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重点阐述了中央为什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什么是党性以及怎样增强党性等问题。任弼时撰写的文章和所作的报告，回答了学员、教员提出的许多问题。
　　任弼时在文章与报告中，把“思想”摆在党性标准的首位，强调了“思想”在党性标准中的突出地位。他指出：过去我们认为党性比较偏重于组织方面，这也是对的，但不大全面；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中央政治局对思想领导方面，予以了特别注意，在中央政治局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几项，把思想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任弼时强调：“毛主席把这个问题提出之后，使我们对于党性的认识才展开了，党性不仅包括组织观念，而且包括思想、政治等，就是这个道理。”
　　任弼时关于党性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全党深刻认识加强党性教育的迫切性以及如何增强党性锻炼，都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梁衍军荐自《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