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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流超旷的苏轼曾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韩二人同属唐宋散文八大家，也都曾被贬岭海之地。苏轼一生三次遭贬，贬谪之地分别为黄州（今湖北黄冈）、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韩愈一生也遭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和潮州。二人在贬谪期间都有大量创作，这些作品是今人探究其贬时期心路历程最好的素材。
关键词：苏轼 贬谪作品 心路历程 韩愈
年逾花甲，生命之烛即将燃尽的苏轼曾在《自题金山寺画像》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①如果就苏轼的功业而言，这是他历经宦海沉浮之后的一种自嘲，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成果而言，这种自我评价堪称精妙。
一、黄州时期：穷则独善其身
黄州是苏轼贬谪生涯的开端，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三个月。
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遭新党深文罗织，逮系御史台受审，这就是“乌台诗案”。如果没有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如果没有亲友的大力营救，一代文豪苏轼的性命可能也就终结于御史台的监狱了。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可谓九死一生，最终他顶着“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虚衔来到荒凉偏僻的小城黄州。
黄州时期的苏轼落寞伤感，郁郁不乐。这一点，我们从他黄州时期的诗歌中可见一斑。虽然《初到黄州》诗，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描写，我们似乎可以从中体味出诗人初到黄州的喜悦之情。但这实际上只是诗人故意提高对贬谪生活的期望值，借以挣脱苦闷情绪的包围，佯作旷达而已。②“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贵也”作于宋元丰三年（1080），该诗刻画了一株幽独孤高、风姿绰约却流落天涯的蜀中名花海棠。全诗以花自喻，伤感失意之情时有流露。寒食在古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节日，苏轼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寒食雨二首》其一云：“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空庖”“寒菜”“破灶”“湿苇”“乌鸦”等众多凄凉意象的组合映衬的正是诗人凄冷落寞的心态。
苏轼在黄州时期每年作诗的数量远低于其一生平均数，但这一时期他每年的词作数量远高于一生的平均数，堪称其词作的巅峰时期。词在当时人眼里只是遣情娱乐、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因言事获罪的苏轼在这一阶段畏祸心理犹存，但无罪遭贬的胸中块垒不吐不快，因而只能借助于词了。
苏轼的词作和为人一向以旷达著称，但事实上初到黄州的他终日闭门不出，蒙头大睡，仅敢在夜深人静时走出房门，于是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就这样诞生了。该词刻画了一只惊慌失措、无处容身的孤鸿，它因受惊而回头，心中有怨恨却不敢去诉说。始脱囹圄的苏轼，此刻惊魂甫定，如惊弓之鸟，他正是词中描写的那只“惊起却回头”“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在作于元丰三年（1080）中秋的《西江月》中，作者也因人生如梦、世态炎凉、白发已生、云妨明月（喻群小当道）而“把盏凄然”。元丰四年（1081）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则借惜花伤春表达年华易逝的感慨和宦海沉浮的惆怅。全词看似婉约，实则沉郁。苏轼在比该词写作时间稍后的《满庭芳·蜗角虚名》则声称：“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元丰五年（1082）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有“萧萧暮雨子规啼”之句，黄昏时分，杜鹃啼鸣，凄凉悲冷，勾人愁思，这映衬的正是诗人贬官失意的情怀。“好山水把逐臣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③黄州南临长江，这让自幼就与长江结缘的苏轼创作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的不朽佳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般被视作苏轼词旷达的代表作。该词中蕴含了人生如梦的思绪、英雄易老的慨叹，情绪非常低沉。但这些情愫映衬在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无比深邃的历史沉思中，所以变得厚重和不可捉摸了。因而被误认为是旷达之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临江仙》有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渴望脱名缰利锁，驾一叶扁舟消失在渺无边际的烟波之中，试问如果眼前的一切是如意的，他会想要逃脱吗？
从苏轼黄州时期与友人的来往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彼时诗人的心态。如在他给友人李之仪的信中，曾陈述心迹：“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④在写给陈季常的信中又说：“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传闻京师，非细事也。”⑤据《宋史·地理志》记载，“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可见黄州是个交通要道，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偶有故旧拜访，苏轼也是坚信“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黄州时期的苏轼，惧祸心理极重，唯求自安。元丰七年（1084），当苏轼接到宋神宗诏令得以离黄北上之时，苏轼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
黄州是苏轼的第一贬所，韩愈的第一贬所是阳山。唐贞元十九年先旱后霜，农业歉收，民不聊生。韩愈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讥状》弹劾隐瞒灾情的京兆尹李实，结果却被贬官阳山。贬官阳山之后，韩愈心情极坏。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表达了三种感情。
一是描写阳山地区的穷荒、野蛮和对衣食住行的种种不适应。“阳山穷邑惟猿猴”（《刘生》）极写阳山地区的穷困。“毒雾恒熏昼”“夷言听未惯”（《县斋有怀》）则是描写阳山地区瘴气弥漫、语言不通、气候怪异。“下床畏蛇食畏药”（《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和“一蛇两头未见曾”“怪鸟鸣唤令人憎”“盅虫群飞夜扑灯”（《永贞行》）是写该地毒蛇、毒虫频繁出没，须臾之间有性命之忧。二是表达人生失意之感和归耕田园的愿望。贬所阳山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无罪遭贬的悲惨际遇，使韩愈愁肠百结，长期处于“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感春四首》其四）的抑郁情绪之中。《县斋有怀》是韩愈自述生平的重要作品。诗人自述其虽有“事业窥皋稷”的雄心和“文章蔑曹谢”的才华，却“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因而产生了“长去事桑柘”的归隐之意。三是对陷害自己的奸佞小人进行无情的抨击，诗人在《君子法天运》中将君子与小人进行对比，认为君子“心如皎皎”，小人则善于投机取巧，趋利忘义。 阳山之贬使韩愈的诗风在怪奇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一方面这次贬谪使韩愈的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南国荒僻险怪的景观为其诗风的嬗变提供了可能的素材。如“惊雷”“怒涛”“怪鸟”“盅虫”“毒蛇”等北方罕见的物象却在韩愈这一时期的诗作中频繁出现。
二、惠州时期：君子有责于斯世
宋元八年（1093）哲宗亲政，旧党再次得势，苏轼重被弹劾诬陷，又一次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于次年远谪惠州安置，苏轼前后寓居惠州三年。
南迁惠州的途中，在八月七日这一天，诗人的船进入赣江。赣江长达三百八十里，中间要经过包括闻名遐迩、倾覆无数船只的惶恐滩在内的十八处险滩。面对如此情形，诗人百感交集，作诗《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在远离京都的惶恐滩上，诗人孤身一人像一叶浮萍，但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诗人依旧诙谐地宣称，自己可以做官家的水手，对于要走的路早已了然于胸，不必去问渡口在哪里。该诗集蔑视与嘲笑为一炉，传达出的也不仅仅是诗人对待苦难的乐观之情，更多的是对奸佞的蔑视之感。而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请求制止京师狂热的宗教活动，触怒宪宗，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当其行至蓝关时，面对云横秦岭、雪拥蓝关之景，顿感前路渺茫，万念俱灰。
又过了数日，苏轼来到清远县，趁便向一位姓顾的秀才打听惠州的风土。顾秀才告诉他惠州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正可谓是：“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韩愈南谪潮州路过泷江时曾写过《泷吏》诗，该诗借泷吏之口写出了潮州地理位置之偏远，环境之恶劣。“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潮州与惠州都濒临南海，其风物当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大概只能解释为苏轼心胸旷达因而对未知的前途无所畏惧，而韩愈却心怀恐惧，因而将潮州视作险途。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苏轼在贬惠途中多达观之音，韩愈在谪潮途中则多凄苦之音。
苏轼屡因文字之祸遭贬，但是惠州时期的他仍然以笔为剑，为民请命。诗人在贬谪惠州途经庐陵时，曾写作《秧马歌》，意在推广此种新型插秧工具。谪居惠州时期诗人也曾写《荔枝叹》，该诗描写了汉唐两带传送、进贡荔枝的情景和弊政之后，不无感慨地说：“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此诗借古讽今、警醒当权者。苏轼幼时曾与母亲一起读《范滂传》，立志要做范滂。若干年后，身在朝廷，诗人面折廷争，不惜性命；远离魏阙，依旧讥刺时事，心忧天下，可算是真正完成了年少时的宏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愈在贬谪潮州前后判若两人，被贬前铁骨铮铮，力排佛道；贬潮后，骨气全无，上表请罪。其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先是反省自己的“狂妄戆愚”“言涉不敬”“万死犹轻”，紧接着极力渲染潮州的险恶环境，“飓风鳄鱼，祸患不测。毒瘴雾气，日夕发作。”称自己“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最后极力歌颂宪宗皇帝，称其躬勤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甚至劝其“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⑥。
惠州时期的苏轼已经不像在黄州时那样战战兢兢，唯求自安。对于生活，他说“三年瘴海上，岭南真吾家”，因此他几乎用掉了全部的积蓄，建造了白鹤峰新居，打算“长做岭南人”。对于迫害自己的奸佞，他敢于发出反抗的呼声。对于政治，他仍心忧黎民，针砭时事，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惠州时期的苏轼已经跳出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限制，而强调“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声名甚广，堪称苏轼寓居惠州期间生活、心态的绝妙写照。传说当此诗传到汴京之后，苏轼的政敌章就立即下令把时年六十二岁的苏轼贬往了天涯海角的儋州。
三、儋州时期：此心安处是吾乡
宋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面积地追剿“元党人”，这一年的闰二月，苏轼再次接到谪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
儋州，时人称之为“蛮荒”，生存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此时的苏轼已经是六十二岁的高龄，疾病和贫穷萦绕着他。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⑦除了“大率皆无”之外，儋州的饮食习惯和语言都与北方迥异。但苏轼仍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异方食物，他同黎族人民一样“食芋饮水”。他兴致勃勃地品尝腥臊的海产且作《食蚝》一文赞美之，文末说：“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⑧
初得召命远谪儋州的苏轼就作诗云：“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多次的贬谪已成就了诗人随遇而安的心性，常年的羁旅漂泊使他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经历过宦海沉浮的他，此时进入了思想上的澄明安适之境。虽被贬至蛮荒的海南岛，但苏轼依旧达观地认为“天其以为我箕子”，他想要效仿周武王时将中华的礼乐文明传播到朝鲜的箕子。儋州时期的苏轼，时刻不忘向黎族百姓传播文化知识和农耕经验，因背负着“罪人”身份，所以只能通过纯粹民间的方式和个人的感召力来扩大影响力。
苏轼在岭海时期的诗文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最显著地体现在他的“和陶诗”。黄庭坚曾以“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两句诗来概括苏轼在岭南的生活，成为一时传颂的名言。苏轼曾经评价陶渊明的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之所以会在岭海时期尽和陶诗，一方面是仰仗陶渊明的为人——性刚才拙，与物多舛。其次，陶渊明的诗较少人工雕琢而自然朴素的境界与苏轼晚年达到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是一样的。韩愈晚年贬谪潮州之后的作品也由怪诞不经、豪横乖张向平淡冲和演变，这可能与潮州之贬的意外打击有关。{9}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作品创作方面，黄州时期是苏轼词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他在儋州时期的诗歌风格趋向平淡冲和，意味绵长。韩愈阳山时期多险僻乖张之作，潮州时期却多平淡含蓄之作。在心路历程方面，苏轼在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过程中，从如同惊弓之鸟、惟求自保到惠州时期勇于关心时政再到儋州时期的“此心安处即吾乡”，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韩愈，却处处流露出对贬谪生活的不适应。谪居阳山时，内心有无穷的苦闷；谪居潮州时，先是对未知的前途流露出极大的恐惧，后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表现出前倨后恭的态度。这也多为后人诟病。那么二人对待贬谪，表现出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几个：
首先，苏轼一生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从各种思想中吸取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因素而无门户之见，因而无论境遇顺逆，都能淡然处之，林语堂曾称其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韩愈则是一个严格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建立儒学道统、辅佐王朝中兴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内容。根据现有资料显示，韩愈当初坚决反佛仅是为了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优越地位。贬谪潮州后，因与一些佛教人物交往而对佛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反佛的态度也就不那么强硬了。其次，苏轼才华横溢，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他的散文、诗歌、词、书法、绘画在北宋都跻身第一流的行列。在贬谪黄州期间，他发明东坡肉；在惠州时期自创真一酒；在儋州期间，他又发明了保健三法。再次，苏轼贬居期间，广交朋友，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释了诗人无罪遭贬的失意落魄之感。韩愈却几乎只与大颠和尚一人来往，因而落寞的情绪很难得到排解。
①⑦⑧ 莫砺锋：《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第172页，第173页。
② 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第5期，第94页。
③④⑤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第96页，第96-97页。
⑥ 卞孝萱、张清华：《韩愈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⑨ 张清华：《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关键词：苏轼 贬谪作品 心路历程 韩愈
年逾花甲，生命之烛即将燃尽的苏轼曾在《自题金山寺画像》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①如果就苏轼的功业而言，这是他历经宦海沉浮之后的一种自嘲，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成果而言，这种自我评价堪称精妙。
一、黄州时期：穷则独善其身
黄州是苏轼贬谪生涯的开端，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三个月。
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遭新党深文罗织，逮系御史台受审，这就是“乌台诗案”。如果没有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如果没有亲友的大力营救，一代文豪苏轼的性命可能也就终结于御史台的监狱了。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可谓九死一生，最终他顶着“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虚衔来到荒凉偏僻的小城黄州。
黄州时期的苏轼落寞伤感，郁郁不乐。这一点，我们从他黄州时期的诗歌中可见一斑。虽然《初到黄州》诗，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描写，我们似乎可以从中体味出诗人初到黄州的喜悦之情。但这实际上只是诗人故意提高对贬谪生活的期望值，借以挣脱苦闷情绪的包围，佯作旷达而已。②“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贵也”作于宋元丰三年（1080），该诗刻画了一株幽独孤高、风姿绰约却流落天涯的蜀中名花海棠。全诗以花自喻，伤感失意之情时有流露。寒食在古代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节日，苏轼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寒食雨二首》其一云：“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空庖”“寒菜”“破灶”“湿苇”“乌鸦”等众多凄凉意象的组合映衬的正是诗人凄冷落寞的心态。
苏轼在黄州时期每年作诗的数量远低于其一生平均数，但这一时期他每年的词作数量远高于一生的平均数，堪称其词作的巅峰时期。词在当时人眼里只是遣情娱乐、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因言事获罪的苏轼在这一阶段畏祸心理犹存，但无罪遭贬的胸中块垒不吐不快，因而只能借助于词了。
苏轼的词作和为人一向以旷达著称，但事实上初到黄州的他终日闭门不出，蒙头大睡，仅敢在夜深人静时走出房门，于是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就这样诞生了。该词刻画了一只惊慌失措、无处容身的孤鸿，它因受惊而回头，心中有怨恨却不敢去诉说。始脱囹圄的苏轼，此刻惊魂甫定，如惊弓之鸟，他正是词中描写的那只“惊起却回头”“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在作于元丰三年（1080）中秋的《西江月》中，作者也因人生如梦、世态炎凉、白发已生、云妨明月（喻群小当道）而“把盏凄然”。元丰四年（1081）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则借惜花伤春表达年华易逝的感慨和宦海沉浮的惆怅。全词看似婉约，实则沉郁。苏轼在比该词写作时间稍后的《满庭芳·蜗角虚名》则声称：“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元丰五年（1082）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有“萧萧暮雨子规啼”之句，黄昏时分，杜鹃啼鸣，凄凉悲冷，勾人愁思，这映衬的正是诗人贬官失意的情怀。“好山水把逐臣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③黄州南临长江，这让自幼就与长江结缘的苏轼创作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的不朽佳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般被视作苏轼词旷达的代表作。该词中蕴含了人生如梦的思绪、英雄易老的慨叹，情绪非常低沉。但这些情愫映衬在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无比深邃的历史沉思中，所以变得厚重和不可捉摸了。因而被误认为是旷达之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临江仙》有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渴望脱名缰利锁，驾一叶扁舟消失在渺无边际的烟波之中，试问如果眼前的一切是如意的，他会想要逃脱吗？
从苏轼黄州时期与友人的来往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彼时诗人的心态。如在他给友人李之仪的信中，曾陈述心迹：“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④在写给陈季常的信中又说：“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传闻京师，非细事也。”⑤据《宋史·地理志》记载，“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可见黄州是个交通要道，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偶有故旧拜访，苏轼也是坚信“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黄州时期的苏轼，惧祸心理极重，唯求自安。元丰七年（1084），当苏轼接到宋神宗诏令得以离黄北上之时，苏轼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
黄州是苏轼的第一贬所，韩愈的第一贬所是阳山。唐贞元十九年先旱后霜，农业歉收，民不聊生。韩愈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讥状》弹劾隐瞒灾情的京兆尹李实，结果却被贬官阳山。贬官阳山之后，韩愈心情极坏。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主要表达了三种感情。
一是描写阳山地区的穷荒、野蛮和对衣食住行的种种不适应。“阳山穷邑惟猿猴”（《刘生》）极写阳山地区的穷困。“毒雾恒熏昼”“夷言听未惯”（《县斋有怀》）则是描写阳山地区瘴气弥漫、语言不通、气候怪异。“下床畏蛇食畏药”（《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和“一蛇两头未见曾”“怪鸟鸣唤令人憎”“盅虫群飞夜扑灯”（《永贞行》）是写该地毒蛇、毒虫频繁出没，须臾之间有性命之忧。二是表达人生失意之感和归耕田园的愿望。贬所阳山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无罪遭贬的悲惨际遇，使韩愈愁肠百结，长期处于“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感春四首》其四）的抑郁情绪之中。《县斋有怀》是韩愈自述生平的重要作品。诗人自述其虽有“事业窥皋稷”的雄心和“文章蔑曹谢”的才华，却“身将老寂寞，志欲死闲暇”，因而产生了“长去事桑柘”的归隐之意。三是对陷害自己的奸佞小人进行无情的抨击，诗人在《君子法天运》中将君子与小人进行对比，认为君子“心如皎皎”，小人则善于投机取巧，趋利忘义。 阳山之贬使韩愈的诗风在怪奇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一方面这次贬谪使韩愈的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南国荒僻险怪的景观为其诗风的嬗变提供了可能的素材。如“惊雷”“怒涛”“怪鸟”“盅虫”“毒蛇”等北方罕见的物象却在韩愈这一时期的诗作中频繁出现。
二、惠州时期：君子有责于斯世
宋元八年（1093）哲宗亲政，旧党再次得势，苏轼重被弹劾诬陷，又一次成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于次年远谪惠州安置，苏轼前后寓居惠州三年。
南迁惠州的途中，在八月七日这一天，诗人的船进入赣江。赣江长达三百八十里，中间要经过包括闻名遐迩、倾覆无数船只的惶恐滩在内的十八处险滩。面对如此情形，诗人百感交集，作诗《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在远离京都的惶恐滩上，诗人孤身一人像一叶浮萍，但就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诗人依旧诙谐地宣称，自己可以做官家的水手，对于要走的路早已了然于胸，不必去问渡口在哪里。该诗集蔑视与嘲笑为一炉，传达出的也不仅仅是诗人对待苦难的乐观之情，更多的是对奸佞的蔑视之感。而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请求制止京师狂热的宗教活动，触怒宪宗，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当其行至蓝关时，面对云横秦岭、雪拥蓝关之景，顿感前路渺茫，万念俱灰。
又过了数日，苏轼来到清远县，趁便向一位姓顾的秀才打听惠州的风土。顾秀才告诉他惠州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正可谓是：“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韩愈南谪潮州路过泷江时曾写过《泷吏》诗，该诗借泷吏之口写出了潮州地理位置之偏远，环境之恶劣。“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潮州与惠州都濒临南海，其风物当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大概只能解释为苏轼心胸旷达因而对未知的前途无所畏惧，而韩愈却心怀恐惧，因而将潮州视作险途。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苏轼在贬惠途中多达观之音，韩愈在谪潮途中则多凄苦之音。
苏轼屡因文字之祸遭贬，但是惠州时期的他仍然以笔为剑，为民请命。诗人在贬谪惠州途经庐陵时，曾写作《秧马歌》，意在推广此种新型插秧工具。谪居惠州时期诗人也曾写《荔枝叹》，该诗描写了汉唐两带传送、进贡荔枝的情景和弊政之后，不无感慨地说：“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此诗借古讽今、警醒当权者。苏轼幼时曾与母亲一起读《范滂传》，立志要做范滂。若干年后，身在朝廷，诗人面折廷争，不惜性命；远离魏阙，依旧讥刺时事，心忧天下，可算是真正完成了年少时的宏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愈在贬谪潮州前后判若两人，被贬前铁骨铮铮，力排佛道；贬潮后，骨气全无，上表请罪。其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先是反省自己的“狂妄戆愚”“言涉不敬”“万死犹轻”，紧接着极力渲染潮州的险恶环境，“飓风鳄鱼，祸患不测。毒瘴雾气，日夕发作。”称自己“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最后极力歌颂宪宗皇帝，称其躬勤听断，旋乾转坤，关机阖开，甚至劝其“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⑥。
惠州时期的苏轼已经不像在黄州时那样战战兢兢，唯求自安。对于生活，他说“三年瘴海上，岭南真吾家”，因此他几乎用掉了全部的积蓄，建造了白鹤峰新居，打算“长做岭南人”。对于迫害自己的奸佞，他敢于发出反抗的呼声。对于政治，他仍心忧黎民，针砭时事，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惠州时期的苏轼已经跳出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限制，而强调“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
绍圣四年（1097），苏轼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声名甚广，堪称苏轼寓居惠州期间生活、心态的绝妙写照。传说当此诗传到汴京之后，苏轼的政敌章就立即下令把时年六十二岁的苏轼贬往了天涯海角的儋州。
三、儋州时期：此心安处是吾乡
宋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面积地追剿“元党人”，这一年的闰二月，苏轼再次接到谪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
儋州，时人称之为“蛮荒”，生存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此时的苏轼已经是六十二岁的高龄，疾病和贫穷萦绕着他。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⑦除了“大率皆无”之外，儋州的饮食习惯和语言都与北方迥异。但苏轼仍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异方食物，他同黎族人民一样“食芋饮水”。他兴致勃勃地品尝腥臊的海产且作《食蚝》一文赞美之，文末说：“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⑧
初得召命远谪儋州的苏轼就作诗云：“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多次的贬谪已成就了诗人随遇而安的心性，常年的羁旅漂泊使他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经历过宦海沉浮的他，此时进入了思想上的澄明安适之境。虽被贬至蛮荒的海南岛，但苏轼依旧达观地认为“天其以为我箕子”，他想要效仿周武王时将中华的礼乐文明传播到朝鲜的箕子。儋州时期的苏轼，时刻不忘向黎族百姓传播文化知识和农耕经验，因背负着“罪人”身份，所以只能通过纯粹民间的方式和个人的感召力来扩大影响力。
苏轼在岭海时期的诗文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最显著地体现在他的“和陶诗”。黄庭坚曾以“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两句诗来概括苏轼在岭南的生活，成为一时传颂的名言。苏轼曾经评价陶渊明的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之所以会在岭海时期尽和陶诗，一方面是仰仗陶渊明的为人——性刚才拙，与物多舛。其次，陶渊明的诗较少人工雕琢而自然朴素的境界与苏轼晚年达到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是一样的。韩愈晚年贬谪潮州之后的作品也由怪诞不经、豪横乖张向平淡冲和演变，这可能与潮州之贬的意外打击有关。{9}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作品创作方面，黄州时期是苏轼词作乃至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他在儋州时期的诗歌风格趋向平淡冲和，意味绵长。韩愈阳山时期多险僻乖张之作，潮州时期却多平淡含蓄之作。在心路历程方面，苏轼在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过程中，从如同惊弓之鸟、惟求自保到惠州时期勇于关心时政再到儋州时期的“此心安处即吾乡”，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韩愈，却处处流露出对贬谪生活的不适应。谪居阳山时，内心有无穷的苦闷；谪居潮州时，先是对未知的前途流露出极大的恐惧，后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表现出前倨后恭的态度。这也多为后人诟病。那么二人对待贬谪，表现出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几个：
首先，苏轼一生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从各种思想中吸取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因素而无门户之见，因而无论境遇顺逆，都能淡然处之，林语堂曾称其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韩愈则是一个严格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建立儒学道统、辅佐王朝中兴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内容。根据现有资料显示，韩愈当初坚决反佛仅是为了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优越地位。贬谪潮州后，因与一些佛教人物交往而对佛教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反佛的态度也就不那么强硬了。其次，苏轼才华横溢，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他的散文、诗歌、词、书法、绘画在北宋都跻身第一流的行列。在贬谪黄州期间，他发明东坡肉；在惠州时期自创真一酒；在儋州期间，他又发明了保健三法。再次，苏轼贬居期间，广交朋友，积极融入当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释了诗人无罪遭贬的失意落魄之感。韩愈却几乎只与大颠和尚一人来往，因而落寞的情绪很难得到排解。
①⑦⑧ 莫砺锋：《漫话东坡》，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第172页，第173页。
② 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第5期，第94页。
③④⑤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第96页，第96-97页。
⑥ 卞孝萱、张清华：《韩愈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⑨ 张清华：《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