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曾在中国的历史上活跃了2500年。它是一个群体的代称，也是中国文化符号中的一种“情怀”隐喻。而当代，“文人”的称呼大大被弱化了，这个传统文化中的主力军以西化了的“作家”、“学者”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面对汹涌的文化侵袭，传统文化又何以依托“文人”自居？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停止探索步伐，他们在考虑这个民族该如何审美。
　　用时代的眼光守望文人的故土情怀
　　李庚作为李可染先生最小的子女，自幼在李可染身边长大，李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李庚在成长阶段铺就了坚实的文化积淀。青年时期的李庚已在绘画上颇有建树，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有自己的思考。1980年，李庚来到了当时与美国东西呼应的世界艺术中心——日本求学。80年代日本的美术思潮受到“包豪斯”的影响，当代艺术遍地开花，众多的艺术形式被细化，李庚正在这时带着中国的传统艺术融入了汹涌澎湃的艺术大潮中。京都市立艺术学院毕业后，李庚先后在日本、德国从事水墨研究、教学。
　　几十年的海外经历让李庚洞悉了世界艺术潮流与民族文化交融，也发现很多西方人以片面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他说：“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和世界互通的地方很多。有时候融合的口径大，有时候融合的口径小，而我正是在融合小的时候出的国。在日本的早些年，国外对当代中国持否定态度的比较多，那是因为外国评论家没有能力评论中国当代艺术。”对此他直言不讳：“你们还是坐飞机到北京看看再说话吧。”李庚这种引领西方站在立体的、多层面的角度去看待东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西方艺术家的广泛认可。
　　李庚热爱祖国，热爱传统文化，这是他把中国艺术思想传播海外的动力，也是李可染大师毕生的追求。关于儿时对父亲的记忆，李庚回忆说：“他对子女的教育是身教多于言教，他是一个学者型，说的话很少，总是看他在写字台前画画、读书，在用功。他的出身穷苦，但不妨碍精神富有;他一生简朴，但在美院的教授里藏书最多。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每周都至少两次去故宫，无论雨雪;在故宫在每张画前都要站十分钟，没人比他站的久，看得出对那些画他是怀有敬意的，出了故宫就要去荣宝斋，看民间的藏品，不到关门不会走。”李可染对视觉文化有自己独有的理解，并融合进他对传统的继承一并带入了教学中，培养了大批“李家山水”的继承人。
　　在李可染画院的展览馆里，李老的雕塑静静地伫立着，他用目光守望着远方，守望着家乡的山川风貌，守望着中国大地，那里有他在纸上永远也画不够的故土情怀。
　　以教育的手法重塑当代的审美精神
　　作为李可染画院院长，李庚延续着李可染先生的心愿，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开拓并立足于当代文化艺术。对于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李庚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我国艺术大学的学科分类过细，艺术大学的价值观是好与不好的问题。艺术家的思维要跨领域，不能培养白开水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需要经常研讨，艺术没有对与错，科学领域里才是用对错的标准来衡量的。”
　　关于传统艺术在当代的传承，李庚谈道：过去是审美的时代，什么都有标准;现在是传媒时代，有很多艺术理念的混乱、价值观念的混淆，最重要的是参与的人多了，这时候就需要一批高水平的艺术家来传道授业，来解惑。以教育的方法来提升全体国民的审美，而李可染画院正是一个这样的机构。
　　对于李可染画院承担的任务，李庚说：“李可染画院集画院与高级研究所为一体，以研究的精神立足当代。集合百名以上的教授以单项研讨会的形式从事专项研究，同时培养青年艺术家，给青年人提供广阔的平台。将100年来中国文人做了什么和当代青年人应该干什么做一个接轨，并以免费演讲等形式给普通老百姓普及文化，有教无类，这也是李可染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全体中国文人的心愿。”
　　因李可染善画山水，弟子众多，且风格鲜明，技法独到，曾经有人提出，将李可染及其门下弟子统称为“李家山”。对此，李可染先生说，还是叫“中国派”吧。相比于个人名利，李可染更愿意以民族审美为出发点，做一个为中国艺术而奋斗的人。时至今日，三代“中国派”已经成为了中国艺术的号角，他们以水墨为基石，把河山做画卷，引领着我们在壮美的自然中体味生命，在绚烂的色彩里审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