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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也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化,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来华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婉拒了这一提议。
从1952年初到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持试制了好几套民族形式即汉字笔画式拼音文字方案,但大家看了“报以微笑”,一直没能取得圆满结果。“什么是满意的方案?各人看法不同。造一套字母不难,难的是大家都认可。”周有光说。
万般无奈的吴玉章只好又向毛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3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同意了。在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工作会上,中央宣布,“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毛的这种转变,为汉语拼音字母形式的选用重定了基调,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但拉丁字母方案也遭到很多人反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几个字母还不会搞,干嘛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

“可以说,党一声号令,全国服从,推行的顺利超出预料。”周有光回忆起当年第一批简化汉字的推行时说。
“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豊收’的‘豊’字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个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李凤莲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做《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不厌其烦的举出上述例子证明简化汉字取得的成功。“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
“报告过程中,多次出现热烈掌声,说明大家还是认可的。”参加过那次报告会的李大魁说。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离休教授,也是黎锦熙的弟子。
这是庶民的胜利。
“50年代,全国上下气象蓬蓬勃勃,大家对建设新中国抱有很大希望,人心思变,同时共产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改革思想容易被接受。”周有光说。不过,他也坦承,“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周有光的好友、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由于在公开场合对文字改革发表批评意见,并撰写《慎重一点改革文字》、《关于汉字的前途》对简化汉字表示了异议,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无论怎样,简化字得以大面积推行,并由此成为数亿中国人的主流书写方式,则是大势所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