蛾眉亦有横眉日，一女独违众女心。

诔到芙蓉眦欲裂，怒书原不作哀音。

暖树争栖入画图，何如振翮下平芜。

曹侯辍笔真堪恸，谁破豪门释女奴。
　　聂绀弩自称斋号“三红金水”，是他花功夫研究的四大名著。他不少诗中涉及水浒人物，甚至包括董超、薛霸，也专门咏过几位水浒人物，意在寄托;但不记得他写过红楼人物的诗。
　　我没有留意过关于红楼人物的旧体诗，就如我读“红”时，见他们在诗会上各逞才情吟诗联句，多半也是一掠而过，引不起太大的兴趣。这就是我读书不认真之过了。
　　现在来回答你对当前的“古体诗”如何估计的问题。
　　若求正名，还是“五四”以来因出现白话诗命名新诗（最初似是称新体诗，后简去“体”字），相应地把传统的古典诗歌一揽子称为“旧体诗”，较为恰切，也较为明确。最好不称“古体诗”，因为这个概念早有专属，即文学史上相对于五七言律绝之称“近体诗”，而把前此的古风，不讲平仄对仗等“新颁”格律的五七言包括杂言的歌行称为“古诗”或“古体”的。因此说今人写“古诗”固然不通，说写“古体诗”也容易混淆不清。至于有人标榜“新古诗”，更属别出心裁，我曾开玩笑，说是“川北热凉粉，江东活死人”，对如此创意的人失敬了。
　　官方或官方支持倡办的各级旧体诗组织，一律称诗词协会，把习称“诗余”的词，后来的曲，按谱填的，别创新牌“自度”的都包容进来，这是明白之举，也就是以“诗词”涵括传统诗歌吧。
　　你一向搞现当代文学，不意你也注意到当代文坛上涌现诗词大潮这一现象。其实这仍是长期以来旧体诗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的反拨。“五四”当时把白话文扩大到白话诗，又在新文化运动中，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变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随之也搞了一个诗歌的革命—“革命”者，革故鼎新，另起炉灶之谓也—不免简单化，以建立在现代白话基础上的、“打破格律桎梏”的新体诗，夺了旧体诗的主流地位，谥之为庙堂的、贵族的死文学，死诗歌，扫地出门，一统天下。当时年青的新诗人们，多的是革命的豪情，却乏多元化的见识和胸怀，一时意气，与传统分道扬镳。殊不知写诗不像执政，有人夺了印，抢了权，原来的大小官们只得下野，不再上班。而那时写熟了古体近体长诗短章的老诗人们不受此限，照样结诗社互相唱酬，不用说同光巨擘陈三立，就是他的孙子陈寅恪，也没人能禁止他写旧体诗，革命阵营的柳亚子还与他的南社友人定期聚会，于右任且带了一批学生（其中就有后来在西北大学执教的霍松林），甚至左翼的鲁迅、李大钊、陈独秀本人都时有旧体诗之作，而鲁、李还偶然写过新诗，陈独秀却是根本没写过一首新体诗的（陈的“万人如海北京城，安得有人愁似我”，基本上是现代口语，但还在七言的框架里，也还算是旧体吧）。当然，鲁迅在《肥皂》中写“假道学”四铭先生等结诗社赋得女乞丐之为孝女云云，这是鲁迅深刻过人之处。
　　所以“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实际上还是所谓新旧文学共时性的双轨并行，要说文坛，其实也有两个。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不但国民党和中间派的报纸上，经常会发表旧体诗，就是左派的报纸上，诗词也断续可见。因为延安除了毛泽东曾写诗词外，还有被称为“十老”的诗社。延安十老之外，晋察冀边区的于力（原燕京大学的董鲁安教授，他是于浩成的父亲），还有化名左海的邓拓都在党报上发表旧体诗。
　　因此，写“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只谈新诗，不涉旧体诗一个字，视若无睹，是偏见，也是一种“左派幼稚病”。就如执“五四”新文学乃“革命文学”之一柄，把除所谓“革命的、进步的”作家的小说、剧本以外，全都一笔抹煞，好像世界上没有过张恨水，也没有过徐一样，长久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而一九四九年后，在一九五七年重新发表毛泽东诗词之前，长达九年的时段，报刊上顶多偶然发表黄炎培、郭沫若的旧体诗，倒还是如毛后来所说是“以新诗为主体”的。
　　因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古典诗歌的爱好者们一时受到鼓舞，以为解了对旧体诗之禁。一九五八年后，在大搞“新民歌运动”的同时，一方面大事批判自由体新诗（批判对象包括卞之琳和提倡新诗格律化的何其芳等），一方面鼓吹毛泽东“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片言只语，而他的另一片言只语也在悄悄流传，即“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新诗”云云。由此至“文革”结束，人们发现一切围绕着“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则“大树特树毛泽东诗词的绝对权威”自成题中应有之义。
　　一九七六年四月清明前后的“天安门事件”中，大量招贴以“诗体”抒发激情，其中除少量新诗外，多是短小押韵之作，其中有少数成熟的格律诗，然从整体观之，这次号称为诗歌运动的成就，还应主要从政治标准加以肯定，它反映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几近火山爆发之势。
　　“文革”结束后，长期感到压抑的旧体诗作者和传统诗歌爱好者，乃有解放之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新诗垄断打破了，报刊开始为旧体诗开门。翻译家荒芜是最早打破坚冰的作者，他陆续发表以“纸壁斋”、“麻花堂”冠名的“打油诗”，多咏时事，从揭露“四人帮”入手，旁及当时的“震派”、“风派”，均在讽刺之列，进而抨击时弊，无事不可入诗，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与此先后，聂绀弩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一九五八年后所写的诗，在香港出版。随后“出口转内销”，广受赞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诗集时，胡乔木主动为诗集作序。中国的文学，经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文字狱，不愿阿时附势的作者，其作品多成“抽屉文学”，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必须逃避搜查的“地下文学”。而在“地下文学”中诗歌项下，新诗作品有限可数，倒是旧体诗遍及城乡。其中一部分沉潜在农村乡镇（有的是老家，有的是流放地）的老作者，因天高皇帝远，不在重点监控之列，易于漏网，而他们一则素有格律训练，二则身在基层，艰苦备尝，体验殊深，他们的“地下诗歌”一经晾到地面，立即为知音者所激赏，如胡遐之、董月华、熊鉴、朱帆，以至江婴。他们的诗有骨有肉，有歌哭涕泗，有思想灵魂。黄苗子、杨宪益虽属名流，曾拘囹圄，饱经锻炼，其诗固称打油，功夫已炉火纯青。他们与聂绀弩诗风略近，可以理解。还有一位从七十年代起迄未搁笔的，即曾被囚于秦城监狱的老革命李锐，他的《龙胆紫集》堪称一代诗史。关于李锐，无须多做介绍了。新近发掘出的老革命牟宜之，二十年代流亡日本即有诗，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后诗作残稿尚存一卷，极可珍视，非仅以其身份也。 　　应属这一系列的诗人，有一位不可遗忘的，即从东北南下广东的已故诗人李汝伦，他学养深厚，见解卓异。而他的诗，题材广，体裁备，意境超拔。他主持《当代诗词》编务期间，因李杜杯授予刘梦芙咏李白诗首奖，并有多篇讽喻诗获奖，遭某省诗词学会负责官员政治性批判。而他一贯主张诗歌的多样性，反对阉割诗歌的批判作用，力疾撰文，痛加驳议，不向语言暴力屈服。这是应该载入当代诗歌史的一页，虽然这于他大半生与诗同行的历程中，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另外，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还有一个坚持写作旧体诗不辍的群体，可以称为学人诗的。如一九七七年即因车祸去世的女诗人沈祖棻，还有程千帆、吴小如，以及安徽的丁宁女士（近闻黄山书社出版了她的遗诗集）等（许多文科乃至理工科高级知识分子，都擅写旧体诗，如黄万里、张良皋、高介华，还有袁鹰、屠岸等）。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诗刊》上还曾发过一些老人的旧体诗稿，也多半是长期沉埋，而功力甚厚，可惜多只见零金碎玉，没得到结集出版的机会。
　　以上点名提起的，是我所心仪的老一代诗人。这样的点名，总是挂一漏万。比如八十年代出版的九人合集《倾盖集》，实际上也是一朝出土的“抽屉诗”，艺术上属当代一流。其中如舒芜不但自己精于此道，而且十分热心，曾在《文汇报》撰文，为聂绀弩为首的上述诗歌群体的作品张目。他曾建议三联书店出版“今诗话丛书”，后因出版方考虑读者需要，将丛书方向改为关于新诗的内容，所议未果。
　　新诗人而改以旧体为主的程光锐、刘征，前者以健康原因所写不多，然所作固守诗格，不媚时流，篇篇可读;后者写新诗时以“寓言诗”名世，可能因此在旧体中便着重抒情、纪游，少涉时事，而诗艺纯熟，远在一般水平之上。
　　从事聂绀弩诗歌研究的，如广东何永沂，北京王存诚，还有张宝林，都是时见佳作的诗人，且都不同意把当代旧体诗写作赶到“温柔敦厚”诗教里圈养，他们的诗无论痛快或含蓄，都能搔到时代痒处，得到读者共鸣。民间诗社中突出的作手如马斗全、王玉祥因不愿追随馆阁时尚，皆自树一帜。
　　比他们更年轻些的，人数渐众，我只举一位八十年代出身于北大、清华的徐晋如，他出版过诗集《胡马集》，有思想，有怀抱，有文采，有功力。他的诗歌主张具见于他的诗序，以及他为在校大学生写的诗歌教材。他是极力反对当下某些“主持诗政”者在对诗歌传统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主张对旧体诗滥施什么“改革”、“创新”的。
　　在各级诗词学会里，也有一些真正热爱古典诗歌，写作旧体诗亦有造诣的成员和干部。在民间，包括普通城乡居民，一般干部和退休人员里，都有古典诗歌爱好者和旧体诗词习作者，他们的作品发表在他们自发的诗社自办的刊物，以及各级诗词学会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庞大的存在。
　　我在《诗刊》工作时，对新诗与旧体诗的宏观情况都有所关心，现在则只是作为个人阅读的一个领域，只凭个人的审美指向，不再注意所谓全局的情况。所以我无法对当下旧体诗总的形势和趋向做出估计。有两句话，对旧体诗或新诗的大量作品都是适用的，一是：凡以功利之心为之的，必无佳什;二是，由于写诗一要天分，二要相应的文化基础，所以总有些当作诗写出来的，并不具备诗质、诗味，或索性不是诗。
　　要对当代旧体诗进行研究和估价，最大的麻烦是占有资料十分困难，因为许多好诗，即使得以面世，往往不是境外出版，就是自费印行，印数也不多。大量可见诸报刊和公开出版物的，则往往泥沙俱下，更充斥着歌功颂德的应制诗，贺节赶会的应景诗，干脆说都不是诗，看了令人恶心，败兴。
　　
　　我只能向你提供这样一些个人观感，聊供参考。好在你不会往深处走，一旦陷进去，是要赔上大量时间精力的。
　　你上网吗？我不上网，友人偶然转来网上的旧体诗，却也有令人惊喜之作。让你感到中国的诗歌，无论新旧体，无论纸媒荧屏，无论海内外，无论老中青，都是有希望的。希望尤其寄托在四五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当中会产生杰出的诗人和作品，但可断言，这决然不是官方以什么大奖、基金所能“扶助”、“培养”出来的。
　　拉杂写来，就此打住。匆祝
　　体健神安！
　　燕祥
　　二○一四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