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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单。至此，中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总数达47个，继续位居世界第二。
由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近年来日渐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名称的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申遗，可被上升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
作为通过历史、文化联系来促进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典范，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申遗，或可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提供值得总结的样本。
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
到此次申遗成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已经历26年，进入实质性过程也有20年。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启动“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
自1988年开始的不到10年间，联合国对相关问题组织了5次大型考察：1990年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1990至1991年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1991年中亚草原丝绸之路，1992年蒙古游牧丝绸之路，以及1995年尼泊尔佛教丝绸之路。
“刚开始提出时，国际上联合申遗的潮流并不明显。直到2005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下才搞起来的。世界遗产事业被视为一个和平架构，不是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这条路和商品上，而是拓展成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说，沿线各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对自己的国家有很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追思。这也是联合申报的动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组织，在审定世界文化遗产事务中专业影响力独一无二。郭旃本人曾在国家文物局负责相关工作。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概念。而丝绸之路申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申遗的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申遗项目。
丝绸之路在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曾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就跨国申遗达成初步共识。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80年代考察后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必要申请成世界遗产，包括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尤其在当代，对文化交流、经济合作，丝绸之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丝绸之路申遗的关键问题在于整个项目的庞大和复杂。即使共识度很高的陆上丝绸之路，也至少分北、中、南三条路线。至于分支和“岔路”，难以计数。整个区域东西近万公里、南北约3000公里，涉及28个国家。
郭旃解释说，最终，专家建议把丝绸之路分为54个廊道，每个廊道可以单独申报，有紧密内在关联的相衔接廊道也可以组合申报为一个世界遗产。
“其中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建议为一个廊道。作为丝绸之路首批申报项目。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把相关的5条廊道的大部分合并为一个项目申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廊道作为丝绸之路大框架下的另一组系列遗产申报。不过最终，土库曼斯坦缺席首轮申报，乌、塔两国提交了首次申报文本。”郭旃说，但可惜的是，乌、塔两国的申报项目由于技术经验和准备工作不够充分，首次申报未能通过。
最终，统合了5条廊道大部分内容的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联合申遗项目一举成功。
“廊道”，是专门为丝绸之路申遗创造的词汇。过去一个项目申报世界遗产的固有模式，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史无前例地创造为同一大框架下多项、多次申报的系列遗产组合。
规模和潜力前所未有
除了顶层设计，在技术层面，如何平衡各国角色和关系也有很大挑战。
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曾想加入中哈吉项目。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与中亚伙伴国家的友好互助关系来考虑，其实可以接纳乌兹别克的要求。”郭旃回忆说，当时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的申遗文本已基本完成，“现在我们申报成功了，他们又没能一次成功，下一步还要推动支持和协助其他丝路沿线国家接着申报。”
2013年1月，中哈吉三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报告。
就在丝绸之路申报的最近10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除了标志性的上合组织，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合作的基础上，于2014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就是以传统丝绸之路为地理框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同在2013年，日本多年来一直推动的“富冈制丝厂及其相关遗址”申遗也进入关键一年。不过，近几个世纪，富冈制丝厂与古老的丝绸之路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日本现在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它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协商机制，在2014年世界遗产评定时，临时更改次序把这个项目插在中哈吉丝绸之路项目之前。
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项目审定时，得到普遍一致的积极评价。但日本代表的发言很微妙：“继我们的丝绸作坊列入世界遗产之后，又一项丝绸之路的申报项目被推进，我们予以支持”。
“世界遗产总难免有一些政治因素。”郭旃说，“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明对话之路，所以在这里面占一个什么位置，大家都在做文章。”
中亚国家也把申报世界遗产视作提振国民自豪感和认同感的途径，“他们也希望在丝绸之路的申报与复兴中与中国展开密切、有效的合作。”郭旃说。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曾公开发表讲话称，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倡议，以经济与人文合作为主线，不搞封闭性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机制，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深化亚欧大陆国家的互信互利。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也曾对丝绸之路表示，“这个愿景的政治和经济福祉，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潜力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申遗，有人会说比较虚，但有些虚的东西很值得关注。”郭旃说。
在国内，借风“新丝路”，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和企业相机而动。比如，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交汇点的宿迁，此前就已经是江苏最具发展活力的地级市之一，背靠京杭运河，孕育出绵柔的生态苏酒。未来，借力“新丝路经济带”，加强与沿线国家、城市、企业间互通互联、优势互补，跨区域、跨界创新型合作，即能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推动力。
协同管理将是一大挑战
世界遗产的另外一层关键意义在于，谁都想通过这个形式来证实自己在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位置和作用。
就以日本丝绸厂申遗一事为例，土耳其代表也借机提出，土耳其的丝绸比中国还要早2000年。
从另一个层面讲，丝绸之路申遗是中哈吉三国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大型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则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要求，积极、审慎地提供了总体、概括的上游服务。
所谓上游服务，就是帮助缔约国——签署了《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从世界范围、全人类文明的角度就其申遗给出指导意见。
具体的申报工作还是要由缔约国自己来完成。相关的丝路申遗参与国家成立了一个国际协调委员会，郭旃是该委员会两位联席主席之一，另一位联席主席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拉赫曼诺夫。
与有着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的大运河项目一样，郭旃承认，目前有33处遗产点的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项目挑战也非常严峻，并因跨国而具有特殊难度。
“管理问题将是一大挑战，虽然列入保护是好事，但之后就是永久的责任。一旦保护不好，就会在监测环节出问题。”他说。
如果管理不善，最严重的后果是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中哈吉三国已形成了一个三方协议，以保证充分协作。现有一个常设秘书处，设在西安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保护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主管权在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协调委员会将该中心作为丝绸之路保护的秘书处。
另外，对于丝绸之路这个庞大的专题项目而言，也有遗产界人士建议，申请设立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专门的二类中心。
这类机构，中国曾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亚洲保护中心。
除了协调机构、信息资料中心，郭旃建议，还要设立更为有效的协作机制。他认为，需推动各国设立自己的常设监测管理机构，并建立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三国监测管理协作机制。
总之，通过未来对丝绸之路遗产的管理和保护，“这也会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更紧密、自然合作与支持的一个平台。尤其是非政府机构，能够发挥官方难以替代的作用。”郭旃说。
部分遗产点十分脆弱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公布的评估报告表示，希望吸收更多来自中亚的遗产点，“因为中亚是全世界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之一”，但位于这一区域的“部分丝路遗产点十分脆弱”。
“各国保护管理制度不同，各遗产点保护管理水准参差不齐，也是我们的困难之一。”郭旃说。
此前的申报过程，既是一个增进国际了解的过程，也是不断突破困难的过程。比如，原计划由中哈吉三国联合签署的英文版管理协议，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勉强完成。
稍有文字改动，三国专家都需逐级上报。申遗相关文件都由中文、英文、俄文、哈萨克文和吉尔吉斯文5种文字完成，三国都成立了由两名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用英语、俄语、中文作为工作语言。
刘庆柱说：“世界遗产组织对于这个项目很重视，大家都称丝路是‘外交之路’、‘政治之路’、‘友好之路’，这与现在这个时代是合拍的。”
这也正是数千年后，中国和丝路沿线各国重新关注这条古代商贸之路、希望促使其成为新的国际纽带的原因。
由于中国与中亚国家近年来日渐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名称的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申遗，可被上升到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
作为通过历史、文化联系来促进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典范，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申遗，或可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提供值得总结的样本。
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
到此次申遗成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已经历26年，进入实质性过程也有20年。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启动“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
自1988年开始的不到10年间，联合国对相关问题组织了5次大型考察：1990年从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1990至1991年从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丝绸之路，1991年中亚草原丝绸之路，1992年蒙古游牧丝绸之路，以及1995年尼泊尔佛教丝绸之路。
“刚开始提出时，国际上联合申遗的潮流并不明显。直到2005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下才搞起来的。世界遗产事业被视为一个和平架构，不是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这条路和商品上，而是拓展成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说，沿线各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对自己的国家有很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追思。这也是联合申报的动因。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组织，在审定世界文化遗产事务中专业影响力独一无二。郭旃本人曾在国家文物局负责相关工作。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概念。而丝绸之路申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以联合申报的形式成功申遗的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申遗项目。
丝绸之路在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曾由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签署协议，就跨国申遗达成初步共识。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80年代考察后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必要申请成世界遗产，包括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尤其在当代，对文化交流、经济合作，丝绸之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丝绸之路申遗的关键问题在于整个项目的庞大和复杂。即使共识度很高的陆上丝绸之路，也至少分北、中、南三条路线。至于分支和“岔路”，难以计数。整个区域东西近万公里、南北约3000公里，涉及28个国家。
郭旃解释说，最终，专家建议把丝绸之路分为54个廊道，每个廊道可以单独申报，有紧密内在关联的相衔接廊道也可以组合申报为一个世界遗产。
“其中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建议为一个廊道。作为丝绸之路首批申报项目。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把相关的5条廊道的大部分合并为一个项目申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廊道作为丝绸之路大框架下的另一组系列遗产申报。不过最终，土库曼斯坦缺席首轮申报，乌、塔两国提交了首次申报文本。”郭旃说，但可惜的是，乌、塔两国的申报项目由于技术经验和准备工作不够充分，首次申报未能通过。
最终，统合了5条廊道大部分内容的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联合申遗项目一举成功。
“廊道”，是专门为丝绸之路申遗创造的词汇。过去一个项目申报世界遗产的固有模式，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史无前例地创造为同一大框架下多项、多次申报的系列遗产组合。
规模和潜力前所未有
除了顶层设计，在技术层面，如何平衡各国角色和关系也有很大挑战。
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曾想加入中哈吉项目。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与中亚伙伴国家的友好互助关系来考虑，其实可以接纳乌兹别克的要求。”郭旃回忆说，当时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的申遗文本已基本完成，“现在我们申报成功了，他们又没能一次成功，下一步还要推动支持和协助其他丝路沿线国家接着申报。”
2013年1月，中哈吉三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报告。
就在丝绸之路申报的最近10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突飞猛进。除了标志性的上合组织，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合作的基础上，于2014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也就是以传统丝绸之路为地理框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同在2013年，日本多年来一直推动的“富冈制丝厂及其相关遗址”申遗也进入关键一年。不过，近几个世纪，富冈制丝厂与古老的丝绸之路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日本现在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它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协商机制，在2014年世界遗产评定时，临时更改次序把这个项目插在中哈吉丝绸之路项目之前。
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项目审定时，得到普遍一致的积极评价。但日本代表的发言很微妙：“继我们的丝绸作坊列入世界遗产之后，又一项丝绸之路的申报项目被推进，我们予以支持”。
“世界遗产总难免有一些政治因素。”郭旃说，“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明对话之路，所以在这里面占一个什么位置，大家都在做文章。”
中亚国家也把申报世界遗产视作提振国民自豪感和认同感的途径，“他们也希望在丝绸之路的申报与复兴中与中国展开密切、有效的合作。”郭旃说。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曾公开发表讲话称，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倡议，以经济与人文合作为主线，不搞封闭性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机制，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深化亚欧大陆国家的互信互利。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也曾对丝绸之路表示，“这个愿景的政治和经济福祉，不管是从规模还是潜力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申遗，有人会说比较虚，但有些虚的东西很值得关注。”郭旃说。
在国内，借风“新丝路”，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和企业相机而动。比如，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交汇点的宿迁，此前就已经是江苏最具发展活力的地级市之一，背靠京杭运河，孕育出绵柔的生态苏酒。未来，借力“新丝路经济带”，加强与沿线国家、城市、企业间互通互联、优势互补，跨区域、跨界创新型合作，即能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推动力。
协同管理将是一大挑战
世界遗产的另外一层关键意义在于，谁都想通过这个形式来证实自己在人类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位置和作用。
就以日本丝绸厂申遗一事为例，土耳其代表也借机提出，土耳其的丝绸比中国还要早2000年。
从另一个层面讲，丝绸之路申遗是中哈吉三国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大型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则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要求，积极、审慎地提供了总体、概括的上游服务。
所谓上游服务，就是帮助缔约国——签署了《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从世界范围、全人类文明的角度就其申遗给出指导意见。
具体的申报工作还是要由缔约国自己来完成。相关的丝路申遗参与国家成立了一个国际协调委员会，郭旃是该委员会两位联席主席之一，另一位联席主席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拉赫曼诺夫。
与有着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的大运河项目一样，郭旃承认，目前有33处遗产点的中哈吉三国丝绸之路项目挑战也非常严峻，并因跨国而具有特殊难度。
“管理问题将是一大挑战，虽然列入保护是好事，但之后就是永久的责任。一旦保护不好，就会在监测环节出问题。”他说。
如果管理不善，最严重的后果是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
中哈吉三国已形成了一个三方协议，以保证充分协作。现有一个常设秘书处，设在西安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保护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主管权在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协调委员会将该中心作为丝绸之路保护的秘书处。
另外，对于丝绸之路这个庞大的专题项目而言，也有遗产界人士建议，申请设立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专门的二类中心。
这类机构，中国曾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亚洲保护中心。
除了协调机构、信息资料中心，郭旃建议，还要设立更为有效的协作机制。他认为，需推动各国设立自己的常设监测管理机构，并建立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三国监测管理协作机制。
总之，通过未来对丝绸之路遗产的管理和保护，“这也会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更紧密、自然合作与支持的一个平台。尤其是非政府机构，能够发挥官方难以替代的作用。”郭旃说。
部分遗产点十分脆弱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公布的评估报告表示，希望吸收更多来自中亚的遗产点，“因为中亚是全世界最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之一”，但位于这一区域的“部分丝路遗产点十分脆弱”。
“各国保护管理制度不同，各遗产点保护管理水准参差不齐，也是我们的困难之一。”郭旃说。
此前的申报过程，既是一个增进国际了解的过程，也是不断突破困难的过程。比如，原计划由中哈吉三国联合签署的英文版管理协议，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勉强完成。
稍有文字改动，三国专家都需逐级上报。申遗相关文件都由中文、英文、俄文、哈萨克文和吉尔吉斯文5种文字完成，三国都成立了由两名专家和一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用英语、俄语、中文作为工作语言。
刘庆柱说：“世界遗产组织对于这个项目很重视，大家都称丝路是‘外交之路’、‘政治之路’、‘友好之路’，这与现在这个时代是合拍的。”
这也正是数千年后，中国和丝路沿线各国重新关注这条古代商贸之路、希望促使其成为新的国际纽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