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党85周年，还是抗大建校70周年。作为抗大总校四期学员，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的教育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年88岁了，入党已有68个年头，如果说把大海比作祖国和党，那我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我出身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早年在上海的里弄里开一个小小的裁缝铺，辛苦地养活8口人，虽然全家人勤奋地工作，但是每到年关，家里还是坐满了讨税要债的，母亲向来人苦苦哀求的面容，现在还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家贫，我的求学路特别艰难，为交学费，父亲在冬天当掉唯一可以御寒的绒衫。所幸我成绩特别优异，念到初二，学校免去我的学费、住宿费、膳食费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很快从北平波及到上海。我在学校担任学生墙报的“主编”，刊登了不少抗日文章、诗歌，得罪了学校当权者。校方勒令我停止在墙报上发表抗日言论，否则就要交膳食费。其时，我结识了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他们资助我膳食费。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学，似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常给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那儿，我看到一张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这所大学深深地吸引了我。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初中一毕业，我就开始找工作。幸好初中班主任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所在的江苏银行需要见习生，我考取试用，经过勤奋工作转为正式练习生，分配到泰兴支行工作。在泰兴，我结识了不少来自东北的流亡青年，受到他们的影响，积极参加民众运动，在街头演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银行经理知道后，非常生气，让我辞职回上海。那时上海已经沦陷，“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装成难民爬上一列装牲口的闷罐车，找到了武汉新华日报社，要求到抗大学习。
　　1938年3月，我终于得到进入抗大学习的机会。4月，我光荣地加入共产党。抗大，这个革命大熔炉锻炼我成长，奠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直到今天我仍能记着毛泽东同志对抗大学生的教导：“出去要当一辈子学生，要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当年的入党誓言，也融入我的生命中。1982年离休以后，我仍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从事公益事业，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等荣誉。
　　吴凡吾，原国家外专局局长、欧美同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