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他的工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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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利用夕阳西下时的侧逆光,以五位小伙伴为模特,拍出了他心中的“自由”。吴德功(右二)是这些人中的大哥,非常沉稳,淡然处之。雷佩云(左一)歪着头宁死不屈,滑尔刚(左二)用侧身正视着枪口,视死如归。中间的工友双手一架,抬头望天,大义凛然。而最右侧的小伙年龄最小,“更渴望生存和自由”。

  农历蛇年腊月二十九下午,阳光像被遮了一层弄脏了的薄纱布。这样的天气在古都咸阳已司空见惯,倒是呼应其“中国西北纺织基地”的名头。
  雷佩云的家在咸阳市东边的一处工厂生活区里。屋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已在不时响起,但雷佩云没有在意马上就要到来的马年春节。一整个下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逐一介绍着客厅墙上挂着颇有年头的字画和照片,并展示他所收藏的各种剪报和摄影作品。家人已经习惯了在雷佩云接受采访时不去打扰,他们要么外出,要么关上房门,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
  雷佩云的收藏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张艺谋有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的媒体不时找上门来,也都因为张艺谋。
  雷佩云并不讳言,自己的后半辈子好像就为张艺谋活着。周围人这样说,他也不介怀。
  2006年,雷佩云满60岁。这年4月,张艺谋出任北京2008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从媒体上得知消息后,雷佩云想写本书。此前,他从未在报章上发表过作品。
  雷佩云要写的书,主人公就是张艺谋。他手头有100多张张艺谋拍摄的照片,还有很多张艺谋的设计作品。而30年前和张艺谋一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经历,更是他写书的“独门秘籍”。“我看了很多关于张艺谋的报道,多是道听途说和凭空想象,太不真实,我有信心能超过他们。”雷佩云说。
  雷佩云早前并没想过张艺谋会有一天成为世界级名人。收藏是他自9岁时就有的习惯,他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法和绘画作品都保存下来,分门别类地装订成册,每个册子都制作精细。这些册子里,包括中小学同学的作业,有“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原因是,字写得好。
  书快要完稿的时候,碰上了5·12汶川大地震,波及咸阳。在家中感觉地面在晃动,雷佩云抱起书稿就冲了出去,刚出大门,对面一堵4米高的围墙轰然倒下,他这才意识到,家里还有老伴、女儿及孙女。
  这让和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指责他没有良心,把书稿看得比全家人的性命还重。雷佩云也自责,但他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和精力,如果书稿毁了,我不大可能再写出来,这将对不起我的朋友张艺谋,也对不起马上要召开的北京奥运会。”
  《我的朋友张艺谋》2008年8月出版,共计25万字。为了赶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把书印出来,他找了香港的一个书商,自费两万多元出版。

“不三不四”的才子群


  插队回乡的初中毕业生张艺谋,被分配到位于咸阳市陕棉八厂,虽然工作出色,却是厂领导眼中“不三不四的人”。但作为工友的雷佩云就是愿意整天和他“混在一起”。问题出在俩人悬殊的“出身”上,张艺谋的父亲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国民党党员,被定成“历史反革命”,母亲则是“大地主的女儿”;而雷佩云根正苗红,至今家里客厅的最显要位置,还挂着一张报功书——1952年,其身为陕西军区雒南军分区独立11团特务连连长的父亲雷振声,因在剿匪中战功卓著,荣获特等功,被西北军区司令部嘉奖并驰报鸿禧。
  经常“在一起混”的还有和张艺谋同乡、同岁的郝民权。1971年,因为篮球打得好,21岁的张艺谋被正筹备成立篮球队的陕棉八厂(以下简称八厂)看中,破格招工进城,离开了插队已三年的咸阳市乾县大杨乡(原杨汉乡)北倪村,进入雷佩云、郝民权所在的前纺梳棉车间,先做推条工,后做抄车工。郝民权和雷佩云,都早张艺谋两年进厂。
  1971年8月30日张艺谋正式入职,和郝民权一组,郝是组长。他还和郝住同一间宿舍。俩人的床靠窗而对,郝民权在东,张艺谋在西,中间搁一张木桌。这张木桌,很快就几乎被张艺谋一人独占,成为他的摄影和设计工作台。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国家对内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一批纺织企业在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古都咸阳建成,随后这里成为中国西北的纺织基地。如今已更名为陕西八方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的陕棉八厂,位于现在咸阳市最繁华的主干道人民东路北侧。公司南区里,一栋墙体斑驳的灰色三层筒子楼和30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栋楼道阴暗的筒子楼就是当年八厂的男职工宿舍,每间宿舍面积不到10平方米,四人合住。张艺谋和郝民权住二楼,雷佩云住三楼。
  “我用笛子一吹‘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张艺谋就知道是我有事要叫他上楼来。”30年后,在张艺谋曾住过的宿舍里,雷佩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当时,我们有一帮人,被称为才子群,聚到一块就是谈文学、谈艺术,对干巴巴的政治运动一点都不感兴趣。”张艺谋在八厂的七年里,和雷佩云不仅是工友,也是亲密搭档。篮球场上,身材高大的雷佩云打中锋,张艺谋打前锋;搞宣传时,张艺谋是总设计,擅长书法的雷佩云负责文字书写。宣传虽然是副业,却占去了两人超过半数的业余时间。
  郝民权如今位于八厂生活区的家,离当年的宿舍楼步行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在当年的才子群里,别人都是抓住一门专,我是啥都热爱啥都不成。在咸阳市文艺汇演中,我被评为优秀演员。当时去宝鸡车站慰问演出,被宝鸡车站看上了,就全国范围演,去桂林、长沙、武汉等。”笛子能吹,二胡能拉,歌也练过,秦腔、京剧、民歌,也都能来两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数家珍,并张口就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但他最热爱并下了苦工夫的是武术,曾获得咸阳市武术比赛醉拳、醉棍等多个项目的冠军。
  书画俱佳并喜欢摄影的吴德功是才子群里的老大哥,年岁稍长,进入八厂的时间最早,看问题也敏锐,敢言敢为。“文革”轰轰烈烈时,他私底下说:“全国人都干着荒唐可笑之事。”   长相帅气的滑尔刚是张艺谋在八厂进行摄影创作中的御用男主角。父亲是蒙古族,跟着在陕西省歌舞团当演员的姐姐学表过演,他还有一副蒙古男子的好嗓子和不错的音乐修养。尽管厂里党总支书记经常找雷佩云谈话,要求他和张艺谋等人保持距离,但他无动于衷。

八厂的免费照相馆


  “张艺谋在八厂待了约2500天。”雷佩云更倾向于用天来计算他和张艺谋一起在八厂的日子。
  “有些事就是那么巧,仿佛冥冥中注定的。”得知张艺谋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消息,雷佩云和郝民权这些朋友会不由得想起,在张艺谋刚进八厂时,宿舍管理员把张艺谋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
  张艺谋在负责住宿的工房科登记时,管理员问:叫啥?答:张诒谋。张艺谋在八厂一直用的名字都是“张诒谋”。1983年,张艺谋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被分配至广西电影制片厂。同年,其处女作《一个和八个》开拍。影片在咸阳上演时,八厂熟悉他的工友们才发现,“张诒谋”已经成了“张艺谋”。
  在八厂的时候,酷爱摄影的张艺谋从未想过电影的事。1974年,“老大哥”吴德功因受一些厂领导排挤,自己联系了咸阳百货公司去干美工。临行时,吴德功问来送行的张艺谋以后有什么打算,张艺谋称自己早想好了,以后要开个照相馆,既能养家糊口,还能有个情趣。他向同样是摄影迷的吴德功发出邀请:到时候咱俩一起干。
  张艺谋的“免费照相馆”其实早就开张了。在八厂的7年里,他为身边的朋友都拍过照片,而且经常是拍照、冲洗、放大一条龙地免费服务。
  进厂时,张艺谋随身带的最值钱的家当,是一架他插队时买的“华山”牌相机,花了8块钱,是当时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相机。不到一年后,他用省吃俭用攒的工资,再东挪西借,买了架海鸥-4A相机,花了近200元。当时,他月工资不到40元。
  在吴德功的建议下,张艺谋去厂外找暗室,并很快成功“公关”下当时咸阳设备最先进的两家暗室,把“公家设备”提供给他使用。张艺谋如鱼得水,摄影创作热情高涨,其后来的摄影和导演才华在当时就有所显露。
  1974年秋,张艺谋给郝民权拍了张看不到新郎新娘正脸的结婚照。张艺谋领着二人,骑自行车走了30多里路,来到沣河上游一个叫闫家渠的地方。那里拦河修了一座大坝,水面宽阔。张艺谋让两位新人在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面河而坐,他从身后拍下背影。
  买海鸥-4A相机后不久,张艺谋拍了幅《还我自由》。吴德功此前看到了法国电影《还我自由》的剧照,得知张艺谋有了新装备后,他让张艺谋拍拍看。张艺谋叫上雷佩云和滑尔刚,还有另外两位关系好的工友,再加上吴德功,来到厂区的土墙下,背靠墙面,让每人按照各自对自由的理解摆出神态。
  几次尝试效果都不理想,张艺谋启动了“导演模式”。他走近5个人,说你们都是我抓来的地下党,现在要马上执行枪决,今后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了,这个时候你们会想些什么。边说,他边退到了拍摄位置,而五个“面临死亡”的年轻工友也进入了角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张艺谋借用侧逆光按下了快门。
  “我当时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影响较多,死不能像狗熊,歪着头宁死不屈”。雷佩云翻出自己制作并珍藏的“艺谋摄影收藏集”,指着《还我自由》的照片说。吴德功是这些人中的大哥,非常沉稳,淡然处之。滑尔刚用侧身正视着枪口,视死如归。中间的工友双手一架,抬头望天,大义凛然。而最左侧的小伙年龄最小,“更渴望生存和自由”。
  张艺谋不仅开了“免费照相馆”,还自建了一个“摄影图书馆”。他几乎跑遍了咸阳和西安当时的图书馆、新华书店,借阅或购买摄影书籍。有些书籍买不到,他就晚上熬灯夜战给抄下来。张艺谋曾不无自豪地对郝民权说,“咸阳市乃至陕西省所有图书馆关于摄影的资料都没有我这儿全。”
  1978年6月,北京电影学院给陕西省纺织系统一个报考名额,陕纺系统下属13个工厂,不少都比八厂的规模大,但名额分给了八厂。
  张艺谋最初犹豫,他觉得自己不会表演。郝民权、雷佩云这些工友鼓励他去报考摄影系。思来想去了几天后,他去找了当时已离开八厂的“老大哥”吴德功,从傍晚谈到深夜。吴德功给他分析利害,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没了。去了,就算没考上,也就损失些路费,再就是回来面子上无光。
  张艺谋精选了自己过去的100多幅摄影作品,按人物、风景、特写精心制作成三本影册。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途。

63岁的新党员


  八厂才子群的工友们没有想到,张艺谋去北京电影学院上学后,就再没有回来。
  郝民权是唯一的例外。1986年,张艺谋在陈凯歌导演的《大阅兵》中担任摄影师。剧组在咸阳北部的一个景点取景,派人找到郝民权,让帮忙找二三十个群众演员,并联系车辆和食堂。为此,郝民权向厂里请了一个礼拜假。
  八年没见,过去一头浓密头发的张艺谋剃了个光头。张艺谋向剧组的人介绍:“郝民权,我铁哥们。”
  当和剧组一起吃饭、聊天时,郝民权意识到,张艺谋已不是当年的“张诒谋”了。“他和剧组的人聊的是日本的黑泽明、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而我只能跟他说说八厂的谁谁谁,咸阳的谁谁谁。”
  郝民权继续按部就班地上着班,仍然每天雷打不动地练武,教徒弟,厂里有演出时,他继续上台唱歌演节目。直到1997年7月21日,一场严重车祸导致他双腿骨折,并夺去了他的一条腿。
  才47岁,他不得不告别武术生涯。但他还可以唱歌唱戏,就连躺在病床上,也唱。唯一一次流泪,是老母亲来看他的时候。
  不练武的他现在每天早上练字,他家的客厅里挂着数幅他自己写的字,其中一幅是:英雄独远,重剑无锋。
  郝民权在八厂的经历亦有波折,但不曾想过离开。他共搬了11次家,其中一次,他一怒之下在厂里篮球场上搭了个帐篷,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了18天。原因是,厂里觉得他父母家在城里,有房子,就不给他分房子。而他刚巧在厂里亲耳听到,厂长的儿子因为沙发没地方放,要求换大房子。   现在,郝民权的胸前总佩戴着一枚党章。就在去年,63岁时,他成了一名正式党员。虽然被很多同事笑话,但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以往遇到节日厂里组织演出,能唱能演的郝民权喜欢登台。却总被人说,你又不是党员,积极个啥。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就要入党。
  郝民权63岁入党,入选了“感动八厂的10件事”。给他的评语是“身残志坚,人老心红”。

我写朋友张艺谋


  雷佩云后来却被“组织劝说退党”。
  在进厂的第二年,根正苗红、表现优异的雷佩云就入了党。由于不听领导的告诫,总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尽管工作出色,却屡遭人挤压。1984年,他选择了下海创业。
  八厂的隔壁是一家纺织器材厂,其下属的劳务公司在西安办有饮料厂。雷佩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搞推销,他也就跟着试试。他找到一个在饮食服务公司的朋友,两人曾常一起打篮球。朋友看了样品后,撂下一句话,给我拉一汽车来,当场付款。
  这一笔生意,雷佩云提成了600多元。这是他当时在八厂一年的工资。
  雷佩云打定了下海的主意。但他没有辞职,而是托了一个相熟的医生开了证明,办了“病退”。
  做了一阵子推销后,他开始找朋友合伙办厂,做过饮料、眼镜、中药种植,但由于合伙总出矛盾,都没做起来。
  雷佩云决定自己单干。他成立了咸阳食品饮料研究所,其实就是小汽水厂。配方自己查资料研究,有些设备也自己动手画图纸组装。
  为了节省成本,他回到老家合阳县。县城里有现成的老房子,可以省掉房租。但那时候小县城里市场太小,做了三四年,没挣着钱。
  这三四年里,由于人不在咸阳,他无法定期参加八厂党组织活动。领导劝他退党,他在意见栏字斟句酌地写道:我同意组织劝我退党。
  再回到咸阳,租房子继续做。所长和工人都是雷佩云一个人,再招了些销售。多的时候一天挣一两千,整整做了八年。
  后来,一些大品牌开始主导饮料市场,作坊经营开始难以为继。汽水卖不动,转做糕点和小吃,却都起色不大。
  雷佩云第一次萌动了写书的年头,他想以研究所的名义来出关于食品营养学的书。陆陆续续写了六本。他不会电脑,全是手稿。但中途,他改主意了。
  2006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为拍摄一部关于张艺谋的纪录片来咸阳采访,找到了雷佩云。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五次为张艺谋的事采访他。他突然醒悟,既然写书,为什么不写张艺谋。
  雷佩云犹豫着写不写这本书时,也第一时间想起了去找吴德功。
  吴德功有些担心,毕竟雷佩云连豆腐块大的文章都没发表过,但还是鼓励他写着试试看。最后,吴德功还成了这本书的校对和设计。
  在书稿准备期间,雷佩云曾给滑尔刚打电话,问有没有相关资料。滑尔刚只交代了一句,书中别提我就行,挂断了电话。
  2008年8月,《我的朋友张艺谋》带着墨香摆到了雷佩云面前,他担心的是,张艺谋会怎么看。通过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他将书转交给张艺谋的助理。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回应,他打电话过去问,助理说,张艺谋看到了书,并开玩笑,“封面上的照片怎么把他拍得那么漂亮”。但至今,这个朋友从没亲自给他打过电话。
  2008年底,张艺谋在接受《综艺报》采访时提到,他最近看了一本书——《我的朋友张艺谋》,昔日工友的回忆录让张艺谋很感慨,“当年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里,很多人都比我有才华,但我有机会上了大学,命运从此改变,成为今天的张艺谋,而我那些朋友,现在只是普通的退休工人。”
  这让雷佩云心里踏实了许多。在他赠送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这本书里,他托人打印出来的这段话贴在扉页上。
  如今,雷佩云想联系一家境内出版社进行再版,并正式上市发行。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有机会和张艺谋见一面,“如果能一起合个影,放到再版的书里,心里就踏实了”。
  郝民权也希望还能和张艺谋见上一面。“虽然可能说不到一块儿去,但作为老朋友,还是想见见。”这时,性格爽朗大嗓门的他,声音突然低沉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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