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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为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隆重地为邓中夏、恽代英、刘伯承、邓演达等30位杰出的革命英雄人物追授金质、银质纪念奖章和“荣誉市民”称号。其中，当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的主要参与者詹长麟、詹长炳也同获此褒奖。詹长麟在宁后人领到了银质奖章。
发生在1939年6月10日的“南京毒酒案”曾轰动一时，震惊中外，它昭示世人：在发生过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惊世惨案的南京，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兽行，而是敢于反抗，采用了包括投毒等种种斗争方式，给了侵略者以当头棒喝，亦是重重地一击，令侵略者及汉奸走狗胆战心惊。抗日志士们冒险犯难，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因扣有“军统特务”帽子的詹长炳在解放初死于“大镇反运动”，近些年来，尤其是2005年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以后，尚健在的詹长麟成为众多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功勋人物。而致力于研究“南京毒酒案”事件的一些细心的文史专家和当事人的后人则发现，2005年之前大量的大致相同的同题报道中，几乎绝口不提这一次反击日寇斗争的重要参与者王高科和当年组织策划了这一勇敢行动的国民党军统南京区少将副区长尚振声（1942年惨遭日伪杀害于上海）等人。
（一）
这儿有一个问题必须得理清，那就是从1937年夏起，所沿称的日本总领事馆和大使馆都是在鼓楼。日本大使馆位于南京鼓楼岗西侧北平路口（现北京西路1号，尚完整保存，为武警消防某部机关驻地）。日本自1873年与清政府建交后，至1935年，其公使馆一直设于北京，上海、汉口、南京等地只设领事馆。清末民初，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位于城中珠江路北门桥畔，1928年迁至白下路178号两幢洋楼。中日建交后，日本公使馆从北平南迁南京。北平则留下领事馆（又称武官室），由曾任过西北军冯玉祥顾问的松室孝良和原关东军高参土肥原（他还兼任华北特务机关长）负责。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均常驻上海虹口日租界内的总领事馆。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燃起，日本大使馆关闭。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日本将其总领事馆迁往鼓楼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如此复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称鼓楼坡上的日本大使馆为总领事馆是正确的，为了前后行文一致，仍就统称为总领事馆。首先必须肯定“南京毒酒案”中的投毒人詹长麟、詹长炳是主角。
起初，詹长麟是通过已打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蓝衣社（军统）情报员王高科介绍进入总领事馆当差役的。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曾当过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赋闲家中。詹先后面见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据悉，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四是相貌端正。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例如王高科在去总领事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而詹长麟有当兵的政治背景，也被日本人忽略了。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过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由詹文斌转述的父亲生前的口述是这样表达的：“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的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10块银圆，当时50公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银圆。”
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于是，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他后来回忆说：“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抄写东西。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就会显出来。”
但詹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特务联系，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王高科，南京人，上世纪20年代家住二条巷的一古旧平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17岁的王高科经人介绍，曾在日本总领事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总领事馆办公室当差役，日常应酬中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话。一年后，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军统的前身）特工，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做起他的工作。据王高科生前回忆：“……我已18岁了，朝夕接触日本人，他们高傲鄙视华人，我亲眼所见，痛恨在心。这时抗日高潮也达到了高峰，国民党警察厅特务黄泗清一天晚上到我家，对我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了生活替日本人工作，只要不忘救国，都是爱国青年。并对我诉说日本想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于是我接受黄的指示，把每天接触到的事记在心中，晚上由黄到我家详细记下带走，从此我无形中做了特务间谍……”
其后，王高科将詹长麟介绍到日本总领事馆当西餐厨房杂役。由于许多汉奸陆续被捕，日本人首先怀疑办公室杂役中有人和中国警方有秘密联系，于是就把王高科等3人辞退。由于詹长麟是西餐厨房杂役，干粗活，又没啥文化，没有受到怀疑，所以没被辞退。过了些日子，詹长麟又奉命把他哥哥詹长炳介绍到总领事馆办公室做杂役，天天扫扫地，搞搞卫生，跑跑腿。不久，哥哥詹长炳也参加了蓝衣社。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王高科离开日本总领事馆后，继续参加抗日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一直是中日英苏等国谍战中心，斗争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其主线当然是中日两国谍报人员的斗争。国民党军统、中统和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4个部门，在对付潜伏于南京的日军“梅机关”及帝国海军情报部等的间谍组织时往往由于各自为主，配合不到位，每每出现疏漏，陷于明显的被动。甚至有像行政院秘书黄浚、外交部科长黄纪良等官员被日谍收买，沦为内奸，窃走大量军政情报的事件发生。从1933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詹氏兄弟和王高科等冒险犯难，多方收集日军情报，并为打击日谍汉奸的猖狂活动做出了成绩。
（二）
1937年底，南京沦陷，侵华日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屠杀。数月内，屠杀30多万军民，秦淮河河水被染赤，尸体堆积；新街口、中华门等地血流漂杵，成了恐怖的地狱世界。日军的暴行给身处南京的詹氏兄弟和王高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创伤，他们发誓要报仇雪恨。
一年半以后，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1939年6月初，王高科从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那里得到紧急指示：几天内不得随意外出，等候进一步指示。他预感到军统南京区即将实施重大的抗日行动，但究竟是何种行动，王高科委实心里没底，也不敢探听。当年军统内部纪律森严，王高科和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工作的詹氏兄弟就从不存在情报业务联系，见了面也就是寒暄两句而已。王高科和詹氏兄弟甚至都不知道总领事馆里的勤务员陈耆才居然也是他们的同志，是宪兵司令部专事反日谍活动的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的卧底人物。
陈耆才，浙江龙游人，他读书不多，但为人聪明机灵，办事勤快，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34年进入总领事馆工作，很受总领事须磨的赏识。特警二队的外事组长李荣方经过努力，发展陈耆才为他们搞情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直到1937年秋，陈耆才的间谍身份暴露，他及时离开了总领事馆。之前，詹氏兄弟都不太了解此人的秘密身份，也正因为陈耆才的出走，让新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总领事堀公一等日本外交官有了安全感，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詹氏兄弟的卧底隐蔽……
那么军统南京区的特工们，又是如何及时获取关于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即将从上海来南京进行视察和访问这一重要消息的呢？这就要说到尚振声了。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明确记载：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领导。
尚振声，河南罗山人，河南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任六十四师政训处处长、军统河南站站长等职。1937年调任军统南京区少将衔副区长，协助区长兼特警科长钱新民开展工作。他的妻子病故后，于1938年娶杨静涵为妻，家住南京新街口西边的棉华新村军委会机关公寓（为地下斗争之需在南京还租有大树根8号等3处住房）。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一片恐怖气氛，便衣特工和日军宪兵天天抓捕抗日志士。只因伪“维新政权”尚未成立系统的情治机构（当年底汪精卫粉墨登场后，情治力量才加强），又缺乏军警部队，力量也薄弱，这给潜伏南京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尚振声夫妇的住所距华侨路上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京办事处很近，该处主人西义显博士是个中国通，一向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日中争端，并以经济手段征服中国，反对军部一味诉诸于武力。其后台便是满铁总裁松冈洋佑（此人后来担任过日本外相，颇有些影响）。西义显夫妇酷爱打麻将、吃苏帮大菜，常邀南京社会上的淑女名媛及一些知识女性来家里打牌吃饭。来自上海学过艺术表演且与徐来、胡蝶等女影星熟识的杨静涵，也在被邀之列。
6月5日晚，杨静涵在西义显家听到日本总领事馆即将举行欢迎清水次长的酒宴的消息，回家后便告诉了尚振声。尚觉得军统出击的好机会来到了，立即报告了钱新民（他家住湖北路19号小洋楼）。钱新民很感振奋，决定调兵遣将，火速行动，由尚振声负责全盘指挥，参加者有10多人，名单如下：行动执行人詹长麟、詹长炳；传递毒药人、军统南京区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詹长麟妹夫）；行动总联络人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毒药选定人军统南京区会计主任安少如；行动善后人军统南京区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和办事员王高科、李再生等……从以上名单可以看出，这次取得了成功的投毒行动绝非个别特工的力量所能完成，而是一次策划较为周密的爱国抗日行动。尤为难得的是投毒行动人员詹氏兄弟等连同家属得以安全撤离南京，可以说王高科功不可没。这个秘密小团体发挥了集体力量，钱新民、尚振声夫妇等也都为神圣的抗战立了功。
当然，这儿要指出的是钱新民几年后在上海被捕，经不住日伪76号总部特工的酷刑拷打而变节。但他的叛变没能挽救生命，日军总部和宪兵队鉴于钱在南京沦陷之初藏身于金陵大学难民营内，收集整理了日军大屠杀暴行的大量资料并送回武汉，认为留下钱新民必是祸患，遂处决了他。而钱新民的叛变，又导致尚振声、强一虎、卜玉琳、王愈等20多名军统南京潜伏骨干的被捕与惨遭杀害，其影响至为恶劣……
（三）
6月9日晚。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友和等一行7人，从上海乘坐的兰钢快车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旋即在宪兵队护卫下进城入住戒卫森严的总领事馆。时任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设在总领事馆内。
为保证绝对安全，日军对鼓楼四周道路加设三道岗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且不准走近总领事馆，建于明代的古钟鼓楼上增设2挺重机枪，可谓如临大敌。
获邀人员几乎包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部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雄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岛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宪兵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他们中绝大多数将佐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共同的特征是骄狂野蛮，充满了侵略成就感。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外交部长廉隅、司法行政部长胡乃泰、教育部长顾澄、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吾、工商协进会会长陶保晋等，这批腆颜事敌的大汉奸不以为耻，个个还洋洋自得，以博得日本主子的笑脸为荣耀。一楼大厅里灯火辉煌，人影憧憧。他们怎么也没料到：中国抗日志士紧急策划的投毒复仇行动正在实施中……
在6月8日，当时在中华门内借开一家五洋杂货店为工作掩护的尚振声，指派安少如去中华路东街119号“老万全酒家”订购了10坛绍兴黄酒，并在另一特工刘尤生协助下，备好了一包名叫“醉仙桃”（它是由产于西南亚热带山林的曼陀罗花炮制提炼而成的，毒性很大，但若嗅之并无异味）的毒药。章姓老板并不知情。当年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万全酒家”主营浙帮菜，所供应的绍兴酒相当有名，是驰名金陵的老字号，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了分店，名气很大，生意兴隆。那几年里，南京的日本侨民、商人和外交官员常上“老万全酒家”消费，以至于在日本国内都有些名气。正因如此，总领事堀公一等决定在宴会上供应此酒，而不是提供日本传统的清酒（一种米酒）。安少如和詹氏兄弟、潘崇声将这批绍兴酒取回并连同毒药交给詹长炳做了手脚后，再由詹长炳送入总领事馆，通过了例行检查。接着，詹长麟利用工作之便将毒药投放到酒瓶里，由于太紧张，有的酒瓶内投入的“醉仙桃”毒药剂量少了些。宴会上，杯盘交错，但酒未过三巡，即有人中毒呕吐，呻吟或倒下，一时现场大乱。日伪头目们惊慌失措，狼狈万状。日酋当即下令全城戒严，捉拿投毒嫌疑分子。这次投毒造成日伪头目30多人不同程度的中毒，急送医院抢救。其中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和船山经抢救无效，当日毙命。
而詹氏兄弟已在投毒成功后，依次机警地离开了总领事馆，分别骑上早先准备好的自行车匆匆而逃。马路对面是四条巷，连着青云巷和傅厚岗（这一带为民国新住宅区，街巷间树林成荫，环境幽雅，分布着民国政要李济深、李宗仁及大画家徐悲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洋楼），詹氏兄弟对这一带地形建筑很熟悉。他俩穿街过巷，骑出高云岭巷口，避开中央路上不时呼啸而过的日军宪兵的摩托车巡逻队，来到夜色笼罩下的玄武门（旧名丰润门，建于清初。上世纪30年代初玄武湖被辟为五洲公园，此城门成为进出要道）。预先安排的一名助手已在这儿等候多时。当时他立即带领詹氏兄弟出城门，沿翠虹堤东行一段后，登上预先停泊在水边的小船，划向东北方向，然后在岸边芦苇丛中停下。詹氏兄弟又各骑自行车穿过黄家圩铁路，赶往燕子矶。应当说尚振声这一安排是很巧妙的，因为詹氏兄弟若是径直沿中央路出城，则很难通过中央门与和平门的关卡。日军宪兵和伪治安警察在城门口设了二道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稍生怀疑立即扣下，拳打脚踢后反绑双臂先关起来，夜里更是警卫森严。詹氏兄弟在燕子矶、笆斗山南京电瓷厂（原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南京沦陷后一度停产关闭）码头边见到了守候在这儿的王高科和毛蓝田，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原来，投毒前一天（6月9日）一大早，同样负责接应的军统特工李再生，经尚振声安排在鱼市街一家菜馆宴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詹氏兄弟对此款待当然心里有数。饭毕，李再生和助手将詹氏兄弟家属全部经燕子矶码头，摆渡送往江中的八卦洲中坝乡隐蔽起来，为的是让詹氏兄弟消除后顾之忧。而在投毒行动展开的前一天，细心的尚振声就突然派人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还怀着身孕，再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王高科断定会有大事发生，组织上是部署与事者家属做安全转移，他当然服从，同时也很感动。次日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以后贴补生活用。尔后带着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去燕子矶码头。在这儿，他们见到了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王高科到了八卦洲上，刘玉卿和毛蓝田在等着接应。刘对王说，家属都由他照应，下一步是由他们护送到六合县瓜埠乡隐蔽，那儿有国民党抗日游击部队活动，可保安全。命令他和毛蓝田立即回到江南岸笆斗山对面南京电瓷厂北大门老柳树下，等候两个人。王高科从事情报活动已好几年，心中当然有数，于是他和毛蓝田登上一只渔船，又渡江返回……
据王高科晚年回忆：待回到南岸，已5点多钟，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毛蓝田相当紧张，几次要回江北，说天已快黑了，人不会来了。王高科坚决不肯，他的沉稳和勇敢明显感染了很年轻、没经历过血腥阵仗的毛蓝田，毛不再慌乱了。终于在7时半左右，詹长麟、詹长炳二人骑自行车来了，兄弟俩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连说“快上船走”。于是4人登上船，由毛蓝田划船，王高科掌舵，木船驶向江面，破浪而行，在航行了5分钟左右，他们发现日军的3辆卡车已从下关上元门江边直向笆斗山到龙潭的公路上驶去，杀气腾腾，车上都架着机枪，汽车灯划破浓重的夜幕，就像老虎眼睛一样。詹长炳说：“城里一定大乱了，鬼子沿途搜索我们。”当船驶到黄天荡，这儿沿江芦苇茂密，江水回流，形成一片片湍急的漩涡，给航行增加了阻力，险象环生，而江对面便是俗称划子口的渡口了。这当儿，停在大厂镇的日本军舰已派汽油艇驶来，探照灯照亮了江面，为保船家安全，詹氏兄弟当机立断，将带上船的2辆东洋自行车拔去气门芯放了气，沉入滔滔江水里。王高科知道这下子很危险了，遂叫船工不要划，停下来，以减小目标。他和詹氏兄弟约定，如果被日本兵发现，那他们3人就投江，这样一来，船工和船民打扮的毛蓝田就可以赖掉，或可保命。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抑或是死难同胞在冥冥之中的保佑，忽然江面上起了大雾，灰蒙蒙的，遮住了视线，日军汽油艇“突突突”地驶了过去，王高科等人的木帆船才过了江，到达六合县境内……这次逃亡虽说脱离了险境，也够惊心动魄的。
“投毒案”发生后，日军惊恐万状，恼羞成怒，除在四郊要道口、水路码头渡口和下关火车站搜查外还在城区内大肆疯狂搜捕。由于主要作案者詹氏兄弟是王高科介绍进总领事馆工作的，于是在悬赏追捕詹氏兄弟的同时，日军宪兵也在到处搜捕王高科。找不到他，便将他在珠江路茶馆当跑堂的舅父翁保民抓到太平路太平巷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审讯，严刑拷打。而翁保民委实一点也不知情，鬼子只好在敲诈了一笔钱后，将遍体是伤的翁保民释放了。此外，詹氏兄弟的姨娘等亲戚也被关进宪兵队的拘留所，吃足了皮肉之苦。
（四）
接下来，还得回到已安全脱险的詹氏兄弟和王高科、毛蓝田等人的命运上来。
詹、王两家在六合，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乡下孙百万、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隐匿下来。这段时间，两家人互不往来，甚至也不知道对方住处。潘崇声负责照应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蓝田协助照顾王高科家。其间，为减少百姓吃苦，并确认投毒事件为个人行为，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云：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抢掠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家雪耻……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此信目的显然是想迷惑日本人，加上当时国民党报刊对此事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行为，日伪当局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的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邮戳则显示兄弟两人早已离开南京，因此，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作用。后来有报道据此说詹氏经上海逃至香港，显系错误；也有多篇报道将此事件归为个人行为，与军统无关，也不正确。
其实，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1年时间，王高科的长子王正山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因军统与新四军部队屡发冲突，六合秘密据点势将不保，两家人才被转往上海。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事后第一次大团聚，自是千言万语，感慨不尽。大家从仪征过江，至龙潭火车站时兵分两路：一路是潘崇声带领詹氏兄弟；另一路是王高科带领两家家属，分头赶往上海。分手前，为明确生死责任，潘崇声提议和詹长炳、王高科“歃血为盟，结为义兄弟”。3人按年龄，潘为大哥，詹为二哥，王为小弟，从此以兄弟相称。结拜完毕，分别启程。到上海，住了月余，军统安少如称情况危急，又将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他们经海路几经辗转到达浙南沿海温州的中国军队控制区。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竟从此未再见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南京重逢。
这一段颠簸流离的流亡生活令王高科和詹氏兄弟铭心难忘。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先后选择逃回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过起了提心吊胆的生活。其后，詹长麟、詹长炳分别隐蔽在南京城居民区内隐姓埋名，打打短工，以维持家人的生活，往往危险的地方反而比较安全。凶残野蛮的日军宪兵部队似乎完全没有料到，当年“南京毒酒案”的两名主要当事人，居然又重返充满恐怖气氛的南京生活。王高科也打过短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一度在鼓楼东边黄泥岗一家由朝鲜（韩国）人开的东洋旅馆里当过职工。
当年汪精卫傀儡政府已在经受过空前浩劫的南京粉墨登场，在日军枪刺下进行统治，以原军统、中统特工干部李士群、丁默邨、马啸天、万里浪、苏成德等汉奸组成汪伪特工部门，由于这些人变节前熟知中统、军统组织结构及运作活动方式，为虎作伥，极其凶恶。在与国民党特工的谍战情报战斗争中，明显地占了上风，具有严重地破坏性。从1940年初到1942年里，汪伪特工重创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抗日抵抗力量，仅在南京就捕杀了尚振声、黄逸光、强一虎、卜玉琳、陈觉吾（中统南京市委主任委员）、陆玄南等300多名军统、中统骨干。就连坚持在沦陷区领导敌后抗战的国民党江苏省主任委员马元放这样的高层干部，也于1941年6月在上海“远东旅社绑架案”中被日伪特工拘捕，身陷囹圄，差点被杀害……汉奸特务们的猖狂令日本主子额手称庆，敌后的抗日斗争就是这样惨烈悲壮。
出于为家人安全等方面考虑，王高科与军统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岁月沧桑，流年似水，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曾在印缅战场重创日军，立下赫赫战功的新六军，在军长廖耀湘统率下空运南京，抵黄浦路陆军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接着，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饱受灾难的南京人民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却也迎来了那些颐指气使的接收大员大搞“五子登科”的腐败狂潮……王高科一直怕军统追究他擅离组织的过错，但直至1946年3月，戴笠及人事处负责人龚仙舫等死于江宁县岱山的空难后，再无人找他的麻烦，他这才稍放下心来。目睹时局变化，一直保持着社会正义感的王高科终于选择安心为民，永远不再服务于国民党军警界……
生活的潮水一浪掀过一浪，转眼间，又是一些年头过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高科一直承载着精神上的重压，吃了不少苦头。“文革”浩劫中，王高科夫妇和家人又被下放到苏北淮阴农村，他们和南京成千上万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一样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而同样曾是国民党军统人员的詹长麟及家人，还有詹长炳留在世上的儿女、亲人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些兹不赘述。幸好，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取得进步，渐渐地，历史开始受到尊重，王高科、詹氏兄弟等许多曾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前国民党军政特工人员的际遇说明：历史的每一点进步必是无数生灵付出极沉重的代价所换取的。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几经磨难与变迁，詹长麟一家和王高科一家后来居然都定居在南京中央门外迈皋桥长营村。当年轰动一时的“南京投毒案”的主角詹长麟、詹长炳先后恢复了正面形象，他们勇敢无畏的抗日事迹受到肯定和表彰，因为詹长炳早已亡故，近些年来媒体记者采访最多的当是詹长麟。
风晨月夕，朝朝暮暮，这位历经风霜岁月的抗日老人每每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步入老境的王高科犹难忘却当年的抗日风云和惊险经历，提笔撰写出相关回忆。1996年，王高科老人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12年后，年已98岁的詹长麟辞世。文
发生在1939年6月10日的“南京毒酒案”曾轰动一时，震惊中外，它昭示世人：在发生过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惊世惨案的南京，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兽行，而是敢于反抗，采用了包括投毒等种种斗争方式，给了侵略者以当头棒喝，亦是重重地一击，令侵略者及汉奸走狗胆战心惊。抗日志士们冒险犯难，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因扣有“军统特务”帽子的詹长炳在解放初死于“大镇反运动”，近些年来，尤其是2005年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以后，尚健在的詹长麟成为众多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功勋人物。而致力于研究“南京毒酒案”事件的一些细心的文史专家和当事人的后人则发现，2005年之前大量的大致相同的同题报道中，几乎绝口不提这一次反击日寇斗争的重要参与者王高科和当年组织策划了这一勇敢行动的国民党军统南京区少将副区长尚振声（1942年惨遭日伪杀害于上海）等人。
（一）
这儿有一个问题必须得理清，那就是从1937年夏起，所沿称的日本总领事馆和大使馆都是在鼓楼。日本大使馆位于南京鼓楼岗西侧北平路口（现北京西路1号，尚完整保存，为武警消防某部机关驻地）。日本自1873年与清政府建交后，至1935年，其公使馆一直设于北京，上海、汉口、南京等地只设领事馆。清末民初，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位于城中珠江路北门桥畔，1928年迁至白下路178号两幢洋楼。中日建交后，日本公使馆从北平南迁南京。北平则留下领事馆（又称武官室），由曾任过西北军冯玉祥顾问的松室孝良和原关东军高参土肥原（他还兼任华北特务机关长）负责。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此后4位大使均常驻上海虹口日租界内的总领事馆。南京事务由总领事负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燃起，日本大使馆关闭。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日本将其总领事馆迁往鼓楼大使馆旧址，后于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大使馆，但不为中国政府承认，如此复杂的变化使得有关“毒酒案”的报道中常将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换句话说，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称鼓楼坡上的日本大使馆为总领事馆是正确的，为了前后行文一致，仍就统称为总领事馆。首先必须肯定“南京毒酒案”中的投毒人詹长麟、詹长炳是主角。
起初，詹长麟是通过已打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蓝衣社（军统）情报员王高科介绍进入总领事馆当差役的。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曾当过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赋闲家中。詹先后面见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据悉，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一是不懂日文，以防泄密；二是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三是忠诚老实，手脚勤快；四是相貌端正。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非铁板难破。例如王高科在去总领事馆打工前，曾因教佐藤夫人中文而学会一些日文；而詹长麟有当兵的政治背景，也被日本人忽略了。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过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由詹文斌转述的父亲生前的口述是这样表达的：“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的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10块银圆，当时50公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银圆。”
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于是，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他后来回忆说：“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抄写东西。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就会显出来。”
但詹和王高科之间并无特务联系，可谓各司其职，互不知底。王高科，南京人，上世纪20年代家住二条巷的一古旧平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2年，17岁的王高科经人介绍，曾在日本总领事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总领事馆办公室当差役，日常应酬中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话。一年后，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军统的前身）特工，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做起他的工作。据王高科生前回忆：“……我已18岁了，朝夕接触日本人，他们高傲鄙视华人，我亲眼所见，痛恨在心。这时抗日高潮也达到了高峰，国民党警察厅特务黄泗清一天晚上到我家，对我说，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工作，就是汉奸！为了生活替日本人工作，只要不忘救国，都是爱国青年。并对我诉说日本想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于是我接受黄的指示，把每天接触到的事记在心中，晚上由黄到我家详细记下带走，从此我无形中做了特务间谍……”
其后，王高科将詹长麟介绍到日本总领事馆当西餐厨房杂役。由于许多汉奸陆续被捕，日本人首先怀疑办公室杂役中有人和中国警方有秘密联系，于是就把王高科等3人辞退。由于詹长麟是西餐厨房杂役，干粗活，又没啥文化，没有受到怀疑，所以没被辞退。过了些日子，詹长麟又奉命把他哥哥詹长炳介绍到总领事馆办公室做杂役，天天扫扫地，搞搞卫生，跑跑腿。不久，哥哥詹长炳也参加了蓝衣社。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王高科离开日本总领事馆后，继续参加抗日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一直是中日英苏等国谍战中心，斗争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其主线当然是中日两国谍报人员的斗争。国民党军统、中统和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4个部门，在对付潜伏于南京的日军“梅机关”及帝国海军情报部等的间谍组织时往往由于各自为主，配合不到位，每每出现疏漏，陷于明显的被动。甚至有像行政院秘书黄浚、外交部科长黄纪良等官员被日谍收买，沦为内奸，窃走大量军政情报的事件发生。从1933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詹氏兄弟和王高科等冒险犯难，多方收集日军情报，并为打击日谍汉奸的猖狂活动做出了成绩。
（二）
1937年底，南京沦陷，侵华日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屠杀。数月内，屠杀30多万军民，秦淮河河水被染赤，尸体堆积；新街口、中华门等地血流漂杵，成了恐怖的地狱世界。日军的暴行给身处南京的詹氏兄弟和王高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创伤，他们发誓要报仇雪恨。
一年半以后，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1939年6月初，王高科从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那里得到紧急指示：几天内不得随意外出，等候进一步指示。他预感到军统南京区即将实施重大的抗日行动，但究竟是何种行动，王高科委实心里没底，也不敢探听。当年军统内部纪律森严，王高科和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工作的詹氏兄弟就从不存在情报业务联系，见了面也就是寒暄两句而已。王高科和詹氏兄弟甚至都不知道总领事馆里的勤务员陈耆才居然也是他们的同志，是宪兵司令部专事反日谍活动的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的卧底人物。
陈耆才，浙江龙游人，他读书不多，但为人聪明机灵，办事勤快，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34年进入总领事馆工作，很受总领事须磨的赏识。特警二队的外事组长李荣方经过努力，发展陈耆才为他们搞情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直到1937年秋，陈耆才的间谍身份暴露，他及时离开了总领事馆。之前，詹氏兄弟都不太了解此人的秘密身份，也正因为陈耆才的出走，让新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总领事堀公一等日本外交官有了安全感，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詹氏兄弟的卧底隐蔽……
那么军统南京区的特工们，又是如何及时获取关于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即将从上海来南京进行视察和访问这一重要消息的呢？这就要说到尚振声了。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明确记载：投毒行动小组由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领导。
尚振声，河南罗山人，河南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任六十四师政训处处长、军统河南站站长等职。1937年调任军统南京区少将衔副区长，协助区长兼特警科长钱新民开展工作。他的妻子病故后，于1938年娶杨静涵为妻，家住南京新街口西边的棉华新村军委会机关公寓（为地下斗争之需在南京还租有大树根8号等3处住房）。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一片恐怖气氛，便衣特工和日军宪兵天天抓捕抗日志士。只因伪“维新政权”尚未成立系统的情治机构（当年底汪精卫粉墨登场后，情治力量才加强），又缺乏军警部队，力量也薄弱，这给潜伏南京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尚振声夫妇的住所距华侨路上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京办事处很近，该处主人西义显博士是个中国通，一向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日中争端，并以经济手段征服中国，反对军部一味诉诸于武力。其后台便是满铁总裁松冈洋佑（此人后来担任过日本外相，颇有些影响）。西义显夫妇酷爱打麻将、吃苏帮大菜，常邀南京社会上的淑女名媛及一些知识女性来家里打牌吃饭。来自上海学过艺术表演且与徐来、胡蝶等女影星熟识的杨静涵，也在被邀之列。
6月5日晚，杨静涵在西义显家听到日本总领事馆即将举行欢迎清水次长的酒宴的消息，回家后便告诉了尚振声。尚觉得军统出击的好机会来到了，立即报告了钱新民（他家住湖北路19号小洋楼）。钱新民很感振奋，决定调兵遣将，火速行动，由尚振声负责全盘指挥，参加者有10多人，名单如下：行动执行人詹长麟、詹长炳；传递毒药人、军统南京区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詹长麟妹夫）；行动总联络人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毒药选定人军统南京区会计主任安少如；行动善后人军统南京区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和办事员王高科、李再生等……从以上名单可以看出，这次取得了成功的投毒行动绝非个别特工的力量所能完成，而是一次策划较为周密的爱国抗日行动。尤为难得的是投毒行动人员詹氏兄弟等连同家属得以安全撤离南京，可以说王高科功不可没。这个秘密小团体发挥了集体力量，钱新民、尚振声夫妇等也都为神圣的抗战立了功。
当然，这儿要指出的是钱新民几年后在上海被捕，经不住日伪76号总部特工的酷刑拷打而变节。但他的叛变没能挽救生命，日军总部和宪兵队鉴于钱在南京沦陷之初藏身于金陵大学难民营内，收集整理了日军大屠杀暴行的大量资料并送回武汉，认为留下钱新民必是祸患，遂处决了他。而钱新民的叛变，又导致尚振声、强一虎、卜玉琳、王愈等20多名军统南京潜伏骨干的被捕与惨遭杀害，其影响至为恶劣……
（三）
6月9日晚。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友和等一行7人，从上海乘坐的兰钢快车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旋即在宪兵队护卫下进城入住戒卫森严的总领事馆。时任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设在总领事馆内。
为保证绝对安全，日军对鼓楼四周道路加设三道岗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且不准走近总领事馆，建于明代的古钟鼓楼上增设2挺重机枪，可谓如临大敌。
获邀人员几乎包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部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雄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岛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宪兵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他们中绝大多数将佐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共同的特征是骄狂野蛮，充满了侵略成就感。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外交部长廉隅、司法行政部长胡乃泰、教育部长顾澄、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吾、工商协进会会长陶保晋等，这批腆颜事敌的大汉奸不以为耻，个个还洋洋自得，以博得日本主子的笑脸为荣耀。一楼大厅里灯火辉煌，人影憧憧。他们怎么也没料到：中国抗日志士紧急策划的投毒复仇行动正在实施中……
在6月8日，当时在中华门内借开一家五洋杂货店为工作掩护的尚振声，指派安少如去中华路东街119号“老万全酒家”订购了10坛绍兴黄酒，并在另一特工刘尤生协助下，备好了一包名叫“醉仙桃”（它是由产于西南亚热带山林的曼陀罗花炮制提炼而成的，毒性很大，但若嗅之并无异味）的毒药。章姓老板并不知情。当年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万全酒家”主营浙帮菜，所供应的绍兴酒相当有名，是驰名金陵的老字号，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了分店，名气很大，生意兴隆。那几年里，南京的日本侨民、商人和外交官员常上“老万全酒家”消费，以至于在日本国内都有些名气。正因如此，总领事堀公一等决定在宴会上供应此酒，而不是提供日本传统的清酒（一种米酒）。安少如和詹氏兄弟、潘崇声将这批绍兴酒取回并连同毒药交给詹长炳做了手脚后，再由詹长炳送入总领事馆，通过了例行检查。接着，詹长麟利用工作之便将毒药投放到酒瓶里，由于太紧张，有的酒瓶内投入的“醉仙桃”毒药剂量少了些。宴会上，杯盘交错，但酒未过三巡，即有人中毒呕吐，呻吟或倒下，一时现场大乱。日伪头目们惊慌失措，狼狈万状。日酋当即下令全城戒严，捉拿投毒嫌疑分子。这次投毒造成日伪头目30多人不同程度的中毒，急送医院抢救。其中总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和船山经抢救无效，当日毙命。
而詹氏兄弟已在投毒成功后，依次机警地离开了总领事馆，分别骑上早先准备好的自行车匆匆而逃。马路对面是四条巷，连着青云巷和傅厚岗（这一带为民国新住宅区，街巷间树林成荫，环境幽雅，分布着民国政要李济深、李宗仁及大画家徐悲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洋楼），詹氏兄弟对这一带地形建筑很熟悉。他俩穿街过巷，骑出高云岭巷口，避开中央路上不时呼啸而过的日军宪兵的摩托车巡逻队，来到夜色笼罩下的玄武门（旧名丰润门，建于清初。上世纪30年代初玄武湖被辟为五洲公园，此城门成为进出要道）。预先安排的一名助手已在这儿等候多时。当时他立即带领詹氏兄弟出城门，沿翠虹堤东行一段后，登上预先停泊在水边的小船，划向东北方向，然后在岸边芦苇丛中停下。詹氏兄弟又各骑自行车穿过黄家圩铁路，赶往燕子矶。应当说尚振声这一安排是很巧妙的，因为詹氏兄弟若是径直沿中央路出城，则很难通过中央门与和平门的关卡。日军宪兵和伪治安警察在城门口设了二道卡，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稍生怀疑立即扣下，拳打脚踢后反绑双臂先关起来，夜里更是警卫森严。詹氏兄弟在燕子矶、笆斗山南京电瓷厂（原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南京沦陷后一度停产关闭）码头边见到了守候在这儿的王高科和毛蓝田，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原来，投毒前一天（6月9日）一大早，同样负责接应的军统特工李再生，经尚振声安排在鱼市街一家菜馆宴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詹氏兄弟对此款待当然心里有数。饭毕，李再生和助手将詹氏兄弟家属全部经燕子矶码头，摆渡送往江中的八卦洲中坝乡隐蔽起来，为的是让詹氏兄弟消除后顾之忧。而在投毒行动展开的前一天，细心的尚振声就突然派人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还怀着身孕，再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王高科断定会有大事发生，组织上是部署与事者家属做安全转移，他当然服从，同时也很感动。次日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以后贴补生活用。尔后带着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去燕子矶码头。在这儿，他们见到了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王高科到了八卦洲上，刘玉卿和毛蓝田在等着接应。刘对王说，家属都由他照应，下一步是由他们护送到六合县瓜埠乡隐蔽，那儿有国民党抗日游击部队活动，可保安全。命令他和毛蓝田立即回到江南岸笆斗山对面南京电瓷厂北大门老柳树下，等候两个人。王高科从事情报活动已好几年，心中当然有数，于是他和毛蓝田登上一只渔船，又渡江返回……
据王高科晚年回忆：待回到南岸，已5点多钟，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毛蓝田相当紧张，几次要回江北，说天已快黑了，人不会来了。王高科坚决不肯，他的沉稳和勇敢明显感染了很年轻、没经历过血腥阵仗的毛蓝田，毛不再慌乱了。终于在7时半左右，詹长麟、詹长炳二人骑自行车来了，兄弟俩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连说“快上船走”。于是4人登上船，由毛蓝田划船，王高科掌舵，木船驶向江面，破浪而行，在航行了5分钟左右，他们发现日军的3辆卡车已从下关上元门江边直向笆斗山到龙潭的公路上驶去，杀气腾腾，车上都架着机枪，汽车灯划破浓重的夜幕，就像老虎眼睛一样。詹长炳说：“城里一定大乱了，鬼子沿途搜索我们。”当船驶到黄天荡，这儿沿江芦苇茂密，江水回流，形成一片片湍急的漩涡，给航行增加了阻力，险象环生，而江对面便是俗称划子口的渡口了。这当儿，停在大厂镇的日本军舰已派汽油艇驶来，探照灯照亮了江面，为保船家安全，詹氏兄弟当机立断，将带上船的2辆东洋自行车拔去气门芯放了气，沉入滔滔江水里。王高科知道这下子很危险了，遂叫船工不要划，停下来，以减小目标。他和詹氏兄弟约定，如果被日本兵发现，那他们3人就投江，这样一来，船工和船民打扮的毛蓝田就可以赖掉，或可保命。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抑或是死难同胞在冥冥之中的保佑，忽然江面上起了大雾，灰蒙蒙的，遮住了视线，日军汽油艇“突突突”地驶了过去，王高科等人的木帆船才过了江，到达六合县境内……这次逃亡虽说脱离了险境，也够惊心动魄的。
“投毒案”发生后，日军惊恐万状，恼羞成怒，除在四郊要道口、水路码头渡口和下关火车站搜查外还在城区内大肆疯狂搜捕。由于主要作案者詹氏兄弟是王高科介绍进总领事馆工作的，于是在悬赏追捕詹氏兄弟的同时，日军宪兵也在到处搜捕王高科。找不到他，便将他在珠江路茶馆当跑堂的舅父翁保民抓到太平路太平巷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审讯，严刑拷打。而翁保民委实一点也不知情，鬼子只好在敲诈了一笔钱后，将遍体是伤的翁保民释放了。此外，詹氏兄弟的姨娘等亲戚也被关进宪兵队的拘留所，吃足了皮肉之苦。
（四）
接下来，还得回到已安全脱险的詹氏兄弟和王高科、毛蓝田等人的命运上来。
詹、王两家在六合，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乡下孙百万、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隐匿下来。这段时间，两家人互不往来，甚至也不知道对方住处。潘崇声负责照应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蓝田协助照顾王高科家。其间，为减少百姓吃苦，并确认投毒事件为个人行为，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云：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抢掠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家雪耻……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
……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此信目的显然是想迷惑日本人，加上当时国民党报刊对此事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行为，日伪当局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的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邮戳则显示兄弟两人早已离开南京，因此，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作用。后来有报道据此说詹氏经上海逃至香港，显系错误；也有多篇报道将此事件归为个人行为，与军统无关，也不正确。
其实，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1年时间，王高科的长子王正山就出生在这里。后来因军统与新四军部队屡发冲突，六合秘密据点势将不保，两家人才被转往上海。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事后第一次大团聚，自是千言万语，感慨不尽。大家从仪征过江，至龙潭火车站时兵分两路：一路是潘崇声带领詹氏兄弟；另一路是王高科带领两家家属，分头赶往上海。分手前，为明确生死责任，潘崇声提议和詹长炳、王高科“歃血为盟，结为义兄弟”。3人按年龄，潘为大哥，詹为二哥，王为小弟，从此以兄弟相称。结拜完毕，分别启程。到上海，住了月余，军统安少如称情况危急，又将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他们经海路几经辗转到达浙南沿海温州的中国军队控制区。随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竟从此未再见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南京重逢。
这一段颠簸流离的流亡生活令王高科和詹氏兄弟铭心难忘。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先后选择逃回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过起了提心吊胆的生活。其后，詹长麟、詹长炳分别隐蔽在南京城居民区内隐姓埋名，打打短工，以维持家人的生活，往往危险的地方反而比较安全。凶残野蛮的日军宪兵部队似乎完全没有料到，当年“南京毒酒案”的两名主要当事人，居然又重返充满恐怖气氛的南京生活。王高科也打过短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一度在鼓楼东边黄泥岗一家由朝鲜（韩国）人开的东洋旅馆里当过职工。
当年汪精卫傀儡政府已在经受过空前浩劫的南京粉墨登场，在日军枪刺下进行统治，以原军统、中统特工干部李士群、丁默邨、马啸天、万里浪、苏成德等汉奸组成汪伪特工部门，由于这些人变节前熟知中统、军统组织结构及运作活动方式，为虎作伥，极其凶恶。在与国民党特工的谍战情报战斗争中，明显地占了上风，具有严重地破坏性。从1940年初到1942年里，汪伪特工重创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抗日抵抗力量，仅在南京就捕杀了尚振声、黄逸光、强一虎、卜玉琳、陈觉吾（中统南京市委主任委员）、陆玄南等300多名军统、中统骨干。就连坚持在沦陷区领导敌后抗战的国民党江苏省主任委员马元放这样的高层干部，也于1941年6月在上海“远东旅社绑架案”中被日伪特工拘捕，身陷囹圄，差点被杀害……汉奸特务们的猖狂令日本主子额手称庆，敌后的抗日斗争就是这样惨烈悲壮。
出于为家人安全等方面考虑，王高科与军统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岁月沧桑，流年似水，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光复。曾在印缅战场重创日军，立下赫赫战功的新六军，在军长廖耀湘统率下空运南京，抵黄浦路陆军部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接着，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饱受灾难的南京人民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却也迎来了那些颐指气使的接收大员大搞“五子登科”的腐败狂潮……王高科一直怕军统追究他擅离组织的过错，但直至1946年3月，戴笠及人事处负责人龚仙舫等死于江宁县岱山的空难后，再无人找他的麻烦，他这才稍放下心来。目睹时局变化，一直保持着社会正义感的王高科终于选择安心为民，永远不再服务于国民党军警界……
生活的潮水一浪掀过一浪，转眼间，又是一些年头过去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高科一直承载着精神上的重压，吃了不少苦头。“文革”浩劫中，王高科夫妇和家人又被下放到苏北淮阴农村，他们和南京成千上万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一样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而同样曾是国民党军统人员的詹长麟及家人，还有詹长炳留在世上的儿女、亲人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些兹不赘述。幸好，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国取得进步，渐渐地，历史开始受到尊重，王高科、詹氏兄弟等许多曾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前国民党军政特工人员的际遇说明：历史的每一点进步必是无数生灵付出极沉重的代价所换取的。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几经磨难与变迁，詹长麟一家和王高科一家后来居然都定居在南京中央门外迈皋桥长营村。当年轰动一时的“南京投毒案”的主角詹长麟、詹长炳先后恢复了正面形象，他们勇敢无畏的抗日事迹受到肯定和表彰，因为詹长炳早已亡故，近些年来媒体记者采访最多的当是詹长麟。
风晨月夕，朝朝暮暮，这位历经风霜岁月的抗日老人每每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进入20世纪90年代，已步入老境的王高科犹难忘却当年的抗日风云和惊险经历，提笔撰写出相关回忆。1996年，王高科老人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12年后，年已98岁的詹长麟辞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