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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首先是一种企业制度,尽管不同民族的家族企业有其共性,例如都采取“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但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有其特性,例如采取儒家伦理来管理企业。
从郭氏家族的豪门恩怨扩展开来,舆论界关于家族企业内部矛盾以及家族企业优劣的争论也进行得非常激烈。《华人世界》近日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伦理研究所副所长徐大建教授,他从中华传统文化伦理的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优劣以及生存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家族企业发展的“生死悖论”。
冲突原因
记者问及对郭炳湘兄弟纷争的看法,徐大建教授说:“假如真如传闻所说,郭炳湘有了‘红颜知己’并有可能威胁到新鸿基管理控制权的话,那必然是损害了郭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利益,遭到反对是必然的。这是家族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徐大建教授认为,家族企业首先是一种企业制度,尽管不同民族的家族企业有其共性,例如都采取“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但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有其特性,例如采取儒家伦理来管理企业。
徐教授认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的学说,主要表现在三点。首先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周礼的实质是等级制度。为什么要恢复等级制度呢?因为有等级制才能天下太平。其次,保持等级制度的最有效手段是“忠孝”,核心是要听家长的话,在家中听家长的话就是孝,在国家和企业中听领导人的话就是忠。再次,基于血缘亲情的“忠孝”不能是单方面的义务,而需要双向的义务,于是有“父慈子孝、兄恭弟悌”之说,这也是孔夫子“仁即爱人”所要表达的东西。做到了这样的“仁”,天下就和谐有序了。
徐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如果发生内部冲突,一般来说会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家长的“品德”出了问题,这种“品德”问题是特指这种“品德”妨碍了家族其他成员的利益,比如郭炳湘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假如真如传闻所说,郭炳湘有了“红颜知己”,并有可能威胁到新鸿基的管理控制权,那必然妨碍了其两个弟弟的利益。另外一个原因是家长的“才能”出了问题。就是说家族其他成员对家长的才能不服,这主要表现在家族其他成员在企业发展思路和经营策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分歧。
优势所在
众所周知,家族企业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企业形态,但同时又是非常“短命”的。资料显示,世界上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4年。虽然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短暂,但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一面。
徐大建教授认为,制度有优有劣,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节约交易成本。为什么要有企业呢?因为现代经济是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分工合作有效率,所以才有企业。但有效率地进行分工合作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那就没法合作,企业也就不可能存在。
而家族企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股份制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容易保持信任,尤其是在中国。中国人跟西方人有两点很不同。在观念上,西方人虽然也有家族内部和外部的区分,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规则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中国人却从来都是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家族内部的“自己人”,另一类是家族外部的“陌生人”,前者可信而后者不可信。与此相关,西方人的治理方式主要是法治,而中国人的治理方式主要是人治。当“信任关系”在中国无法由法治产生时,家族企业在建立信任关系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明显。
徐教授总结说,家族企业本身就是一家人,用的主要是自家人,容易互相得到信任,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交易成本。比如一个股份制公司,决定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签订法律文件等,要费很多功夫。而家族企业内部吃吃饭,大家喝喝酒就能轻易解决掉。所以家族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利用血缘亲情关系建立一种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样比较有利于创业。
致命缺陷
虽然家族企业有利于创业,但当企业进入发展壮大期,它的缺陷就开始显现出来,而且有些缺陷是非常致命的。
徐大建教授认为,家族企业的缺陷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企业内部在创始人退位后容易发生争权夺利,而且一旦发生就很难处理,分家往往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家庭伦理和亲情血缘关系不允许剥夺家族成员的财产权利。分家之后,企业的竞争力逐渐减弱,最终越做越小直至消亡。而股份制企业即使内部发生矛盾,股东也可以通过转让股份退出,而不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的伤害。
另外一个缺陷是,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基本上都控制在家族手中,至少是临界控制,比如控股51%以上。如果要保持控制权那就必然不能很好地利用外部资源,主要包括资本和人力。因为资本太多了,家族就有可能无法控股了,而外面很有才能的人进入管理层,也会对家族的控制权造成威胁,所以家族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能很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如资本和人力,这一点也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
生死悖论
中国的家族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呢?徐教授认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靠的是土地,工业经济时代靠的是资本,现在靠的是知识。以前需要好几代的积累才能做大一个企业,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代人完全有可能做大一个企业,比如微软,Google。
徐教授认为,家族企业可能会做大,但不一定能做长远。家族企业的两个缺陷都是非常致命的,要克服这两个缺陷,首先是要“两权分离”,即所有权由家族控制,经营权应该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并且要充分放权,这方面做得好的比如台塑王永庆。这是首先要做到的。第二步就是要充分利用家族外部的资源,主要是资本和人力。而随着外部资本和人力的不断进入,家族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将失去控制权。
家族企业或者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牢牢地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其结果是企业越做越小,最终走向消亡;或者是施行“两权分离”,这样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做大,但企业做大之后,家族对于所有权的控制必然减弱,直至失去所有权,最终变成一个公众企业,此时的“家族企业”已经名不副实,实际上也是消亡了。这就是家族企业发展的“生死悖论”。
从郭氏家族的豪门恩怨扩展开来,舆论界关于家族企业内部矛盾以及家族企业优劣的争论也进行得非常激烈。《华人世界》近日采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伦理研究所副所长徐大建教授,他从中华传统文化伦理的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优劣以及生存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家族企业发展的“生死悖论”。
冲突原因
记者问及对郭炳湘兄弟纷争的看法,徐大建教授说:“假如真如传闻所说,郭炳湘有了‘红颜知己’并有可能威胁到新鸿基管理控制权的话,那必然是损害了郭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利益,遭到反对是必然的。这是家族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徐大建教授认为,家族企业首先是一种企业制度,尽管不同民族的家族企业有其共性,例如都采取“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但中国的家族企业还有其特性,例如采取儒家伦理来管理企业。
徐教授认为,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的学说,主要表现在三点。首先是“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周礼的实质是等级制度。为什么要恢复等级制度呢?因为有等级制才能天下太平。其次,保持等级制度的最有效手段是“忠孝”,核心是要听家长的话,在家中听家长的话就是孝,在国家和企业中听领导人的话就是忠。再次,基于血缘亲情的“忠孝”不能是单方面的义务,而需要双向的义务,于是有“父慈子孝、兄恭弟悌”之说,这也是孔夫子“仁即爱人”所要表达的东西。做到了这样的“仁”,天下就和谐有序了。
徐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如果发生内部冲突,一般来说会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家长的“品德”出了问题,这种“品德”问题是特指这种“品德”妨碍了家族其他成员的利益,比如郭炳湘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假如真如传闻所说,郭炳湘有了“红颜知己”,并有可能威胁到新鸿基的管理控制权,那必然妨碍了其两个弟弟的利益。另外一个原因是家长的“才能”出了问题。就是说家族其他成员对家长的才能不服,这主要表现在家族其他成员在企业发展思路和经营策略方面发生了重大分歧。
优势所在
众所周知,家族企业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企业形态,但同时又是非常“短命”的。资料显示,世界上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4年。虽然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短暂,但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一面。
徐大建教授认为,制度有优有劣,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节约交易成本。为什么要有企业呢?因为现代经济是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分工合作有效率,所以才有企业。但有效率地进行分工合作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果没有信任,那就没法合作,企业也就不可能存在。
而家族企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股份制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容易保持信任,尤其是在中国。中国人跟西方人有两点很不同。在观念上,西方人虽然也有家族内部和外部的区分,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规则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中国人却从来都是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家族内部的“自己人”,另一类是家族外部的“陌生人”,前者可信而后者不可信。与此相关,西方人的治理方式主要是法治,而中国人的治理方式主要是人治。当“信任关系”在中国无法由法治产生时,家族企业在建立信任关系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明显。
徐教授总结说,家族企业本身就是一家人,用的主要是自家人,容易互相得到信任,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交易成本。比如一个股份制公司,决定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签订法律文件等,要费很多功夫。而家族企业内部吃吃饭,大家喝喝酒就能轻易解决掉。所以家族企业的最大优势就是利用血缘亲情关系建立一种信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样比较有利于创业。
致命缺陷
虽然家族企业有利于创业,但当企业进入发展壮大期,它的缺陷就开始显现出来,而且有些缺陷是非常致命的。
徐大建教授认为,家族企业的缺陷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企业内部在创始人退位后容易发生争权夺利,而且一旦发生就很难处理,分家往往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家庭伦理和亲情血缘关系不允许剥夺家族成员的财产权利。分家之后,企业的竞争力逐渐减弱,最终越做越小直至消亡。而股份制企业即使内部发生矛盾,股东也可以通过转让股份退出,而不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的伤害。
另外一个缺陷是,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基本上都控制在家族手中,至少是临界控制,比如控股51%以上。如果要保持控制权那就必然不能很好地利用外部资源,主要包括资本和人力。因为资本太多了,家族就有可能无法控股了,而外面很有才能的人进入管理层,也会对家族的控制权造成威胁,所以家族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能很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如资本和人力,这一点也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
生死悖论
中国的家族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摆脱“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呢?徐教授认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靠的是土地,工业经济时代靠的是资本,现在靠的是知识。以前需要好几代的积累才能做大一个企业,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代人完全有可能做大一个企业,比如微软,Google。
徐教授认为,家族企业可能会做大,但不一定能做长远。家族企业的两个缺陷都是非常致命的,要克服这两个缺陷,首先是要“两权分离”,即所有权由家族控制,经营权应该交给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并且要充分放权,这方面做得好的比如台塑王永庆。这是首先要做到的。第二步就是要充分利用家族外部的资源,主要是资本和人力。而随着外部资本和人力的不断进入,家族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将失去控制权。
家族企业或者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牢牢地控制在家族成员手中,其结果是企业越做越小,最终走向消亡;或者是施行“两权分离”,这样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做大,但企业做大之后,家族对于所有权的控制必然减弱,直至失去所有权,最终变成一个公众企业,此时的“家族企业”已经名不副实,实际上也是消亡了。这就是家族企业发展的“生死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