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怀疑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也会让我们某种程度上监用这些自由，这个怀疑要从我看的电视说起。我有两台电视，一台是可以用遥控器遥控的，另一台是90年代初买的，还是按键换台的那种，当然，我更喜欢使用那个可以遥控的，但是我逐渐发现，每当我使用卧室的那台按键控制老电视机的时候，对我喜欢的《我叫金三顺》的情节较看那台遥控电视总是能更完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出在我对电视的控制，客厅电视我总是期望会有更适合我的节目在等待我，所以我会不断地切换频道，而且我总希望通过频道切换的方便使我更充分地利用时间，比如在《我叫金三顺》播放广告的时间在另一个我感兴趣的节目上有所收获，但我的这种所谓努力是徒劳的，不但没能充分利用广告时间，而且往往会由于换台忘记了金三顺在哪个频道播放，而错过很多精彩的情节；在卧室的老电视，我要换一次频道需要我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然后战战兢兢地蹲在它面前进行操作，这种繁复性让我对金三顺频道的忠诚度极大地提高了。
　　更高的科技成果——当然把电视遥控器当作高科技成果听起来有点可笑，我做相对的比较就暂且这么说吧——更高的资金投入，这么说是因为那台可遥控电视比按键电视要贵得多，——而得到的结果是，对三顺姐更差的忠诚度和更少的信息获得，我想这不是我的初衷，而据我了解，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连成这种高成本低收益原因可能有两点，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自由度使我们的有效信息减少，或者无效信息增多。因为电视台的节目没有随着我的电视控制器的改进而变化，所以可以判断电视的有效信息并没有减少，甚至由于频道更换的成本变低，而是有效信息更多了。但是这也正是问题所在，更低的换频成本不但使有效信息变多，而且是无效信息变得更多，由于时间的不变无效信息挤占了更多的信息通道。
　　我对人性的怀疑经常会泛滥到投资领域上，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人统计过证券交易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前后，投资者收益有没有相应的变化?加州大学Davis分校的教授BradBarber和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教授Tetrance Odean在2002年预测，证券在网上交易会使得交易更加频繁，而且会带来投资者收益的下降。
　　这两位教授在统计中发现，在美国交易者改用互联网进行交易之前，很多使用电话进行交易，在这种交易方式中投资者普遍得到比较不错的回报率，据统计表明，使用电话交易的投资者的平均回报率比市场平均回报率高2％。而在换为使用互联网交易后，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网络内容提供商把更丰富的数据和图表提供给普通投资者，而使得他们几乎可以获得和专业基金经理人完全一样的信息；网上交易使交易变得更简单和迅速。在美国，使用互联网交易前，投资者股票资产年周转量为73.7％，在使用互联网后，其周转量稳定在95.5％，而与他们资产规模相当的还在使用电话交易的投资者同期的资产年周转量为50％。而使用互联网交易的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也从原来的高于市场2％的收益率下降到低于市场3％的收益率。
　　与此相关的，在专业投资者层面，共同基金的投资于股票的自由度由高到低分别为自由度最高的资产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从长期来看，指数基金的费用低而平均收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基金收益。据美国一家基金权威机构的调查，美国的基金在过去的25年中有41％跑赢了大市，美国的基金在过去的35年中总共只有1／3左右跑赢了大市。应当指出的是，以上数据是基于至少存续了35年的共同基金，它们称得上是同行中的“幸存者”、 “使使者”，另外还有许多基金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没能参加计算。也就是说，指数的平均高收益要强干30％的主动型基金的收益率，而据晨星中国基金指数数据反映，中国的灵活配置型基金的收益率在最近一年也要明显低于股票型基金的收益率——股票型基金指数：配置型基金指数为6061.47：4883.65。很明显，在投资自由度上，灵活配置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而在投资收益上，灵活配置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而中国基金公司最近一年推出的灵活配置基金和股票型基金远远多于指数基金，这种营销策略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同，投资者们宁愿买更贵的收益更低的基金产品而赢得更多的自由。
　　看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更大的问题或许不是缺少自由，更多的是自由带来的迷失，我们也许无法逃脱这种自由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