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普罗普与巴赫金是20世纪苏联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普罗普在科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幻想故事的形态学与历史学研究,巴赫金则在现象学的原则下探讨言语体裁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关系.普罗普试图在幻想故事文本中寻找稳定不变的要素,从而建构故事类型的“基本形式”与“派生形式”,并为其历史起源研究奠定基础;巴赫金则把文本还原为言语交流活动,着眼于人类言语行为的整体,努力探索的是人类“派生的言语体裁”中所隐藏的社会学诗学问题.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上述两种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民间文艺学家反思与批评“民间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普罗普与巴赫金是20世纪苏联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普罗普在科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幻想故事的形态学与历史学研究,巴赫金则在现象学的原则下探讨言语体裁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关系.普罗普试图在幻想故事文本中寻找稳定不变的要素,从而建构故事类型的“基本形式”与“派生形式”,并为其历史起源研究奠定基础;巴赫金则把文本还原为言语交流活动,着眼于人类言语行为的整体,努力探索的是人类“派生的言语体裁”中所隐藏的社会学诗学问题.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上述两种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民间文艺学家反思与批评“民间文学”这一概念,转而关注“口头艺术”的文本化问题,显然是对巴赫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他文献
布鲁姆诗学的中国接受具有四个方面内容,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表现出四种接受态度,体现为三个接受层面.布鲁姆诗学的中国境遇鲜明地呈现了外来理论中国旅行情状的复杂性.布鲁姆诗学中国旅行的过程是外来理论与接受主体的碰撞、冲击、排斥、调整与融合,经历了一个从传入到变化再到创新的过程,这是其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特殊的自我超越过程.布鲁姆诗学中国本土化必须在接受主体的批判精神视界中才可能完成,它必然是一个外来理论的祛魅过程.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70年历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爆发期三个阶段.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存在着“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借助于“全球世界文学”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概念,可以展开关于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去”与“走回来”的理论辩证.“走回来”包括了走回当代文学本体、走向多元协商、走向民间交流和走向人机对话四个方面.通过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重新迂回进入自身,既可以彰显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可以寻求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融合的可能性,从而呈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经验和审
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在家族史框架中呈述了近代东北移民农耕社会的兴亡史.端木将农业秩序与自然环境统合进"草原"这一单一能指,意在剖析封建土地制度宰制下东北社会停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原始"状况,由此讲述"新人"在历史羁绊中的艰难诞生.小说在"科尔沁旗草原"与"东北草原"之间建构的连贯性整体表述,根植于清中叶以降东北移垦所形塑的地缘关系,但端木对"草原"空间的无时间化书写抑制了这一地缘形势的完整呈现.进入20世纪后,铁路修筑引发的新移民开垦浪潮、殖民侵略与反侵略永久改变了东北"草原"的时空边界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塑造了王满银这一人物形象,他的“二流子”身份及其行为成为学术界集中批评的对象.但对此点的过度关注使王满银的“小生意人”身份背后蕴含的多重意义被忽略.王满银独特的贩卖生活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前后农村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个体农民与农村经济改革、乡土社会的道德秩序、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和乡村市场兴衰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路遥通过塑造王满银的“次要人物”身份参与文本建构,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有益补充,为当下文学如何继承和突破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桃太郎是全面抗战前中日两国重点关注的童话形象.日本建构的桃太郎形象始终围绕着"正义—桃太郎—日本"和"恶者—鬼—被征伐地区"的近代殖民文化逻辑展开.日本借助文人赴台宣讲、小学课本增列《桃太郎》、报刊宣传等方式,促成了桃太郎形象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普及、移植和变貌.但是,中国文人早已识破了日本对外殖民掠夺过程中以桃太郎为核心的"殖民合理化宣传"陷阱.如章太炎批判了此故事蕴含的侵略意念,启发了芥川龙之介改写桃太郎并揭露日本"桃太郎主义"中的伪善正义;连横追溯了桃太郎的汉文化传统、展现出浓厚的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杨
毛泽东关于乡村"政权""族权"和"神权"的论说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阐释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现当代文学中历来被怀疑被批判的"族权"(宗法祠堂),在《白鹿原》中成为正面形象.小说中的"神权"也不仅体现为庙宇迷信,而可能包括某种知识教育信仰系统."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权力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历史走向是《白鹿原》重新书写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历史的关键线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使中国台湾地区的诗歌全面踏上现代化的追索之路,"超现实"诗风的崛起是其突出表现.论及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现有研究多着重于文字系统的作用与影响,作为重要传播媒介的视觉系统往往被忽视.在现代派提出"横的移植"之前,"超现实"艺术风格首先在美术领域大放异彩.诗坛与画坛的视觉文化实践互动密切,诗人的文学生产吸纳图像媒介的视觉修辞与美学观念,形成一股跨媒介的"超现实"诗风.这不仅凸显出台湾现代主义运动的跨媒介性,为解读诗歌的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路径;并且,"超现实"的跨
地域总集以复杂多样的类型集中展现中国古代地域文学的面貌.但学界并未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自唐至清,地方官或知名文人领衔主持地域总集的编纂与刊刻.地域总集发轫于唐代,在宋代借助于普及化编纂的地方志与强化的地域空间意识,转获突破性进展,又在经历元代的相对沉寂后,于明代首次达到全国范围内、多层级的编纂高潮,至清代更展现鼎盛风貌.且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地方志和地域总集一直保持共进互勘的耦合关系.而由纵向时间维度、横向空间维度和内部的类型嬗递三个维度视之,则可知地域总集的编纂呈现出精微与突进的演进态势.
曾朴的《孽海花》分为"小说林本"和"真美善本"两种版本,前者作于1907年之前,共25回,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续写和改写,于1927年后共完成35回.创作中辍期间,曾朴一方面投身到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也通过译述工作从域外文学里汲取文化养分,尤其关注法国作家雨果的名作《九十三年》.在翻译该作时,曾朴受到小说人物西穆尔登的"直线眼光"和"炮祸、三童戏嬉"等隐喻的启发,认识到"直线式"革命逻辑背后的隐患,并将此文学感悟与现实参政经验相结合,融入到对《孽海花》的增删与续改中.此举不仅增益了小说的思想
郭沫若诗集《女神》创作于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时期,时代催生了作者全新的诗体创造.以往关于《女神》的研究,对其思想意识和情感表达、文化借鉴和诗体解放等方面,研究都很充分,而对《女神》里中国传统的继承,汉语特点的呈现,以及现代诗体的创建价值,尚语焉不详.《女神》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恰恰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神,并且藉由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段呈现出来.《女神》在继承和转化汉语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方面的艺术手法主要有:诗骚传统的艺术传承,口语风格以及互文见义手法的自如运用;充分利用汉语句法象似性特征和韵律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