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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我军设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地下斗争，所有机构都处于严格的秘密状态。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公开机构，那么还应该从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开始。
早在1936年春，我党已应张学良将军的要求，派有代表常驻西安，与东北军联络。1937年2月，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经国民党政府同意，在西安设立了“红军联络处”。地址在七贤庄1号，由叶剑英负责，李涛、宣侠父都在联络处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就两党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问题，还在继续进行谈判。在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之邀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由叶剑英在南京组设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大报纸，包括《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都以大字标题，登载了朱德、彭德怀8月25日发出的就职通电，并报道了“该路军现已派叶剑英组设办事处”的消息。实际上，办事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工作，不过这时才正式公布成立。9月12日，按战时序列，八路军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司令，办事处也称为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南京办事处设在市区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里面。这是因为周恩来与张伯苓有师生关系找到的一幢楼房。南京办事处成立之后，由于西安当时仍然是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所以西安的联络机构仍予保留，只是把原来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我是在8月下旬到达南京的。自从1936年3月我与李克农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红军与白区通商事宜达成协议后，就时常奉派到白区处理有关经济事务，往来于延安、西安等地。1937年夏，我又奉派到上海协助毛泽民把国际工人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而捐募的外汇，设法由上海转去西安。七七事变后不久，有一天在上海毛泽民家中吃饭，在座的有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毛泽民，还有我和刘少文、钱希钧。恩来同志向我们谈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现在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看来全面抵抗不可避免。国民党反共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现在因为抗日，在政策上不能不有所放宽。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把抗日战争变成真正的全面抗战。仗一打起来，就不是短期所能结束的，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战斗。我们要注意积蓄革命力量，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在这次谈话后，周恩来就同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去了。我协助毛泽民完成任务返回延安后不久，在8月20日左右，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去西安。这时，他已同朱德从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回到西安。在西安他对我说：南京办事处只有叶剑英、李克农几个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你马上动身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他们工作。于是我就立即匆忙启程。
在西安上火车和我同行的有刘长胜。当时他穿了一套柞蚕丝的西服，戴着一副眼镜。面孔晒得黑黑的，看上去有点像日本人。加上他在车上很少说话，引起了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的怀疑。我和他攀谈并拿出恩来同志写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名片给他看，当这个军官知道我们是周恩来派去南京的后，立即对我们肃然起敬，态度变得很热情、友好。后来，我们一同在徐州下火车，他还特地为我们找旅馆，并代我们付了旅馆的房钱。第二天，我们代他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一些国民党爱国军官厌恶内战，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心情。
我到了南京办事处，看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月霞等。当时南京办事处的人不多，叶剑英是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他要同国民党谈判，又要同各方面联系;李克农是办事处处长，外勤内务他都要管。因此，有关军需、财务等工作，他们要我负责。8月底，秦邦宪也到了南京，这时党中央刚开过洛川会议，他是中共中央代表。随同秦邦宪一起到南京的，有齐光、康一民、吴志坚等，这几个同志也都参加了南京办事处的工作。
这时，华北战场平津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八路军已改编完毕，正开赴抗日前线。上海方面战事在激烈进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南京，我们党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紧张的。就其主要的来说，一是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就红军作战、国共两党关系及陕甘宁边区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要求国民党承认我们党的合法地位，承认我们的边区和解决我们的防地等。二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当时“七君子”虽已获释，但张学良仍被软禁。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破坏后，许多同志被捕。要把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要重建党的组织。三是开辟宣传阵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办事处还有领取军饷、军用物资，采办和运输陕甘宁边区所缺乏的物资等任务。
关于国共谈判
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到南京办事处时，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次，时间也不短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限共”“溶共”和妄图对红军与陕甘宁边区实行控制的顽固立场，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如有关红军的编制人数、指挥机构、出发路线和作战区域等重要问题上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1937年2月10日，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中央这个电报发表之后，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宣言中，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蒋介石在谈话中，也表示将有限度地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释放政治犯。
2月26日，国民党派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谈判，介绍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经过。3月初，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和红军改编问题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开始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由周恩来将双方谈判的问题做一总结，变成条文，电蒋作最后决定。但事隔两天，顾祝同、贺衷寒单方面将条文进行修改，如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省政府，取消“民选制度”;将红军“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等等，提出一个我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方案。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电告党中央，指出“这些争执，基本仍然是民主政府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能解决得了的”;并致书顾祝同，说明“一切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仍以原来商定的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请张冲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
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本人会谈。党中央提出谈判条件确定为15条。主要是中共方面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重申前提的四项保证;对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保证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等等。周恩来与蒋介石会晤时，将15条当面提交。这次会谈，蒋介石未提出具体意见，表示几个月以后，中共可参加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关于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不隶属于陕西省，但为应付各方，要我方推荐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职，要我方担任副职。
6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再次会谈，对两党合作问题，商谈结果为：中共发表宣言;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派正职长官（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荐副职，事情仍由边区自己办理;在狱中共人员由中共开名单，分批释放;中共派代表出席国民大会;中共干部可参加国防会议等等。7月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西安（以后到南京和上海），代表党中央起草共同合作宣言。15日到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面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我方向蒋介石提出：中共宣言应允许各报刊载，国民党中央应发表书面谈话，赞成此项宣言;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容许人民公开讨论宪法草案及救亡大计;召开国防会议，中共参加。蒋介石把我党起草的宣言，交邵力子看，邵表示无意见，蒋又交康泽研究。
8月初，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听从了康泽对中共中央宣言的修改意见，认为宣言提出四项保证以后，只要说明为什么共赴国难就够了，后面所提的政治纲领应该删去。当时我们党没有同意，中央决定“不忙于要求发表”。在8月9日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康泽对中共宣言提出不要提民主和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的意见，当即受到周恩来、朱德的批评。9月初，秦邦宪到南京后，向国民党提出，要求早日发表我党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使我党取得合法地位，并迅速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9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康泽与秦邦宪谈判，康泽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说“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对此，双方曾发生激烈争论。后来，党中央指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照康泽的意见办。宣言经过修改后，有关纲领部分，基本上仍维持我党原来提出的三大纲领的精神。最后双方同意，于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样，两党合作的基础就算正式确立。29日，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说：“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与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9月24日，孙夫人宋庆龄也在上海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高度赞扬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在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时，曾表示红军愿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当时就商定这个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周恩来洽商解决，原则上按实有人数改编。后来因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1937年2月，顾祝同进入西安，才又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在同顾祝同谈判期间，蒋介石为缩小红军编制，曾密电顾祝同，只准按四团制师编两个师，计八个团，兵力为一万五千万人，不能再多。并提出各师的参谋长与师内各级的副职，都要由“中央派充”。当时陕北红军实有人数，有三万多人，即使按南京乙种师编制（每师两个旅、六个团，兵力一万人），至少也应编三个师。由于顾祝同不敢违背蒋介石的电令，坚持只准编四团制师编两个师，多次商谈，均无结果。3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会见蒋介石，蒋同意编三个师，人数四万多人，并表示总指挥部可以成立，他不派人来参与我们的部队。6月8日，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时，蒋却推翻了在杭州会谈时的承诺，表示在红军改编后，师之上不设指挥机构，只设政治部统率，由周恩来任主任，康泽为副主任，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荒谬主张，当即被周恩来严词拒绝，谈判无结果。后来，双方同意由国民党政府发表中共部队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照12个团编制，人数4.5万人，设立政训处。但对指挥机构，仍未明确。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22日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共中央认为：“红军改编三个师，上边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同时表示：“朱德去留，影响极大，不能离开军队。”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时，蒋又令张冲转告，说中共部队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蒋介石使用这些手段，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借此把红军主力分散，使改编后的红军各师，变为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统一指挥的各个孤立的部队，可以任他调遣、摆布。为此，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明：“这与我党主张，出入甚大，事难行通。”7月下旬，我党为做好抗战准备，主动将主力红军自行改编为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一万五千万人。到8月22日，因战局越来越紧张，蒋介石才正式同意，颁发了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的番号。要红军沿绥东察北向热河推进。但对在三个师之上是否设置指挥机关的问题，仍未解决。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经过协商，才最后确定在三个师之上设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原来，蒋介石还曾指令康泽物色人选，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及三个师的参谋长。康泽已拟派复兴社的李秉中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从“特训班”“别动队”里挑选三个师的参谋长。当时，我方拒绝其派政治部副主任，对参谋长问题，也只同意派联络参谋。这时，因八一三淞沪会战已经爆发，蒋介石急于催促红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所以只好同意派联络参谋;对派遣各级副职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我军为了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早在8月4日，于红军改编问题尚未与国民党全部达成协议之前，周恩来、朱德、秦邦宪、林祖涵、彭德怀、任弼时等就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研究了部队整编，就红军主力参加抗战的问题，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确定我军的方针是：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有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在察绥晋三角地区有便利补给联络的后方;作战序列坚持我军只属于一个方面指挥的原则，由陕西韩城、平民两路渡河，经同蒲路北上作战，后方分设于包头、大同。8月中旬南京国防会议后，周恩来与朱德于8月19日返西安时，我军大部分已集中三原，待命出发。按照国民党参谋本部白崇禧、黄绍竑的意见，确定我军以两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沿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察南蔚县一带集中;另一个师沿陇海路转平汉线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蓟州、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我党中央认为国民党的这个方案，意在将红军主力分割出动，我们不能落入这个圈套。所以坚决未同意。我们坚持作战序列只属于一个方面指挥的原则，最后确定大部分由韩城渡河，沿同蒲路北上，不走陇海、平汉线。9月初，我军开赴山西前线，这时汤恩伯、刘汝明等部数万之众，已从南口、张家口退到蔚县一带。而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则先拟派129师到忻口，后又要红军开赴阳原、大同，都是意在使红军担任正面堵截，企图假手日寇，消灭我军。毛泽东当时电告周恩来，指出汤、刘等部集中察南，我原定防区已无法立足，对红军有利地区，应是繁峙、五台、浑源、涞源、阜平、唐县、平山等地。根据这样的战略部署，我军向晋察冀前线挺进。9月下旬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这一次大捷，同国民党部队在华北战场接连溃败形成强烈的对比。不但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许多国际人士看到红军的作战能力。我们在南京宣传我军在前方的胜利，人民群众看到八路军，都投以敬佩的目光。说到八路军，人人都翘大拇指，当时我们在南京的八路军工作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10月，我军在晋察冀成立了军区司令部，开创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谈判中，我们对国民党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但同时我们也连续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控制、分割红军的各种阴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党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
关于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当时大约有1万多人。1937年9月下旬，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时，商定将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党中央也基本同意。叶挺提议，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叫“新四军”。北伐时，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团长。当时第四军共产党员比较多，作战英勇，是北伐军的劲旅，号称“铁四军”。现在用新四军的番号，就是表示要继承铁四军光荣传统的意思。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项英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全局形势不甚了解，他在9月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准备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9月29日，他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各地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点编”。当时党中央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要他们电告项英到南京一行，把中央的有关政策告诉他，指出南方游击队不宜无条件集中，应该保存在南方原有的战略支点，认为“项英同志似乎还不明白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他在江西的做法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并要项英到南京后，再去延安同中央进行讨论。项英于10月23日到达南京，秦邦宪、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于11月7日到延安。叶挺是在11月下旬再次到南京办事处的，这时南京形势已经紧张，他同叶剑英晤面后返回武汉，曾于12月赴延安。以后叶、项由武汉赴南昌，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6日在南昌正式宣布成立。在南京时期，新四军还处于组建阶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问题。由于实际主持国共两党关系谈判的陈立夫，对边区政府的隶属问题，一直主张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同意隶属于行政院。前面说到，1937年3月间，杭州会谈时，蒋介石表示“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可以不隶属于陕西省，但正职要由我方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担任。在这以后，我方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表示可以在三人中任择一人，任命为边区行政长官，副行政长官由我方林祖涵担任。后来，蒋介石听取康泽的意见，改派丁惟汾担任正职，但也迟迟未发表，只是在7月17日发表讲话，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可是，后来他任命朱德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后，曾对朱德说过，“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所以多方面设置障碍。这个时期，讨论的焦点除了行政长官的人选以外，还有边区的地位问题，边区行政首长是称长官还是称主任，边区政府是设厅还是设处，另外边区包括哪些县等等。9月22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边区问题我们还是要林祖涵任正职，边区行政首长称长官不称主任，边区机构设厅不设处;边区应包括鄜县、洛川、淳化、栒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边区每月经费，应为15万元;要设保安部队8500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等。秦邦宪、叶剑英按这些意见与国民党谈判。一直到9月下旬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0月12日第三次会议上，才通过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的任命，并说，在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但行政院在通过此项决议时，又注明：因边区问题“尚无章制以资依据”“俟章制规定再发表”。以后所谓边区的章制，一直未见下文，所以对边区的任命，也被束之高阁。至于每月15万元经费和保安部队8500人等，也均未兑现。对边区问题，国民党虽采取拖延的方针，但我党中央已在9月6日将“陕甘宁工农政府”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在1937年11月，决定民主选举特区代表大会代表，1938年正式召开特区代表大会。从此，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民主政治的先导。 营救“政治犯”和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的组织
“释放一切政治犯”，是我党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各党派一律平等、实现真正民主统一的一项重要政治主张。每次谈判，我党都要提出这个要求。但国民党方面，也是采取拖延的办法。像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问题，本来在西安事变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已表示同意，但以后迟迟未见行动。至于释放我党被关押的同志，在我党催促很急的情况下，陈立夫等人往往以“你们开出名单来”加以搪塞。直到1937年六七月两次庐山谈判，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达成协议，我方提出“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以后，再加上抗日战争日益扩大，情况才逐步改善。
7月31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被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等七君子首先宣告开释。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趁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便，曾亲自到“首都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向他们作了政治报告，并当场保释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三名同志。本来，当场要求保释张琴秋，但院方借口张琴秋是顾祝同方面委托代管的，不便立即开释，所以改保熊天荆。当时，由童小鹏把她们接到傅厚岗南京办事处。王根英转移到别处，夏之栩、熊天荆就留在办事处工作。以后又陆续接出张月霞、黄文杰、陶铸、方毅、王鹤寿、钱瑛、吴仲廉、刘顺元、彭康、黄杰、周惠年、曹瑛、潘梓年、陶万蓉等，他们出狱后，有的参加了办事处工作。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国民党军政、司法部门先后颁布了一些法令。如8月下旬国民党军政部指定苏、浙等15个省为军事犯（包括被关在军人监狱的政治犯）保外服役暂行办法的施行区域;国民党司法行政部也决定原判五年以下徒刑的人犯，都可以交保释放。9月上旬，司法部又批准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处置监犯办法：“五年以上人犯，得酌商当地军事长官，编作输送队，派往战区服役”;情形紧张时，十年以下者也可“径予开释”;“有病及年老、体弱者，除死刑、无期徒刑外，经过批准，也可以释放”。
根据以上这些规定，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下旬陆续释放;刑期较长的，就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战区“服役”。多是一封信写十来个名字，一般能放出七八个人。8月下旬到9月上旬，刑期不足15年的，绝大部分都被营救出来，他们有的是办事处派人接出来的，我和童小鹏、齐光、黄文杰、夏之栩、熊天荆等，都到南京监狱接过人。张琴秋、陶万蓉、吴仲廉等就是我接出来的。也有的是出狱后看到报上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消息，主动找到办事处来的，像张恺帆、林李明、林若冰、陈离、黄先、桂蓬等，就是主动同办事处联系，接上关系的。
9月中旬，国民党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重要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部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经过狱中同志的不断斗争，办事处的全力营救，加上战局日趋严重，这200多名政治犯也在9月下旬、10月上旬陆续分批获释。到安徽和县去接大批政治犯的是萧桂昌，他刚从中央军人监狱中获释没有几天，就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副官的身份，带着少校军衔，代表南京办事处去接人。
起初，出狱同志很少，大都还住在傅厚岗办事处，有的参加了办事处工作。以后，获释人员增多，就在西流湾一号租了一家旅馆。出狱人员一般先安排在鼓楼旅馆中，由办事处派人前往登记、发钱，让他们更换衣服，并送文件和《解放》周刊供他们学习。还让他们书面汇报狱中情况和一些同狱人员的具体表现，进行一般了解。在此期间，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出狱的大约有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转送延安，少部分留在南京、上海、西安工作，也有一些让他们回本地开展群众工作。对少数自首、叛变的，就发路费让他们回家。
在营救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出狱的同时，在秦邦宪的领导下，又开展了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办事处协助秦邦宪搞组织工作的是黄文杰;夏之栩、王凯负责秘密交通联络。
开始重建党组织时，首先是就近建立南京市委。原中共南京市委自1934年8月被敌人破坏以后，南京只有很少几个党员在活动，但组织已不存在。1937年八九月间，大批平津的流亡学生在党组织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陆续到达南京。秦邦宪指示由北平来的几个同志组成南京市委，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人入党。
为了恢复和建立长江中下游各省党的组织，在秦邦宪、董必武的统筹安排下，将在南京出狱的陶铸、钱瑛、方毅等派到湖北，与中央派往湖北的郭述申共同组成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陶铸任宣传部长。刘宁一、刘顺元出狱后，有一段时间在南京帮助工作，以后被派往上海。11月，刘顺元又由上海被派往浙江，到嘉兴因火车不通，折回南京，以后去了武汉。由苏州出狱的张恺帆、林李明等六人，因找不到组织关系，就同到张的家乡安徽无为搞抗日宣传。他们在无为听到中共在南京设有办事处的消息，主动写信来联系，办事处发电报要他们来宁。后来，派张恺帆回家乡工作。11月，又派李世农去无为，同张恺帆、桂蓬组成皖中工委，李世农任书记。黄文杰对他说：“你们先成立皖中工委，恢复一个县的组织就建立县委，有三个县委就组成特委，有三个特委就成立省委。”到1938年五六月，成立了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由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当时，党的许多工作不但对外是由办事处联系，对内有许多事情，如恢复党组织问题，也都是用办事处的名义传达、布置。
经过这一段建党工作，我党在长江中下游的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开辟宣传阵地与开展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党报，也是我党与国民党长期交涉的一个问题。因为陈立夫坚持不允许我党公开办报，一直未能解决。当时南京办事处主要靠散发《解放》周刊和油印宣传品以及邹韬奋主办的《抵抗》三日刊等，不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种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前线的战绩以及传达各种消息。9月下旬，经过交涉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因为邵力子对中共的态度比较温和，所以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新华日报社由出狱不久的潘梓年负总责，有章汉夫、许涤新、徐迈进、吴敏（杨放之）等参加。经理部由我负责，还有寿松涛、赖祖烈等参加工作。筹备期间，我出面请于右任先生写了《新华日报》的报头。此外，由王超北到上海买了大批白报纸;又在中山路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营业部，还通过地下党员沙文威（史永）请原南京《朝报》的同学租到一个印刷厂。这些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但因战局逆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等撤退到武汉以后再筹备出版。因此，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等人在10月19日就离开南京前往武汉筹备。《新华日报》是在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办出版的。因为在南京不能出版，所以就把买来的大批白报纸，还有其他一些物资，派赖祖烈、寿松涛、钱生甫押车运往西安，再由西安设法转运延安。为这件事，我曾亲自出面交涉，到铁道部和下关车站联系。这时，下关码头已极为拥挤，还随时有敌机空袭。我找到下关车站的站长，让他协助，他们很快调拨了车皮。搬运工人们听说是八路军的东西，他们不辞辛苦，不怕空袭，而且只肯收一半运费。工人们讲：“拥护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八路军抗日，到处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情景。 这个时期，我党的统战工作还比较多的是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周恩来在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孙科等来往比较多。他同蒋介石谈判，就是在孔祥熙家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因北伐时期，同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军官接触很多，有不少熟人。周恩来在南京时，白崇禧、黄琪翔都曾到他的住处拜访或回访。朱德也曾到龙云住所拜访龙云。叶剑英因参加军队将领的宴会，也接触许多高级将领。他在军事会议上，几次阐述了我们党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在南京，我们办事处没有电台，就是借用第二战区阎锡山驻京办事处的电台。
除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外，我们在日常工作接触中，也做统战工作。当时南京办事处要向国民党军需署及兵工署领取军饷及军械，还要采购物资转送延安。向军需署领饷是由我负责的，每月军饷大约是50万元。领饷的手续很烦琐，要填写五联单，盖17个图章。因为当时军需署长周骏彦，曾任两浙（浙东、浙西）盐运使，军需署里盐运使署的人不少。我因曾在盐运使署工作过，所以周骏彦和他下面的许多工作人员与我都是熟人。通过这个关系，工作联系比较方便。我们采办的布匹、纸张、军鞋、药品等，都是通过火车运往西安转运延安或前线的。对这许多物资或军用品，只要说是八路军的，车站很快就给我们拨车皮。当时同铁路及军需、兵工、军医等各方面联系工作，都比较顺利。
南京办事处当时已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大批革命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办事处就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详细介绍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有些青年到解放区去，办事处为他们开介绍信。这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沿途通行无阻的。
我们在傅厚岗66号（现在是青云巷41号）大约待了三个多月。1937年8月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住在傅厚岗姚琮的公馆。姚琮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副主任，负责接待。因此，就在姚宅的附近找到这所张伯苓的公馆。当时住在傅厚岗的有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还有我和童小鹏、齐光、李应吉、吴志坚、康一民等。袁超俊在10月下旬，由上海到南京就留在办事处工作。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钱瑛、方毅、喻屏、夏之栩等搞党的工作，住在西流湾1号。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苏州又沦陷。国民党政府在20日宣布重庆为陪都，迁都重庆。同时国民党的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一些主要部门都迁往武汉办公。因此，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新华日报》的人员在10月19日已先期赴武汉。秦邦宪是同章汉夫一起乘船先去武汉的。我和齐光、李应吉、康一民、夏之栩等在11月19日乘火车赴徐州经郑州转赴武汉。叶剑英、李克农在11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张闻天汇报，信中说：“在现在的情况底下，京中负责人员均已离京，我们留此已无意义，将于22、23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小廖（指廖承志）同行，钱之光等先头人员业于19日前赴武汉。《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去，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还有司机王应絮共七人，于11月底乘两辆旧小轿车由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转赴武汉，在12月10日到达长沙。因为汽车坏了，袁超俊、王应絮留在长沙修车，叶剑英等改乘船去武汉。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虽然从成立到撤退总共不足四个月的时间，但我们党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领导下，在两党谈判、建党、军队改编、统一战线以及宣传与动员群众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党政治上高瞻远瞩，八路军在前线旺盛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取得的光辉战绩，我党工作人员艰苦朴素、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作风，拆穿了国民党长期歪曲我党形象的反动宣传，给国民党统治区带来了崭新的革命气象。各阶层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都对我党另眼相看，加深了对我党的认识，对我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党进一步团结广大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编辑 王世英）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地下斗争，所有机构都处于严格的秘密状态。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公开机构，那么还应该从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开始。
早在1936年春，我党已应张学良将军的要求，派有代表常驻西安，与东北军联络。1937年2月，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经国民党政府同意，在西安设立了“红军联络处”。地址在七贤庄1号，由叶剑英负责，李涛、宣侠父都在联络处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就两党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问题，还在继续进行谈判。在1937年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之邀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由叶剑英在南京组设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大报纸，包括《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都以大字标题，登载了朱德、彭德怀8月25日发出的就职通电，并报道了“该路军现已派叶剑英组设办事处”的消息。实际上，办事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工作，不过这时才正式公布成立。9月12日，按战时序列，八路军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司令，办事处也称为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南京办事处设在市区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里面。这是因为周恩来与张伯苓有师生关系找到的一幢楼房。南京办事处成立之后，由于西安当时仍然是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所以西安的联络机构仍予保留，只是把原来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我是在8月下旬到达南京的。自从1936年3月我与李克农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红军与白区通商事宜达成协议后，就时常奉派到白区处理有关经济事务，往来于延安、西安等地。1937年夏，我又奉派到上海协助毛泽民把国际工人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而捐募的外汇，设法由上海转去西安。七七事变后不久，有一天在上海毛泽民家中吃饭，在座的有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毛泽民，还有我和刘少文、钱希钧。恩来同志向我们谈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现在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看来全面抵抗不可避免。国民党反共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现在因为抗日，在政策上不能不有所放宽。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把抗日战争变成真正的全面抗战。仗一打起来，就不是短期所能结束的，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战斗。我们要注意积蓄革命力量，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也要反对冒险主义。在这次谈话后，周恩来就同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去了。我协助毛泽民完成任务返回延安后不久，在8月20日左右，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去西安。这时，他已同朱德从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回到西安。在西安他对我说：南京办事处只有叶剑英、李克农几个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你马上动身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他们工作。于是我就立即匆忙启程。
在西安上火车和我同行的有刘长胜。当时他穿了一套柞蚕丝的西服，戴着一副眼镜。面孔晒得黑黑的，看上去有点像日本人。加上他在车上很少说话，引起了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国民党空军军官的怀疑。我和他攀谈并拿出恩来同志写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名片给他看，当这个军官知道我们是周恩来派去南京的后，立即对我们肃然起敬，态度变得很热情、友好。后来，我们一同在徐州下火车，他还特地为我们找旅馆，并代我们付了旅馆的房钱。第二天，我们代他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这一事实反映了当时一些国民党爱国军官厌恶内战，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心情。
我到了南京办事处，看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月霞等。当时南京办事处的人不多，叶剑英是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他要同国民党谈判，又要同各方面联系;李克农是办事处处长，外勤内务他都要管。因此，有关军需、财务等工作，他们要我负责。8月底，秦邦宪也到了南京，这时党中央刚开过洛川会议，他是中共中央代表。随同秦邦宪一起到南京的，有齐光、康一民、吴志坚等，这几个同志也都参加了南京办事处的工作。
这时，华北战场平津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八路军已改编完毕，正开赴抗日前线。上海方面战事在激烈进行，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南京，我们党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紧张的。就其主要的来说，一是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就红军作战、国共两党关系及陕甘宁边区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要求国民党承认我们党的合法地位，承认我们的边区和解决我们的防地等。二是要求释放政治犯。当时“七君子”虽已获释，但张学良仍被软禁。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破坏后，许多同志被捕。要把被捕的同志营救出来，要重建党的组织。三是开辟宣传阵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办事处还有领取军饷、军用物资，采办和运输陕甘宁边区所缺乏的物资等任务。
关于国共谈判
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到南京办事处时，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次，时间也不短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限共”“溶共”和妄图对红军与陕甘宁边区实行控制的顽固立场，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如有关红军的编制人数、指挥机构、出发路线和作战区域等重要问题上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1937年2月10日，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中央这个电报发表之后，得到全国各方面的热烈拥护。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宣言中，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蒋介石在谈话中，也表示将有限度地开放言论，集中人才和释放政治犯。
2月26日，国民党派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谈判，介绍了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经过。3月初，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和红军改编问题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开始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由周恩来将双方谈判的问题做一总结，变成条文，电蒋作最后决定。但事隔两天，顾祝同、贺衷寒单方面将条文进行修改，如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省政府，取消“民选制度”;将红军“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等等，提出一个我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方案。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电告党中央，指出“这些争执，基本仍然是民主政府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贺可以能解决得了的”;并致书顾祝同，说明“一切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仍以原来商定的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请张冲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
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本人会谈。党中央提出谈判条件确定为15条。主要是中共方面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重申前提的四项保证;对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保证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等等。周恩来与蒋介石会晤时，将15条当面提交。这次会谈，蒋介石未提出具体意见，表示几个月以后，中共可参加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关于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不隶属于陕西省，但为应付各方，要我方推荐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职，要我方担任副职。
6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再次会谈，对两党合作问题，商谈结果为：中共发表宣言;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派正职长官（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荐副职，事情仍由边区自己办理;在狱中共人员由中共开名单，分批释放;中共派代表出席国民大会;中共干部可参加国防会议等等。7月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西安（以后到南京和上海），代表党中央起草共同合作宣言。15日到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面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我方向蒋介石提出：中共宣言应允许各报刊载，国民党中央应发表书面谈话，赞成此项宣言;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容许人民公开讨论宪法草案及救亡大计;召开国防会议，中共参加。蒋介石把我党起草的宣言，交邵力子看，邵表示无意见，蒋又交康泽研究。
8月初，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听从了康泽对中共中央宣言的修改意见，认为宣言提出四项保证以后，只要说明为什么共赴国难就够了，后面所提的政治纲领应该删去。当时我们党没有同意，中央决定“不忙于要求发表”。在8月9日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康泽对中共宣言提出不要提民主和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的意见，当即受到周恩来、朱德的批评。9月初，秦邦宪到南京后，向国民党提出，要求早日发表我党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使我党取得合法地位，并迅速解决陕甘宁边区问题。9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康泽与秦邦宪谈判，康泽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说“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对此，双方曾发生激烈争论。后来，党中央指示，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照康泽的意见办。宣言经过修改后，有关纲领部分，基本上仍维持我党原来提出的三大纲领的精神。最后双方同意，于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样，两党合作的基础就算正式确立。29日，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说：“共产党的这个宣言与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9月24日，孙夫人宋庆龄也在上海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高度赞扬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在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时，曾表示红军愿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当时就商定这个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周恩来洽商解决，原则上按实有人数改编。后来因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1937年2月，顾祝同进入西安，才又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在同顾祝同谈判期间，蒋介石为缩小红军编制，曾密电顾祝同，只准按四团制师编两个师，计八个团，兵力为一万五千万人，不能再多。并提出各师的参谋长与师内各级的副职，都要由“中央派充”。当时陕北红军实有人数，有三万多人，即使按南京乙种师编制（每师两个旅、六个团，兵力一万人），至少也应编三个师。由于顾祝同不敢违背蒋介石的电令，坚持只准编四团制师编两个师，多次商谈，均无结果。3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会见蒋介石，蒋同意编三个师，人数四万多人，并表示总指挥部可以成立，他不派人来参与我们的部队。6月8日，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时，蒋却推翻了在杭州会谈时的承诺，表示在红军改编后，师之上不设指挥机构，只设政治部统率，由周恩来任主任，康泽为副主任，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荒谬主张，当即被周恩来严词拒绝，谈判无结果。后来，双方同意由国民党政府发表中共部队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照12个团编制，人数4.5万人，设立政训处。但对指挥机构，仍未明确。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22日致电蒋介石，指出，中共中央认为：“红军改编三个师，上边如无指挥机关，无法进行改编。”同时表示：“朱德去留，影响极大，不能离开军队。”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到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时，蒋又令张冲转告，说中共部队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蒋介石使用这些手段，意图很明显，无非是想借此把红军主力分散，使改编后的红军各师，变为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统一指挥的各个孤立的部队，可以任他调遣、摆布。为此，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明：“这与我党主张，出入甚大，事难行通。”7月下旬，我党为做好抗战准备，主动将主力红军自行改编为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一万五千万人。到8月22日，因战局越来越紧张，蒋介石才正式同意，颁发了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的番号。要红军沿绥东察北向热河推进。但对在三个师之上是否设置指挥机关的问题，仍未解决。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经过协商，才最后确定在三个师之上设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原来，蒋介石还曾指令康泽物色人选，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及三个师的参谋长。康泽已拟派复兴社的李秉中为政治部副主任，并从“特训班”“别动队”里挑选三个师的参谋长。当时，我方拒绝其派政治部副主任，对参谋长问题，也只同意派联络参谋。这时，因八一三淞沪会战已经爆发，蒋介石急于催促红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所以只好同意派联络参谋;对派遣各级副职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我军为了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早在8月4日，于红军改编问题尚未与国民党全部达成协议之前，周恩来、朱德、秦邦宪、林祖涵、彭德怀、任弼时等就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研究了部队整编，就红军主力参加抗战的问题，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确定我军的方针是：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有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在察绥晋三角地区有便利补给联络的后方;作战序列坚持我军只属于一个方面指挥的原则，由陕西韩城、平民两路渡河，经同蒲路北上作战，后方分设于包头、大同。8月中旬南京国防会议后，周恩来与朱德于8月19日返西安时，我军大部分已集中三原，待命出发。按照国民党参谋本部白崇禧、黄绍竑的意见，确定我军以两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沿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察南蔚县一带集中;另一个师沿陇海路转平汉线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蓟州、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我党中央认为国民党的这个方案，意在将红军主力分割出动，我们不能落入这个圈套。所以坚决未同意。我们坚持作战序列只属于一个方面指挥的原则，最后确定大部分由韩城渡河，沿同蒲路北上，不走陇海、平汉线。9月初，我军开赴山西前线，这时汤恩伯、刘汝明等部数万之众，已从南口、张家口退到蔚县一带。而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则先拟派129师到忻口，后又要红军开赴阳原、大同，都是意在使红军担任正面堵截，企图假手日寇，消灭我军。毛泽东当时电告周恩来，指出汤、刘等部集中察南，我原定防区已无法立足，对红军有利地区，应是繁峙、五台、浑源、涞源、阜平、唐县、平山等地。根据这样的战略部署，我军向晋察冀前线挺进。9月下旬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这一次大捷，同国民党部队在华北战场接连溃败形成强烈的对比。不但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在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许多国际人士看到红军的作战能力。我们在南京宣传我军在前方的胜利，人民群众看到八路军，都投以敬佩的目光。说到八路军，人人都翘大拇指，当时我们在南京的八路军工作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10月，我军在晋察冀成立了军区司令部，开创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谈判中，我们对国民党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但同时我们也连续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控制、分割红军的各种阴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党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
关于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当时大约有1万多人。1937年9月下旬，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时，商定将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党中央也基本同意。叶挺提议，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叫“新四军”。北伐时，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团长。当时第四军共产党员比较多，作战英勇，是北伐军的劲旅，号称“铁四军”。现在用新四军的番号，就是表示要继承铁四军光荣传统的意思。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由于项英长期与外界隔绝，对全局形势不甚了解，他在9月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准备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9月29日，他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各地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点编”。当时党中央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要他们电告项英到南京一行，把中央的有关政策告诉他，指出南方游击队不宜无条件集中，应该保存在南方原有的战略支点，认为“项英同志似乎还不明白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他在江西的做法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并要项英到南京后，再去延安同中央进行讨论。项英于10月23日到达南京，秦邦宪、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于11月7日到延安。叶挺是在11月下旬再次到南京办事处的，这时南京形势已经紧张，他同叶剑英晤面后返回武汉，曾于12月赴延安。以后叶、项由武汉赴南昌，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6日在南昌正式宣布成立。在南京时期，新四军还处于组建阶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问题。由于实际主持国共两党关系谈判的陈立夫，对边区政府的隶属问题，一直主张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同意隶属于行政院。前面说到，1937年3月间，杭州会谈时，蒋介石表示“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可以不隶属于陕西省，但正职要由我方推荐国民党方面的人担任。在这以后，我方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表示可以在三人中任择一人，任命为边区行政长官，副行政长官由我方林祖涵担任。后来，蒋介石听取康泽的意见，改派丁惟汾担任正职，但也迟迟未发表，只是在7月17日发表讲话，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可是，后来他任命朱德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后，曾对朱德说过，“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所以多方面设置障碍。这个时期，讨论的焦点除了行政长官的人选以外，还有边区的地位问题，边区行政首长是称长官还是称主任，边区政府是设厅还是设处，另外边区包括哪些县等等。9月22日，张闻天和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提出边区问题我们还是要林祖涵任正职，边区行政首长称长官不称主任，边区机构设厅不设处;边区应包括鄜县、洛川、淳化、栒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边区每月经费，应为15万元;要设保安部队8500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等。秦邦宪、叶剑英按这些意见与国民党谈判。一直到9月下旬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0月12日第三次会议上，才通过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的任命，并说，在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但行政院在通过此项决议时，又注明：因边区问题“尚无章制以资依据”“俟章制规定再发表”。以后所谓边区的章制，一直未见下文，所以对边区的任命，也被束之高阁。至于每月15万元经费和保安部队8500人等，也均未兑现。对边区问题，国民党虽采取拖延的方针，但我党中央已在9月6日将“陕甘宁工农政府”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并在1937年11月，决定民主选举特区代表大会代表，1938年正式召开特区代表大会。从此，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民主政治的先导。 营救“政治犯”和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的组织
“释放一切政治犯”，是我党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也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各党派一律平等、实现真正民主统一的一项重要政治主张。每次谈判，我党都要提出这个要求。但国民党方面，也是采取拖延的办法。像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问题，本来在西安事变蒋介石离开西安时，已表示同意，但以后迟迟未见行动。至于释放我党被关押的同志，在我党催促很急的情况下，陈立夫等人往往以“你们开出名单来”加以搪塞。直到1937年六七月两次庐山谈判，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达成协议，我方提出“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以后，再加上抗日战争日益扩大，情况才逐步改善。
7月31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被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等七君子首先宣告开释。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趁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便，曾亲自到“首都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向他们作了政治报告，并当场保释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三名同志。本来，当场要求保释张琴秋，但院方借口张琴秋是顾祝同方面委托代管的，不便立即开释，所以改保熊天荆。当时，由童小鹏把她们接到傅厚岗南京办事处。王根英转移到别处，夏之栩、熊天荆就留在办事处工作。以后又陆续接出张月霞、黄文杰、陶铸、方毅、王鹤寿、钱瑛、吴仲廉、刘顺元、彭康、黄杰、周惠年、曹瑛、潘梓年、陶万蓉等，他们出狱后，有的参加了办事处工作。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国民党军政、司法部门先后颁布了一些法令。如8月下旬国民党军政部指定苏、浙等15个省为军事犯（包括被关在军人监狱的政治犯）保外服役暂行办法的施行区域;国民党司法行政部也决定原判五年以下徒刑的人犯，都可以交保释放。9月上旬，司法部又批准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处置监犯办法：“五年以上人犯，得酌商当地军事长官，编作输送队，派往战区服役”;情形紧张时，十年以下者也可“径予开释”;“有病及年老、体弱者，除死刑、无期徒刑外，经过批准，也可以释放”。
根据以上这些规定，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于8月下旬陆续释放;刑期较长的，就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以朱德、彭德怀或叶剑英的名义，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往战区“服役”。多是一封信写十来个名字，一般能放出七八个人。8月下旬到9月上旬，刑期不足15年的，绝大部分都被营救出来，他们有的是办事处派人接出来的，我和童小鹏、齐光、黄文杰、夏之栩、熊天荆等，都到南京监狱接过人。张琴秋、陶万蓉、吴仲廉等就是我接出来的。也有的是出狱后看到报上有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消息，主动找到办事处来的，像张恺帆、林李明、林若冰、陈离、黄先、桂蓬等，就是主动同办事处联系，接上关系的。
9月中旬，国民党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重要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部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经过狱中同志的不断斗争，办事处的全力营救，加上战局日趋严重，这200多名政治犯也在9月下旬、10月上旬陆续分批获释。到安徽和县去接大批政治犯的是萧桂昌，他刚从中央军人监狱中获释没有几天，就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副官的身份，带着少校军衔，代表南京办事处去接人。
起初，出狱同志很少，大都还住在傅厚岗办事处，有的参加了办事处工作。以后，获释人员增多，就在西流湾一号租了一家旅馆。出狱人员一般先安排在鼓楼旅馆中，由办事处派人前往登记、发钱，让他们更换衣服，并送文件和《解放》周刊供他们学习。还让他们书面汇报狱中情况和一些同狱人员的具体表现，进行一般了解。在此期间，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出狱的大约有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转送延安，少部分留在南京、上海、西安工作，也有一些让他们回本地开展群众工作。对少数自首、叛变的，就发路费让他们回家。
在营救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出狱的同时，在秦邦宪的领导下，又开展了重建长江中下游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办事处协助秦邦宪搞组织工作的是黄文杰;夏之栩、王凯负责秘密交通联络。
开始重建党组织时，首先是就近建立南京市委。原中共南京市委自1934年8月被敌人破坏以后，南京只有很少几个党员在活动，但组织已不存在。1937年八九月间，大批平津的流亡学生在党组织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陆续到达南京。秦邦宪指示由北平来的几个同志组成南京市委，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人入党。
为了恢复和建立长江中下游各省党的组织，在秦邦宪、董必武的统筹安排下，将在南京出狱的陶铸、钱瑛、方毅等派到湖北，与中央派往湖北的郭述申共同组成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陶铸任宣传部长。刘宁一、刘顺元出狱后，有一段时间在南京帮助工作，以后被派往上海。11月，刘顺元又由上海被派往浙江，到嘉兴因火车不通，折回南京，以后去了武汉。由苏州出狱的张恺帆、林李明等六人，因找不到组织关系，就同到张的家乡安徽无为搞抗日宣传。他们在无为听到中共在南京设有办事处的消息，主动写信来联系，办事处发电报要他们来宁。后来，派张恺帆回家乡工作。11月，又派李世农去无为，同张恺帆、桂蓬组成皖中工委，李世农任书记。黄文杰对他说：“你们先成立皖中工委，恢复一个县的组织就建立县委，有三个县委就组成特委，有三个特委就成立省委。”到1938年五六月，成立了安徽省工作委员会，由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当时，党的许多工作不但对外是由办事处联系，对内有许多事情，如恢复党组织问题，也都是用办事处的名义传达、布置。
经过这一段建党工作，我党在长江中下游的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开辟宣传阵地与开展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党报，也是我党与国民党长期交涉的一个问题。因为陈立夫坚持不允许我党公开办报，一直未能解决。当时南京办事处主要靠散发《解放》周刊和油印宣传品以及邹韬奋主办的《抵抗》三日刊等，不断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各种政治主张，宣传八路军前线的战绩以及传达各种消息。9月下旬，经过交涉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因为邵力子对中共的态度比较温和，所以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新华日报社由出狱不久的潘梓年负总责，有章汉夫、许涤新、徐迈进、吴敏（杨放之）等参加。经理部由我负责，还有寿松涛、赖祖烈等参加工作。筹备期间，我出面请于右任先生写了《新华日报》的报头。此外，由王超北到上海买了大批白报纸;又在中山路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营业部，还通过地下党员沙文威（史永）请原南京《朝报》的同学租到一个印刷厂。这些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但因战局逆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等撤退到武汉以后再筹备出版。因此，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等人在10月19日就离开南京前往武汉筹备。《新华日报》是在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办出版的。因为在南京不能出版，所以就把买来的大批白报纸，还有其他一些物资，派赖祖烈、寿松涛、钱生甫押车运往西安，再由西安设法转运延安。为这件事，我曾亲自出面交涉，到铁道部和下关车站联系。这时，下关码头已极为拥挤，还随时有敌机空袭。我找到下关车站的站长，让他协助，他们很快调拨了车皮。搬运工人们听说是八路军的东西，他们不辞辛苦，不怕空袭，而且只肯收一半运费。工人们讲：“拥护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八路军抗日，到处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的情景。 这个时期，我党的统战工作还比较多的是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周恩来在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孙科等来往比较多。他同蒋介石谈判，就是在孔祥熙家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因北伐时期，同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军官接触很多，有不少熟人。周恩来在南京时，白崇禧、黄琪翔都曾到他的住处拜访或回访。朱德也曾到龙云住所拜访龙云。叶剑英因参加军队将领的宴会，也接触许多高级将领。他在军事会议上，几次阐述了我们党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在南京，我们办事处没有电台，就是借用第二战区阎锡山驻京办事处的电台。
除了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外，我们在日常工作接触中，也做统战工作。当时南京办事处要向国民党军需署及兵工署领取军饷及军械，还要采购物资转送延安。向军需署领饷是由我负责的，每月军饷大约是50万元。领饷的手续很烦琐，要填写五联单，盖17个图章。因为当时军需署长周骏彦，曾任两浙（浙东、浙西）盐运使，军需署里盐运使署的人不少。我因曾在盐运使署工作过，所以周骏彦和他下面的许多工作人员与我都是熟人。通过这个关系，工作联系比较方便。我们采办的布匹、纸张、军鞋、药品等，都是通过火车运往西安转运延安或前线的。对这许多物资或军用品，只要说是八路军的，车站很快就给我们拨车皮。当时同铁路及军需、兵工、军医等各方面联系工作，都比较顺利。
南京办事处当时已十分注意对青年的工作。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大批革命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办事处就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开答问的方式，详细介绍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情况。有些青年到解放区去，办事处为他们开介绍信。这时八路军的通行证，是沿途通行无阻的。
我们在傅厚岗66号（现在是青云巷41号）大约待了三个多月。1937年8月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住在傅厚岗姚琮的公馆。姚琮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副主任，负责接待。因此，就在姚宅的附近找到这所张伯苓的公馆。当时住在傅厚岗的有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还有我和童小鹏、齐光、李应吉、吴志坚、康一民等。袁超俊在10月下旬，由上海到南京就留在办事处工作。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钱瑛、方毅、喻屏、夏之栩等搞党的工作，住在西流湾1号。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苏州又沦陷。国民党政府在20日宣布重庆为陪都，迁都重庆。同时国民党的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一些主要部门都迁往武汉办公。因此，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
《新华日报》的人员在10月19日已先期赴武汉。秦邦宪是同章汉夫一起乘船先去武汉的。我和齐光、李应吉、康一民、夏之栩等在11月19日乘火车赴徐州经郑州转赴武汉。叶剑英、李克农在11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张闻天汇报，信中说：“在现在的情况底下，京中负责人员均已离京，我们留此已无意义，将于22、23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小廖（指廖承志）同行，钱之光等先头人员业于19日前赴武汉。《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去，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还有司机王应絮共七人，于11月底乘两辆旧小轿车由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转赴武汉，在12月10日到达长沙。因为汽车坏了，袁超俊、王应絮留在长沙修车，叶剑英等改乘船去武汉。南京于12月13日陷落。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虽然从成立到撤退总共不足四个月的时间，但我们党在此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领导下，在两党谈判、建党、军队改编、统一战线以及宣传与动员群众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党政治上高瞻远瞩，八路军在前线旺盛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取得的光辉战绩，我党工作人员艰苦朴素、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作风，拆穿了国民党长期歪曲我党形象的反动宣传，给国民党统治区带来了崭新的革命气象。各阶层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都对我党另眼相看，加深了对我党的认识，对我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段时间的工作为我党进一步团结广大群众，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编辑 王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