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大哥魏承彦从武汉《长江日报》社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秘书。他在北京上大学时就经人介绍从朴老学诗。60年代赵朴初讽刺赫鲁晓夫的散曲《某公三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脍炙人口。我开始研究佛学时入门书就是朴老的《佛学常识问答》。后来我结婚时，朴老还用行草抄了一首诗作为贺礼。其书法意境深远、翰墨飘逸，通篇观之如金石铺地，字字独立，上下呼应，意连笔不连，一气呵成。书与诗，珠联璧合。挂在我当年的蜗居里，实在说得上蓬荜生辉。
　　1986年夏，我去北京走访曾在上海文化界工作过的老人，朴老自然在这份名单上。在大哥的安排下，我应约来到南小栓胡同的赵府。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东院有间小佛堂，中院是起居室和餐厅。西院北屋是客厅兼书斋，起了个很有禅意的名字叫“无尽意斋”，大哥领我进去见到了朴老。那天老人谈兴很浓，从佛教和中国建筑、文学、绘画、哲学的关系谈起，指出“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他还说：“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整理成文，以《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题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首先全文转载，许多寺院把文章张贴在庙门口当作“护身符”，对付地方政府的极左宗教政策。
　　后来“佛教是文化”甚至被学术界称为赵朴初佛学思想的核心和贡献。这次谈话发表后，朴老对我的佛学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经常让我给《法音》杂志写稿，有时还是命题作文。当时任继愈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把宗教当作精神鸦片烟看待的。他们的一些论著对佛教竭尽谩骂诬蔑之能事，且已超出了正当学术研究的范围。朴老十分不满，但当时佛学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就连刚刚恢复的佛学院都不得不用他们编写的佛教史作教材。有一次，朴老嘱我对郭朋先生的几本佛教史著作做个回应。文章发表后，朴老很赞赏，鼓励我进一步研究。我就沿着那篇文章的思路完成了《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一书。朴老还亲自题写了书名。
　　1987年，朴老主持创办了佛教界的学术机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学术刊物《佛教文化》。著名佛学家周绍良和吴立民先生先后担任所长。朴老亲自拍板聘请我为特聘研究员，还传话说我是他唯一聘任的50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朴老知道了我的情况，再次传话希望我从此就一心一意埋首研究佛学。可惜我当时已决意负笈留洋，辜负了朴老的一片苦心。
　　再见赵朴初已隔了整整十多年。1997年4月的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望朴老。记得那天是彭真病逝前一天，医院里岗哨林立，气氛森严，可是我在朴老的病房里则如沐春风。老人家仔细询问了我出国以后的境况，然后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那天聊得最多的是“法轮功”，朴老说已向中央反映要重视其社会影响，但没有人理睬。他要我回香港后帮着搜集一些有关日本邪教的资料，说还要向高层进言。当时我在编一套佛教和人生系列丛书，请朴老允许将其《佛学常识问答》编入丛书，在香港出版。朴老满口答应了。我怕时间太久会累到他，聊了两个小时就告辞了，想不到竟然也就成为最后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