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知观点剖析文人琴娱己的表现力——给音乐下新定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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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觉、听觉与琴曲创作rn古琴减字谱指法以动作为主,古人创作琴曲时,是否也以指法动作为本?一般公认,古今中外作曲家创新曲以听觉为本,用五线谱或简谱注音高和时值.古代琴人创新曲时,除考虑听觉外,是否也考虑动觉?减字谱指法对听者来说是音乐谱,但是对弹者来说不也是舞蹈谱吗?以下一段亲睹的琴人轶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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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12日,“刘德海音乐艺术周”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艺术周通过系列音乐会、讲座和研讨会三大板块展示了刘德海先生在表演、创作、教学和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音乐博物馆以音乐器物的静态聚焦承载着音乐发展的动态轨迹,它既是人类音乐史、文明史时空物证的汇集,更是族群审美关系、人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凝聚与结晶.本文以笔者深度参与或接触的三个音乐博物馆为例,通过类型、现状及不同命运的叙事与反思,认为音乐博物馆发展的核心是在关键人、经费、展呈内容、运营模式等要素之间,组成的一个多维联结.进而,对高校音乐博物馆的建设、运行与可持续性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
刘德海的晚期创作是指他在21世纪(2000-2020年)创作的琵琶新作品.这时刘德海处在七八十岁的老年阶段,但是他的创作活力不减,创新精神持续高扬.刘德海在这20年中总共谱写和改编了37首琵琶曲,这个数字非常令人震惊.刘德海晚期创作的几个追求和探索,体现出几个艺术特点,如“回归传统”“回归儿童时代”“回归江南文化摇篮”“回归人间大爱”等.这批优秀的作品是尚待开掘的当代琵琶宝库.建议有关方面尽快举办“刘德海晚期琵琶作品音乐会”,出版《刘德海琵琶作品全集》.
昆曲和京剧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京剧中拥有大量的昆曲音乐和表演程式,而且在行当特征的相似生上也非常显著.问题是如何界定两个具有继承关系的行当的嗓音差异性,抑或说不同剧种、同一类型行当的嗓音特征具有哪些共性与个性,从而导致听众产生在审美认知上对于剧种行当的归属感.本文以昆曲正旦和京剧青衣为研究对象,从演员歌唱颤音入手,分析其行当唱腔的声响属性和嗓音发声的生理机制,在声学维度上揭示二者在嗓音造型上的关系.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制作和演奏主要有以下特点:乐器命名方面,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管乐器的命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形成科学有效、符合逻辑、简单明了、听音达意的命名习惯;管乐器开孔方面,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的开孔并不仅仅为了追求更多数量的音高,也未发现艺人对音阶、音列的认知能力和开孔数量有直接联系;乐器音色认知方面,单簧类管乐器相对柔和且谐波丰富、独特的鼻音音色和边棱音管乐器空灵、缥缈的音色相得益彰,构成了西南少数民族管乐器的两种最常见音色;乐器演奏技术方面,主要从起吹、循环换气、习惯性旋律的成因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朝鲜族音乐艺术发展中,伽倻琴①占据重要位置,而伽倻琴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充分体现着跨界艺术的互动与对话、变异与创新的旺盛生命力.当讨论中国朝鲜族伽倻琴艺术发展和特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为在中国伽倻琴艺术的发展付出艰辛努力的一位艺术家——金震②.文章对金震的音乐活动进行总体的研究,以艺术本体论和传播学的方法,探讨金震的伽倻琴和安基玉的师承关系、金震为中国朝鲜族伽椰琴艺术的创新性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价值等,并阐述伽倻琴艺术在东亚环流的渊源和特征.
20世纪70年伊始,随着大量东南亚、南亚印度人移民欧美、澳、新等地,多种亚洲表演艺术逐渐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大城市中.文章介绍了不同的散居群体社区内的音乐活动,并分析印度古典音乐和印尼甘美兰是如何超越散居社区的界限,引起西方主流社会的长期兴趣,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的永久组成部分.
城市化进程与我国传统音乐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随着进程的不断加速,科尔沁长调民歌赖以生存的环境被逐渐打破.在城市多元环境下,科尔沁长调民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寻找契合点融入现代社会的问题.本文以多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重点关注科尔沁长调民歌内部分支系统的多样性特点,围绕其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的存续问题,对它的当代传承及文化重构进行分析和总结.
文章对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地区的蒙古族民歌和俄罗斯图瓦民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五首图瓦民歌曲调与科尔沁民歌相似,属于同宗民歌范畴;并从社会历史、经济形态、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寻找出科尔沁民歌和图瓦民歌之间的内在联系.
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是现代彝族两类最大型规模的仪式活动,从节日的体系观察,两类仪式共处于诺苏的文化结构中;从当下诺苏宗教文化系统视之,两者分处不同文化层,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相互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再从仪式音乐文化的表演情景分析,两者又具有源自不同时期社会时代的自反性特征.因此,文章根据两者在诺苏节日体系中,人类学主文化、亚文化的关系,运用比较的思维,从仪式要素、表演理论的自反性视角等方面论述两类仪式之间的衍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