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12月5日，中共十六大闭幕半个月后，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领导等前往西柏坡学习考察。在那里，胡锦涛向领导干部们重温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告诫全党：“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中共是从西柏坡出发走向执政的“赶考”道路的，10年前新的领导集体在西柏坡再次重申了“赶考”精神。1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撬动既定的国际秩序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十八大即将召开的当口，执政党有必要再次重温“两个务必”。作为一个从“艰苦奋斗”起家、对危机有着敏感意识的执政党，中共能够经受种种所谓“崩溃”、“分裂”的考验。而同任何一种长久执政力量一样，在事业有成之际，却同样会积累“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 “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积弊。
　　传统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所谓“盛世”之下，必然埋藏着危机的种子。最典型如康乾盛世，文治武功何等耀眼，但在光鲜的外衣下，奢靡之风、官员腐败、官民离心悄然滋长，对世界大势更是浑然不觉。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保持“清醒的头脑”至关重要。
　　就拿“第二大经济体”这顶帽子来说，首先是30多年改革开放和国人辛勤工作打拼出来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也会掩盖很多实质性问题。且不说中国人均GDP仍在世界排位100名之外，戴上这顶帽子也有西方舆论竭力炒作的因素。这也是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原因所在。
　　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取日本而代之。不过，这也与日本在20世纪风光无限、后被美国狠狠打击之后，行“韬晦”之计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董小君在《财富的逻辑》一书中曾经介绍，在遭受美国沉重打击之后，日本改变了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向全球扩张。其中策略之一就是，以GDP取代GNP的统计方法，刻意弱化自己，把中国推向前台。
　　GNP把一国国民的产值，包括在外国的企业的产值都计算在内，但外资在该国内的产值不计算在内。GDP相反，计算的是一国国内的产值，外资的产值也计算在内，本国在国外的产值则不包括在内。中国的GDP是超过了日本，但日本一年的海外销售所得就高于我们的GDP。同时，日本确定了“宏观世界的弱者，微观世界的王者”的发展策略，放弃了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诸多世界第一的帽子，而在关键环节上加深投资所在国对其的依赖。
　　于国内而言，GDP世界第二也在撕裂着中国社会。一方面，我们反复以GDP的比重来横向对比，作为维持现有实际已经够过度的政府汲取社会财富比例的依据，而另一方面，在诸多重大民生问题，以GDP衡量的投入比重，却迟迟难以到位。在GDP这块大蛋糕中，工资和福利只占约1/3。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国富民穷、贫富差距的问题日益尖锐，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改革大业的推进由此也日显迫切。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出现了：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辛勤工作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为什么还是生计艰难，幸福感得不到提升？
　　这在所有的所谓“盛世”年代里，都是一个预兆。“新左”的出现，与此有莫大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与无力消费的对比，是产生任何“左翼”思潮的基本经济原因。物美价廉产品供应欧美国家，做大了GDP，国内老百姓却享受不了多少，是“左翼”思潮敌视欧美的现成经济理由。而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对立，尤其是官民矛盾的突出，更是一些人怀念甚至美化计划经济年代的现实原因。
　　因此，今天执政党面临着新的“赶考”任务。这次“赶考”的难度相当巨大，可以说，“硬骨头”更多了，如何啃下硬骨头，其成效如何对于执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影响深远。十八大因此也应当被作为又一次执政党维新的开始。如果用一句老祖宗的话概括此次赶考精神的话，那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