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傩文化是以驱瘟逐疫、祈福纳祥为核心的民俗事象,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因其较深的农耕文化背景和形态特征而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我们需要从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彰显傩文化的当代价值,从文化资源的角度认识傩文化的可贵性.傩文化的传承是保护性传承,而非推广性传承.傩文化的传承需要从供需关系入手保护好其所依赖的社会生态,并在传统传承方式上进一步拓展,不宜为了让傩文化急于适应现代社会而对其进行强行改造.
【机 构】
：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北京10002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傩文化是以驱瘟逐疫、祈福纳祥为核心的民俗事象,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因其较深的农耕文化背景和形态特征而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我们需要从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彰显傩文化的当代价值,从文化资源的角度认识傩文化的可贵性.傩文化的传承是保护性传承,而非推广性传承.傩文化的传承需要从供需关系入手保护好其所依赖的社会生态,并在传统传承方式上进一步拓展,不宜为了让傩文化急于适应现代社会而对其进行强行改造.
其他文献
博物馆进行商标异议的主要目的 在于维护博物馆商标的显著性,打击近似商标或其他对博物馆商标权益构成妨碍的商标.相比商标无效宣告等维权途径,商标异议有其特殊的优势.博物馆对不当商标提起异议,主要法律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关于“申请在先”“驰名商标保护”“在先权利”“不良影响”“恶意抢注”等内容的规定,相应的证据涉及博物馆作为异议人的主体资格证明、博物馆商标知名度证明、对方恶意抢注的证明、可能被异议商标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材料等.
田野作业的模式并非固定不变.即使在一个学者的治学生涯中,其模式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而选择的关键在于意图解决的问题以及研究的视角.“以事象为中心”的田野作业,注重对特定民俗事象的历史、结构、一般性实践过程及其生存现状的考察.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方法更注重民俗事象所生存的语境,特别是情境以及实践者的主位视角.对大众文化产业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神话主义进行田野研究时,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依然是根本性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具有流动性、虚拟性等新特点,这一方法的使用也显示出其特别之处,尤其在研究电子媒介时,更体现出网络民族志的特
口述史访谈是了解过往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方式,需要研究者走近受访对象,了解地方性知识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访谈人走进地方、走近受访对象受到了极大限制.为此,可采取将口述史研究项目外包给来自不同地区大学生的方式展开进行:培训、指导他们走进田野,开展针对性的访谈并将他们的发现总结为结构化的访谈报告.这些访谈人,既了解地方性知识,且能运用当地方言与受访对象进行交流.这一操作模式,便捷、高效、可靠,且有利于建构实际有效的线上调研共同体,可复制于其他类型的田野研究中去.
田野作业对民族志工作者来说本身即是一种具身性实践.田野作业虽然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调查者身体的在场,但早期的参与观察对客观性的追求遮蔽了调查者与调查过程中的主观性及研究者身份角色对调查的根本影响.通过把田野作业的方法和理论放入美国民俗学20世纪表演转型及其后的学术史脉络,可以发现田野作业方法变化中不同的身体在场方式如何与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变迁深刻关联,甚至与表演转型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从采风式搜集到参与式融入,田野作业对于学科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
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对健康生活的提倡,民俗体育从国家、社会与学术层面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山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民俗体育经历了从齐国的“民俗体育”、鲁国的“礼乐体育”向齐鲁民俗体育合流发展的演变过程.当下,齐鲁民俗体育遗产既丰富多彩,也呈现出传承不平衡的特点:黄河、运河沿线武术的传承最为兴盛,而棋类、拔河等体育活动则日益衰落.如何有针对性地对齐鲁民俗体育加以挖掘、整理、传承和保护,值得进一步探讨.
当前牧区敖包祭祀的重建并非是简单的文化复苏现象,而是现实场域中牧民对于自我身份以及理想社区的建构方式,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个体化经营产生的生计问题与社区解构风险引发了牧民对于自我乃至牧区的认知危机,而承载传统文化的敖包祭祀仪式恰好成为了整合社区、确保自我确定性的地方性资源.因此,敖包仪式的重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单纯反应,还是主体结合当前需求与未来期许,基于传统资源进行的对于自身、所在社区乃至草原社会的再确定与演绎过程.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唐代州县官学皆立孔庙,庙宇大成之时多立碑以述营造、纪功德,在独特庙学制度下产生的孔庙碑成为了展示地域与时代思想的重要文化景观.唐代孔庙碑借助物质与文本两种形态,在孔庙的自然空间、概念空间与社会空间中分别发挥影响,营构了圣俗混成的多元空间秩序,士子与百姓基于自身经验对此进行迥异解读,却殊途同归地达成了孔庙教化功用,推进了地方社会文教发展.而孔庙碑在安史之乱与唐宋之际的两次文体转向,映衬着文教领域依学设庙、重庙轻学、就庙兴学的观念变动,勾勒出儒学焦点转移的时代线索,为观察唐宋思想文化变革提供了细致、切实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