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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每当听到这亲切的名字，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在那早已逝去的岁月，我们都还很年轻，三年的时光我和谢廖沙（谢尔盖的昵称）同坐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张桌子旁边。我还清晰地记得我那不爱说话的同桌，那时他还是个高高瘦瘦的男孩——谦恭的拉赫玛尼诺夫。
我们早就知道谢廖沙是一个极具天才的少年。不仅仅是我们对他那卓越的钢琴演奏天赋着迷，就连整个莫斯科音乐学院也为之倾倒。每每得知拉赫玛尼诺夫要在学期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来一睹他的风采。我们爱谢廖沙，为他骄傲，虽然他从没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过从甚密。他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少和人交往，也从不让别人进入他的世界。这显然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对作为作曲家的拉赫玛尼诺夫了解得很晚的原因。
拉赫玛尼诺夫从来没有向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提起过自己的作品，更不要说展示出来让我们欣赏了。大约在1889年前夕，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天才迅速被世人认可，很快便成为了当时著名的作曲家。此时我们也听到了后来让他声名大噪的《升c小调前奏曲》，更有幸能够亲眼一见作曲家本人演奏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1889年，我的姐姐叶甫吉尼娅.格涅辛娜（Евгения Гнесина）从莫斯科音乐学院萨丰诺夫的班上毕业，而我刚刚转去萨丰诺夫那里，同时在他班上学习的还有斯克里亚宾。萨丰诺夫班上的同学经常会在我家里聚会，形成了一个不错的小“音乐圈”，有时还会组织一些小型的音乐会。
在这个“音乐圈”里我们演奏了几乎所有的作曲家的新作，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还记得我们是如何演奏加里尼科夫的交响曲，还有格列恰尼科夫的新歌。拉赫玛尼诺夫来我家的时候为我们演奏了他的歌剧《奥列格》中的片段，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第一批浪漫曲。而我和姐妹们则经常演奏一些合唱作品。
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我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拉赫玛尼诺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工作中，很快他就成为了显赫的钢琴家和著名的作曲家。而我和姐姐则等待着我们的三妹玛利亚·格涅辛娜毕业，然后一起开办一所音乐学校。
1895年，我们的音乐中学（莫斯科格涅辛音乐研究院的前身）正式落成，我们一头扎进了教学工作当中。音乐中学很快在莫斯科走红，我们经过开始的五六年时间逐渐向社会展示自己一些很有才华的学生，并定期举办音乐会。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不止一次地来听我们的学生音乐会。一次音乐会上，好像是在教会学校的音乐厅，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上半场最后有个节目是童声合唱，小合唱队员中有个名叫萨沙的小女孩，她个子非常矮小，引起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注意。他走到舞台前看了小女孩一会，面带温柔的微笑说（拉赫玛尼诺夫非常喜欢孩子）：“请允许我和您握手！”说着把自己巨大的手掌伸向小女孩，小女孩萨沙的小手被他的大手完全包住了，这个愉快的小插曲把当时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一次，在我们的音乐学校里，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的名字和父称，表示尊敬）聆听了我的一个那时还是小男孩的学生列夫·奥博林（ЛевОборин）的演奏{本文发表于1958年，当时的奥博林早已获得第一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最著名的钢琴家、教授之一——译者），并对他大加赞赏。有时候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还会来我家做客，不过次数不多。他不喜欢结交新朋友，总是尽量避免和陌生人接触，只有在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身边才会感到舒服。
记得有一次，我和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萨庭娜（софья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Сатина，拉赫玛尼诺夫的表妹，也是他妻子的妹妹——译者）决定捉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一番。我打电话约他来我家做客并承诺没有外人在家，而自己又把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也同时叫来。当拉赫玛尼诺夫到来的时候，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为了不被他发现，藏在了房间角落的椅子后面，而我则兴高采烈地跑出去迎接，还大声说：“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话音未落，他善良友好的脸上立刻闪现出冷漠、奇怪的表情，闷闷不乐地将目光转向我手指指给他的角落的方向，突然，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微笑着跳了出来。
“亲爱的索尼卡（索菲亚的昵称），原来是你！”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兴奋地叫了起来：“我是多么的高兴！”他张开那长长的双臂，顿时显得轻松愉快了许多。
我一直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崇拜者，我喜爱他所有的作品，许多作品自己也经常演奏，当然更不愿意错过他的每一场音乐会，不仅出席他的独奏音乐会，同样也聆听他和西洛蒂（АлександрЗилоти，拉赫玛尼诺夫的表兄和钢琴老师，李斯特的学生——译者）还有夏里亚宾的演出。
一次，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举行音乐会，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会上不是总能那么幸运地获得很好的门票，但我却总能拿着普通的入场券坐到第一排，因为有一个好心的贵族议会大厅上校总是在帮我。他是一个胖军官，显然是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但很快一切就澄清了。音乐会上，那位军官像通常一样把我送到了第一排，殷勤地安排我坐下并对我说：“希望，您最终还是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为我们演唱！”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随即问：“你们的音乐会什么时候举行？”“12月13号！”他回答说。“哦！13号……不，不！上校先生，我从不在这个日子演出！”（西方人对13这个数字非常忌讳——译者）我笑着说到，同时还不停地问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什么？难道您不是彼得洛娃一兹万切娃吗？”我的上校先生惊呼着，脸色发紫。中场休息时，我赶紧跑到了后台，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并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我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位困惑和沮丧的上校先生。他笑道：“还能怎么办！告诉上校，您不能在13号演唱，但却很乐意在13号为他演奏，因为您是一个钢琴家！”最终我还是没能为其演奏，我的上校先生立即冷落了我，再也没有靠近过，也没再安排我在第一排坐下。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我最为欣赏的是无伴奏合唱《晚祷》，加上教会合唱团那完美的演绎，我从没错过一次这部作品的演出。有一次我又去看演出，好像是第七次，正巧遇见拉赫玛尼诺夫，他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还笑着和我说：“啊！您，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打破了我的记录，我都没有像您这样来听每一场音乐会！”
又是一次音乐会上，那是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最后几场音乐会中的一场。我总是特别想再听到一次我最钟爱的《降E大调前奏曲》（Op.23 No.6）。显然他领会到了我赠与格涅辛娜的“肖像”（1916年）的愿望，在返场的时候特意加演了这首曲子。我是那么兴奋和快乐，音乐会结束后我跑去告诉他：前奏曲是光明的、美好的，令人激动的！一定是在非常美好的一天创作出来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回答道：“没错，您是对的，这首前奏曲的确是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天一下子涌现出来的！”
1915年，亚历山大·尼克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突然病倒了（血液中毒），我从外科医生马尔提诺夫那里得知，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状况非常危险，大概没有希望了。随即打电话告知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第二天早晨，他去探望斯克里亚宾，但却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当时就在斯克里亚宾的病房里，亲眼目睹他艰难地承受着失去朋友的痛苦。
过了一段时间后，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举行了一场斯克里亚宾作品专场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之前他从未演奏过斯克里亚宾的钢琴作品。这场音乐会是在莫斯科的理工博物馆举行的，那里的舞台又低又小，我坐在离钢琴不远的地方，几乎面对着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一如既往地来到后台，他看见我以后温和地责备道：“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您为什么坐得那么近？您是知道的，我弹琴的时候经常爱发出喘息声。”“那您就尽可能喘息吧！”我说：“反正我不会离开自己的位子。”
我永远记得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生日，3月20日，通常我会送他鲜花或者他最喜爱的糖果。有一天，我得知他喜欢吃复活节才吃的酸奶渣，而这正是我擅长做的，在他生日的当天我送了过去。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尝过之后非常喜欢，还调侃娜塔莉娅·阿列克桑德罗芙娜（НаталияСатина，拉赫玛尼诺夫的妻子——译者）说到：“娜塔莎（娜塔莉娅的昵称），看来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的酸奶渣比你做的好啊！”
我还曾寄给他礼物，是我亲手缝制的沙发靠枕，上面绣着三个音符，是我的全名的缩写Е.Ф.Г（英文E-F-G）是这样排列的：
而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在回信中却给我寄来了他自己的“肖像”，是用我全名缩写的音符写成的两个小节：
这幅“肖像”我一直珍藏着。
当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买了第一部汽车并学会驾驶以后，他便经常开车出去兜风。我表示很乐意乘坐，但我从没坐过汽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娜塔莉娅·阿列克桑德罗芙娜听到了我们的交谈对我说：“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您还不知道，谢廖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司机！只要他开车带着您，您就不会害怕！”不一会儿拉赫玛尼诺夫就把车开来了，我记得他头戴着一顶非常漂亮的骑士帽，身穿一件裘皮大衣，当时我们绕着莫斯科兜风，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在一个星期日和7岁的侄子舒力克散完步以后，我们便去探望拉赫玛尼诺夫了。当我们爬上楼梯几乎快到他公寓门口的时候（当时他还住在热情大道），我问舒力克：“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去见什么人吗？是拉赫玛尼诺夫！你最喜欢听我弹的《船歌》就是他写的。”“难道他还活着吗？”舒力克惊讶的大声问道：“不是最好的作曲家都已经死了很久了吗？！”就在这时候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打开了门，当然也听到了刚才的话。他抚摸着舒力克的头说到：“我还活着呀！可爱的男孩！”他的微笑是那么的温暖、亲切。
此后不久，我们痛失了我们那可爱的男孩。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生活在悲伤和痛苦中，哪里都不去，几乎从未离开过家，除了自己的学生没见过任何人。在这段对于我来说非常沉重的日子里，莫斯科来了一位优秀的钢琴家，他就是费鲁奇奥·布佐尼教授。后来我曾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和他学习了一年（意大利钢琴家布佐尼曾在1890—1891年间执教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后又赴莫斯科演出——译者）。
那时布佐尼非常喜欢我（他认为我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但自从他去了美国以后，到现在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勉强被说服去听布佐尼的音乐会，但当我看到他在舞台上的样子，却很想和他近距离接触。我终于来到了后台，但只是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更何况他周围已经围满了莫斯科的音乐家们和许多崇拜者。忽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走了过来，他看出了我在犹豫，便冲我摇了摇头说到：“哎呀，您是他以前的学生，怎么不去看看自己的老师呢？”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便被他推过了门槛。所有人都为拉赫玛尼诺夫让出了一条路，布佐尼一下子就看见了我。他奔向我，微笑着吻我。而拉赫玛尼诺夫却在一旁大声说：“你们瞧，大音乐家就是这样记着自己的学生的！”眼泪浸湿了我的双颊，我急忙从后台跑了出去。但第二天，布佐尼邀请我去了他下榻的大都会饭店（莫斯科市中心最昂贵的酒店），亲切关怀地和我聊了许久，询问我所开办的音乐中学和工作的情况。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经常去柏林演出的莫斯科音乐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向我转达他真诚的问候。
一年以后，拉赫玛尼诺夫去了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们才重新取得联系。当时正值一个充满破坏和饥饿的艰难时期，拉赫玛尼诺夫通过美国救济会（Ameriman Relief Admlnistration）开始帮助莫斯科的音乐家们，还寄来了许多东西和食物。有不少邮包都寄到了我的地址，再转给其他人，其中就有作曲家格列恰尼科夫（А.Т.Гречанинов后移民美国，卒于纽约——译者），还有许多我已经记不清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善举在当时是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所以还有许多受到过其帮助的音乐家格涅辛娜未曾提及姓名。——译者）有一次我一下子收到了两个邮包，收件人都是我。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对我的关怀真让我高兴，更幸福的是，我可以慷慨地招待音乐学校的师生们饱餐一顿。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喝的是咖啡加炼乳，吃的是白面饼和甜面包。在那段艰苦的岁月，每个人都那么开心，由衷地感谢拉赫玛尼诺夫。我在给拉赫玛尼诺夫的回信中详细描述了这件事，但很显然，我的这封长信他没能收到。
他是1943年走的，我得知他的病情时，正好在策划一场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专场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我一般会在他生日的当天举行。我给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打过电话，委托他们询问拉赫玛尼诺夫的健康状况，结果收到的电报上面传来的却是噩耗。
得知他的死讯后我无比悲痛，一时间无法接受失去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事实。开始我想取消音乐会的演出，但后来还是决定不做改变。音乐会如期举行，在开场之前，我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并请求大家一同缅怀拉赫玛尼诺夫，向伟大的音乐家致敬。这种形式的音乐会在我们的音乐中学还是第一次举行，为了纪念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
（责任编辑 张萌）
我们早就知道谢廖沙是一个极具天才的少年。不仅仅是我们对他那卓越的钢琴演奏天赋着迷，就连整个莫斯科音乐学院也为之倾倒。每每得知拉赫玛尼诺夫要在学期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来一睹他的风采。我们爱谢廖沙，为他骄傲，虽然他从没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过从甚密。他总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很少和人交往，也从不让别人进入他的世界。这显然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对作为作曲家的拉赫玛尼诺夫了解得很晚的原因。
拉赫玛尼诺夫从来没有向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提起过自己的作品，更不要说展示出来让我们欣赏了。大约在1889年前夕，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天才迅速被世人认可，很快便成为了当时著名的作曲家。此时我们也听到了后来让他声名大噪的《升c小调前奏曲》，更有幸能够亲眼一见作曲家本人演奏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1889年，我的姐姐叶甫吉尼娅.格涅辛娜（Евгения Гнесина）从莫斯科音乐学院萨丰诺夫的班上毕业，而我刚刚转去萨丰诺夫那里，同时在他班上学习的还有斯克里亚宾。萨丰诺夫班上的同学经常会在我家里聚会，形成了一个不错的小“音乐圈”，有时还会组织一些小型的音乐会。
在这个“音乐圈”里我们演奏了几乎所有的作曲家的新作，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还记得我们是如何演奏加里尼科夫的交响曲，还有格列恰尼科夫的新歌。拉赫玛尼诺夫来我家的时候为我们演奏了他的歌剧《奥列格》中的片段，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第一批浪漫曲。而我和姐妹们则经常演奏一些合唱作品。
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我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拉赫玛尼诺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工作中，很快他就成为了显赫的钢琴家和著名的作曲家。而我和姐姐则等待着我们的三妹玛利亚·格涅辛娜毕业，然后一起开办一所音乐学校。
1895年，我们的音乐中学（莫斯科格涅辛音乐研究院的前身）正式落成，我们一头扎进了教学工作当中。音乐中学很快在莫斯科走红，我们经过开始的五六年时间逐渐向社会展示自己一些很有才华的学生，并定期举办音乐会。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不止一次地来听我们的学生音乐会。一次音乐会上，好像是在教会学校的音乐厅，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上半场最后有个节目是童声合唱，小合唱队员中有个名叫萨沙的小女孩，她个子非常矮小，引起了拉赫玛尼诺夫的注意。他走到舞台前看了小女孩一会，面带温柔的微笑说（拉赫玛尼诺夫非常喜欢孩子）：“请允许我和您握手！”说着把自己巨大的手掌伸向小女孩，小女孩萨沙的小手被他的大手完全包住了，这个愉快的小插曲把当时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一次，在我们的音乐学校里，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的名字和父称，表示尊敬）聆听了我的一个那时还是小男孩的学生列夫·奥博林（ЛевОборин）的演奏{本文发表于1958年，当时的奥博林早已获得第一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一名，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最著名的钢琴家、教授之一——译者），并对他大加赞赏。有时候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还会来我家做客，不过次数不多。他不喜欢结交新朋友，总是尽量避免和陌生人接触，只有在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身边才会感到舒服。
记得有一次，我和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萨庭娜（софья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Сатина，拉赫玛尼诺夫的表妹，也是他妻子的妹妹——译者）决定捉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一番。我打电话约他来我家做客并承诺没有外人在家，而自己又把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也同时叫来。当拉赫玛尼诺夫到来的时候，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为了不被他发现，藏在了房间角落的椅子后面，而我则兴高采烈地跑出去迎接，还大声说：“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请允许我向您介绍……”话音未落，他善良友好的脸上立刻闪现出冷漠、奇怪的表情，闷闷不乐地将目光转向我手指指给他的角落的方向，突然，索菲亚·阿列克桑德罗芙娜微笑着跳了出来。
“亲爱的索尼卡（索菲亚的昵称），原来是你！”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兴奋地叫了起来：“我是多么的高兴！”他张开那长长的双臂，顿时显得轻松愉快了许多。
我一直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崇拜者，我喜爱他所有的作品，许多作品自己也经常演奏，当然更不愿意错过他的每一场音乐会，不仅出席他的独奏音乐会，同样也聆听他和西洛蒂（АлександрЗилоти，拉赫玛尼诺夫的表兄和钢琴老师，李斯特的学生——译者）还有夏里亚宾的演出。
一次，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举行音乐会，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会上不是总能那么幸运地获得很好的门票，但我却总能拿着普通的入场券坐到第一排，因为有一个好心的贵族议会大厅上校总是在帮我。他是一个胖军官，显然是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但很快一切就澄清了。音乐会上，那位军官像通常一样把我送到了第一排，殷勤地安排我坐下并对我说：“希望，您最终还是能够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为我们演唱！”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随即问：“你们的音乐会什么时候举行？”“12月13号！”他回答说。“哦！13号……不，不！上校先生，我从不在这个日子演出！”（西方人对13这个数字非常忌讳——译者）我笑着说到，同时还不停地问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什么？难道您不是彼得洛娃一兹万切娃吗？”我的上校先生惊呼着，脸色发紫。中场休息时，我赶紧跑到了后台，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并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我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位困惑和沮丧的上校先生。他笑道：“还能怎么办！告诉上校，您不能在13号演唱，但却很乐意在13号为他演奏，因为您是一个钢琴家！”最终我还是没能为其演奏，我的上校先生立即冷落了我，再也没有靠近过，也没再安排我在第一排坐下。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我最为欣赏的是无伴奏合唱《晚祷》，加上教会合唱团那完美的演绎，我从没错过一次这部作品的演出。有一次我又去看演出，好像是第七次，正巧遇见拉赫玛尼诺夫，他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还笑着和我说：“啊！您，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打破了我的记录，我都没有像您这样来听每一场音乐会！”
又是一次音乐会上，那是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最后几场音乐会中的一场。我总是特别想再听到一次我最钟爱的《降E大调前奏曲》（Op.23 No.6）。显然他领会到了我赠与格涅辛娜的“肖像”（1916年）的愿望，在返场的时候特意加演了这首曲子。我是那么兴奋和快乐，音乐会结束后我跑去告诉他：前奏曲是光明的、美好的，令人激动的！一定是在非常美好的一天创作出来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回答道：“没错，您是对的，这首前奏曲的确是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天一下子涌现出来的！”
1915年，亚历山大·尼克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突然病倒了（血液中毒），我从外科医生马尔提诺夫那里得知，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的状况非常危险，大概没有希望了。随即打电话告知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第二天早晨，他去探望斯克里亚宾，但却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当时就在斯克里亚宾的病房里，亲眼目睹他艰难地承受着失去朋友的痛苦。
过了一段时间后，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举行了一场斯克里亚宾作品专场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之前他从未演奏过斯克里亚宾的钢琴作品。这场音乐会是在莫斯科的理工博物馆举行的，那里的舞台又低又小，我坐在离钢琴不远的地方，几乎面对着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一如既往地来到后台，他看见我以后温和地责备道：“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您为什么坐得那么近？您是知道的，我弹琴的时候经常爱发出喘息声。”“那您就尽可能喘息吧！”我说：“反正我不会离开自己的位子。”
我永远记得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生日，3月20日，通常我会送他鲜花或者他最喜爱的糖果。有一天，我得知他喜欢吃复活节才吃的酸奶渣，而这正是我擅长做的，在他生日的当天我送了过去。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尝过之后非常喜欢，还调侃娜塔莉娅·阿列克桑德罗芙娜（НаталияСатина，拉赫玛尼诺夫的妻子——译者）说到：“娜塔莎（娜塔莉娅的昵称），看来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的酸奶渣比你做的好啊！”
我还曾寄给他礼物，是我亲手缝制的沙发靠枕，上面绣着三个音符，是我的全名的缩写Е.Ф.Г（英文E-F-G）是这样排列的：
而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在回信中却给我寄来了他自己的“肖像”，是用我全名缩写的音符写成的两个小节：
这幅“肖像”我一直珍藏着。
当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买了第一部汽车并学会驾驶以后，他便经常开车出去兜风。我表示很乐意乘坐，但我从没坐过汽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娜塔莉娅·阿列克桑德罗芙娜听到了我们的交谈对我说：“叶莲娜·法比安诺夫娜，您还不知道，谢廖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司机！只要他开车带着您，您就不会害怕！”不一会儿拉赫玛尼诺夫就把车开来了，我记得他头戴着一顶非常漂亮的骑士帽，身穿一件裘皮大衣，当时我们绕着莫斯科兜风，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在一个星期日和7岁的侄子舒力克散完步以后，我们便去探望拉赫玛尼诺夫了。当我们爬上楼梯几乎快到他公寓门口的时候（当时他还住在热情大道），我问舒力克：“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去见什么人吗？是拉赫玛尼诺夫！你最喜欢听我弹的《船歌》就是他写的。”“难道他还活着吗？”舒力克惊讶的大声问道：“不是最好的作曲家都已经死了很久了吗？！”就在这时候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打开了门，当然也听到了刚才的话。他抚摸着舒力克的头说到：“我还活着呀！可爱的男孩！”他的微笑是那么的温暖、亲切。
此后不久，我们痛失了我们那可爱的男孩。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生活在悲伤和痛苦中，哪里都不去，几乎从未离开过家，除了自己的学生没见过任何人。在这段对于我来说非常沉重的日子里，莫斯科来了一位优秀的钢琴家，他就是费鲁奇奥·布佐尼教授。后来我曾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和他学习了一年（意大利钢琴家布佐尼曾在1890—1891年间执教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后又赴莫斯科演出——译者）。
那时布佐尼非常喜欢我（他认为我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但自从他去了美国以后，到现在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大概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勉强被说服去听布佐尼的音乐会，但当我看到他在舞台上的样子，却很想和他近距离接触。我终于来到了后台，但只是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更何况他周围已经围满了莫斯科的音乐家们和许多崇拜者。忽然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走了过来，他看出了我在犹豫，便冲我摇了摇头说到：“哎呀，您是他以前的学生，怎么不去看看自己的老师呢？”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便被他推过了门槛。所有人都为拉赫玛尼诺夫让出了一条路，布佐尼一下子就看见了我。他奔向我，微笑着吻我。而拉赫玛尼诺夫却在一旁大声说：“你们瞧，大音乐家就是这样记着自己的学生的！”眼泪浸湿了我的双颊，我急忙从后台跑了出去。但第二天，布佐尼邀请我去了他下榻的大都会饭店（莫斯科市中心最昂贵的酒店），亲切关怀地和我聊了许久，询问我所开办的音乐中学和工作的情况。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经常去柏林演出的莫斯科音乐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向我转达他真诚的问候。
一年以后，拉赫玛尼诺夫去了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们才重新取得联系。当时正值一个充满破坏和饥饿的艰难时期，拉赫玛尼诺夫通过美国救济会（Ameriman Relief Admlnistration）开始帮助莫斯科的音乐家们，还寄来了许多东西和食物。有不少邮包都寄到了我的地址，再转给其他人，其中就有作曲家格列恰尼科夫（А.Т.Гречанинов后移民美国，卒于纽约——译者），还有许多我已经记不清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善举在当时是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所以还有许多受到过其帮助的音乐家格涅辛娜未曾提及姓名。——译者）有一次我一下子收到了两个邮包，收件人都是我。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对我的关怀真让我高兴，更幸福的是，我可以慷慨地招待音乐学校的师生们饱餐一顿。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喝的是咖啡加炼乳，吃的是白面饼和甜面包。在那段艰苦的岁月，每个人都那么开心，由衷地感谢拉赫玛尼诺夫。我在给拉赫玛尼诺夫的回信中详细描述了这件事，但很显然，我的这封长信他没能收到。
他是1943年走的，我得知他的病情时，正好在策划一场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的专场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我一般会在他生日的当天举行。我给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打过电话，委托他们询问拉赫玛尼诺夫的健康状况，结果收到的电报上面传来的却是噩耗。
得知他的死讯后我无比悲痛，一时间无法接受失去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的事实。开始我想取消音乐会的演出，但后来还是决定不做改变。音乐会如期举行，在开场之前，我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并请求大家一同缅怀拉赫玛尼诺夫，向伟大的音乐家致敬。这种形式的音乐会在我们的音乐中学还是第一次举行，为了纪念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