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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1886-1975），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董必武认为中国要革命，就要打倒列强，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唤醒民众，能够马上做起来的两件事就是办报纸和办学校，尤其是要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于是他立足湖北，在现代城市教育和现代农村教育上进行了可贵的教育实践。
学堂教师
董必武出生书香门第，其父亲、叔叔皆以教书为业。幼年时期的董必武生活在这种书香四溢、作风朴实的家庭里，逐渐养成勤奋读书，节俭朴诚的品格。他读书非常用功，在学塾和书院读四书五经之余，还认真学习了新学中的史、地、博物、算学，反复研读《尔雅》《说文》《东莱博议》等，还阅读了《左传》《通鉴辑览》等史书和大量的文学作品。1911年春，董必武代其四叔任麻城高等小学堂教师。同年夏秋之间，董必武执教于黄州府中学堂，讲授国语和英语。1913年，董必武开始在省城武昌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师。这些早年的教师经历，为董必武后来的教师生涯积累了经验。
执教武汉中学
1919年8月，董必武在武昌积极筹办报纸，因经费无着落，该计划未成，但他没有气馁，和同乡挚友张国恩一起积极倡办学校。他们先后联络江文波、倪季端、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等11位同乡、同学，经过数月奔忙，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基金、教员、董事会等问题。在募集资金时，董必武将自己惟一的一件皮袍典当，又向远在山西的亲戚借钱，凑齐了办学校所需资金。1920年1月28日，武汉《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私立武汉中学之成立》。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了。
武汉中学是宣传新思想的产物，董必武等对学校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湖北省中学国文课第一家采用白话文上课的中学，也是第一个实现男女同班的学校，还是收费最低的学校。不支薪或少支薪的老师们将新思想向同学们灌输，提倡、鼓励学生在课余阅读报纸书刊，了解国际风云和国家大事。董必武带领学生下工厂、到农村，亲身体验生活与劳动。由于老师的敬业奉献和学生们的勤奋努力，武汉中学的教学质量在省内外有口皆碑，在首届毕业生中，有4人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为武汉大学）。一所中学有4人被武昌高师录取，这在当时全省各中学中十分罕见。
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亲自教国文，他的教学经验和方法十分值得学习。他担任武汉中学第一届甲乙两班国文课教授任务时，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寓思想教育于讲渎、写作等教学活动之中。从他选编的国文讲义可以看出，他非常注意文章的思想性，以便对青年学生进行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和革命意识的启迪。
学生谢甫生回忆说：“当董老在课堂上以铿锵的语调朗诵秋瑾的爱国诗篇时，充分展示了这位女英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另据老校友回忆，董必武曾出过一篇作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目的寓意很明显，意味着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董必武用他渊博的知识和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在传授语文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新思想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亲躬力行，用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讲授方法来谆谆教导学生，既教书，又育人。这种作法不但是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有力批判，也是兴办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伟大创举。
董必武对学生经常推心置腹地教诲：“作为学子，你们会得到我们力所能及的照顾，但必须严守校规，勤奋学习、养成好的情操，我们也会严格督促你们，不会放松对你们的要求，否则就是对你们的不负责任，是误人子弟。我们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只有严格的教育才能出人才，希望你们从武汉中学毕业出去，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
1925年春，中共党组织把董必武从武汉中学调出去专门做党的统战工作。他除了定期回校讲课以外，还常常找同学们谈心。
执教湖北黄安县城关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不屈不饶地奋斗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9月离开延安到达武汉，恢復和开创中共在武汉的工作。
忙碌的董必武不忘兴办教育，兴办学校，借教育接近群众，借教育培养革命后备力量，寓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启蒙和宣传工作于教育教学中，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百忙中他在自己的家乡黄安县创办了农民中学——黄安县城关中学，即现在的红安一中，在学校中宜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教育。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必须教育农民。办教育要坚持社会化、大众化、革命化。
黄安县城关中学凝聚了一群学贯中西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牢记创校人董必武的教导，面向平民，招收贫苦农民子弟，极为重视在乡村教育中推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将农村中所有的男女老幼作为教育对象，按其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和由其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等所决定的不同需要，进行“道艺皆重”的教育，让每一位乡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都享受到教育带来的实惠。在教育实验的推广上，结合乡村生活以经济为基础、农民最重实惠的特点，以利益为杠杆，驱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现代中国各乡村教育实验植根于农村，从农村的生活特点、农民的心理特点出发，利用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教育，将全体乡民都有效地纳入了教育体系，实施切合农民、农村所需的教育。立足城关中学，董必武还在黄安县城以及其它地方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模范学堂和女子学堂，他亲自到这些学校演讲。尽管时局多变，道路维艰，坚持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一股教育新风让全省农村教育耳目一新。
执教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鉴于董必武在苏联受过系统的教育，又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先被任命为教务长，后接任副校长，实际主持了校长的工作。 据学员回忆，董必武讲课看对象的文化程度而论，对水平较低的学员，讲课注意深入浅出、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建立之初，规模并不大，校址位于叶坪洋溪村的一个地主宅院内，整栋房子占地面积只有277平方米。听课人数多的时候就在庭院内露天讲课。学校设有高级班、中级班和新区班，学员学习时间2个月、4个月、6个月不等，学校开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课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经常到学校讲课。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期间，董必武既是学校领导，负责教学计划，安排实施和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也是教员，为3个班的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没。尽管董必武谙熟马列理論，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他并不炫耀和摆弄理论，更不主张生搬硬套讲理论，而是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在讲党的建设时，他不仅强调在工厂建立党组织，而且关注农村建党问题，认为“工厂和农村都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农村，党要依靠雇农，团结中农，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在讲党的先锋领导作用时，他就用火车头比喻党，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好比是火车头，人民群众好比是火车厢，党的先锋作用就好比是火车头带动整个车厢有节奏地飞奔前进”。
1935年11月红军进驻瓦窑堡，中央恢复马克思主义学校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由董必武任校长。中共中央党校在这里举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及一期培养党校教员的教员班。
中共中央党校复校时，红军刚到达陕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不仅基本的伙食和教材成问题，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校舍，学员大都分散住在各村。在这种艰苦有时为了解决学员的吃饭问题，他甚至还要忙着筹集粮食、打柴禾。除了全盘负责党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外，董必武还经常深入学员当中，了解他们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随时解决所发现的问题，这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央党校，董必武不仅生活上艰苦奋斗，而且在学习上也堪称楷模。他常对人说，“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又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就是我的学习信条”。在董必武的教育理念之下，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跟随着董必武的脚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而战斗的伟大事业中。
学堂教师
董必武出生书香门第，其父亲、叔叔皆以教书为业。幼年时期的董必武生活在这种书香四溢、作风朴实的家庭里，逐渐养成勤奋读书，节俭朴诚的品格。他读书非常用功，在学塾和书院读四书五经之余，还认真学习了新学中的史、地、博物、算学，反复研读《尔雅》《说文》《东莱博议》等，还阅读了《左传》《通鉴辑览》等史书和大量的文学作品。1911年春，董必武代其四叔任麻城高等小学堂教师。同年夏秋之间，董必武执教于黄州府中学堂，讲授国语和英语。1913年，董必武开始在省城武昌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师。这些早年的教师经历，为董必武后来的教师生涯积累了经验。
执教武汉中学
1919年8月，董必武在武昌积极筹办报纸，因经费无着落，该计划未成，但他没有气馁，和同乡挚友张国恩一起积极倡办学校。他们先后联络江文波、倪季端、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等11位同乡、同学，经过数月奔忙，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基金、教员、董事会等问题。在募集资金时，董必武将自己惟一的一件皮袍典当，又向远在山西的亲戚借钱，凑齐了办学校所需资金。1920年1月28日，武汉《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私立武汉中学之成立》。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了。
武汉中学是宣传新思想的产物，董必武等对学校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湖北省中学国文课第一家采用白话文上课的中学，也是第一个实现男女同班的学校，还是收费最低的学校。不支薪或少支薪的老师们将新思想向同学们灌输，提倡、鼓励学生在课余阅读报纸书刊，了解国际风云和国家大事。董必武带领学生下工厂、到农村，亲身体验生活与劳动。由于老师的敬业奉献和学生们的勤奋努力，武汉中学的教学质量在省内外有口皆碑，在首届毕业生中，有4人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为武汉大学）。一所中学有4人被武昌高师录取，这在当时全省各中学中十分罕见。
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亲自教国文，他的教学经验和方法十分值得学习。他担任武汉中学第一届甲乙两班国文课教授任务时，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寓思想教育于讲渎、写作等教学活动之中。从他选编的国文讲义可以看出，他非常注意文章的思想性，以便对青年学生进行新文化、新思想的教育和革命意识的启迪。
学生谢甫生回忆说：“当董老在课堂上以铿锵的语调朗诵秋瑾的爱国诗篇时，充分展示了这位女英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另据老校友回忆，董必武曾出过一篇作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目的寓意很明显，意味着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董必武用他渊博的知识和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在传授语文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新思想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亲躬力行，用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讲授方法来谆谆教导学生，既教书，又育人。这种作法不但是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有力批判，也是兴办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伟大创举。
董必武对学生经常推心置腹地教诲：“作为学子，你们会得到我们力所能及的照顾，但必须严守校规，勤奋学习、养成好的情操，我们也会严格督促你们，不会放松对你们的要求，否则就是对你们的不负责任，是误人子弟。我们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只有严格的教育才能出人才，希望你们从武汉中学毕业出去，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
1925年春，中共党组织把董必武从武汉中学调出去专门做党的统战工作。他除了定期回校讲课以外，还常常找同学们谈心。
执教湖北黄安县城关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不屈不饶地奋斗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9月离开延安到达武汉，恢復和开创中共在武汉的工作。
忙碌的董必武不忘兴办教育，兴办学校，借教育接近群众，借教育培养革命后备力量，寓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启蒙和宣传工作于教育教学中，是他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百忙中他在自己的家乡黄安县创办了农民中学——黄安县城关中学，即现在的红安一中，在学校中宜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教育。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改变中国贫弱现状，必须教育农民。办教育要坚持社会化、大众化、革命化。
黄安县城关中学凝聚了一群学贯中西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牢记创校人董必武的教导，面向平民，招收贫苦农民子弟，极为重视在乡村教育中推行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将农村中所有的男女老幼作为教育对象，按其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和由其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等所决定的不同需要，进行“道艺皆重”的教育，让每一位乡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都享受到教育带来的实惠。在教育实验的推广上，结合乡村生活以经济为基础、农民最重实惠的特点，以利益为杠杆，驱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现代中国各乡村教育实验植根于农村，从农村的生活特点、农民的心理特点出发，利用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教育，将全体乡民都有效地纳入了教育体系，实施切合农民、农村所需的教育。立足城关中学，董必武还在黄安县城以及其它地方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模范学堂和女子学堂，他亲自到这些学校演讲。尽管时局多变，道路维艰，坚持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一股教育新风让全省农村教育耳目一新。
执教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鉴于董必武在苏联受过系统的教育，又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先被任命为教务长，后接任副校长，实际主持了校长的工作。 据学员回忆，董必武讲课看对象的文化程度而论，对水平较低的学员，讲课注意深入浅出、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建立之初，规模并不大，校址位于叶坪洋溪村的一个地主宅院内，整栋房子占地面积只有277平方米。听课人数多的时候就在庭院内露天讲课。学校设有高级班、中级班和新区班，学员学习时间2个月、4个月、6个月不等，学校开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课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经常到学校讲课。
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期间，董必武既是学校领导，负责教学计划，安排实施和日常行政事务：同时也是教员，为3个班的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党的建没。尽管董必武谙熟马列理論，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他并不炫耀和摆弄理论，更不主张生搬硬套讲理论，而是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在讲党的建设时，他不仅强调在工厂建立党组织，而且关注农村建党问题，认为“工厂和农村都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农村，党要依靠雇农，团结中农，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在讲党的先锋领导作用时，他就用火车头比喻党，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好比是火车头，人民群众好比是火车厢，党的先锋作用就好比是火车头带动整个车厢有节奏地飞奔前进”。
1935年11月红军进驻瓦窑堡，中央恢复马克思主义学校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由董必武任校长。中共中央党校在这里举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及一期培养党校教员的教员班。
中共中央党校复校时，红军刚到达陕北，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不仅基本的伙食和教材成问题，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校舍，学员大都分散住在各村。在这种艰苦有时为了解决学员的吃饭问题，他甚至还要忙着筹集粮食、打柴禾。除了全盘负责党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外，董必武还经常深入学员当中，了解他们的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随时解决所发现的问题，这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中央党校，董必武不仅生活上艰苦奋斗，而且在学习上也堪称楷模。他常对人说，“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又说，“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就是我的学习信条”。在董必武的教育理念之下，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跟随着董必武的脚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而战斗的伟大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