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荒芜”与“新西方”的未来——卡尔·波兰尼《新西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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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96-1964)作为出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一直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辨识力的学者。这本书中收集的20篇论文,既有散见于不同语种报刊上的论文,也包括不少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大学授课提纲和去不同场合演讲的手写讲稿。这些尘封多年的档案和部分残缺不全,甚至难以辨认的纸质手稿,与他最著名的专著《大转型》和后期作品《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相比,也被称作“亚文本”。包括书信、手稿、传记和自传在内的“亚文本”研究是近期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和着力发掘的研究对象。因为对于一位像卡尔·波兰尼这样特立独行、多学科跨界的学者而言,能够阅读这些“亚文本”,就如同被允许走进他的私人书房和隐秘心房,获得一种前人未能有过的特权,去更细致深入地观察审视被研究对象的思绪轨迹和灵感曲线,尤其是他的主要视野所及区域和思想火花的不同源发点、伸展方向和持续递进的不同思考路径。
其他文献
2004年2月23日,围绕马克思思想的生态维度,两位作者在美国加州地区太平洋广播电台《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节目中进行了深入交谈。2011年,本访谈被收入《资本及其不满者:与混乱时代的激进思想家们对话》一书,并有所扩充和修改。福斯特阐明了马克思与启蒙运动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指出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反对目的论,通过代谢断裂、异化(包括劳动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和对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的反对来探讨生态问题,并认为环境恶化与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050年之前全球碳排放须减少80%,惟其如此,全球气温到2100年才能控制在比前工业时代上升2℃-2.4℃以内。只有温度上升在2℃以内,气候对生态系统和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才能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但如果没有中国的减排,实现这一目标将非常困难。当前,中国已经在过去的10年里贡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一半左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之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者。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及其对未来碳排放的影响,以及中国气候政策的发展,并以人均累积排放权原则为基础,设计了一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3个片段的摘选,超越了只是“作为对《资本论》的理论观点的补充和阐发”,显示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新的读解取向。在摘选片段中,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理论、劳动过程中主体对客体所有和占有关系发展的三大历史状态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判断、机器体系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意义的理解和自动化时代人类文明进步与挑战的预测,是马克思整体思想中弥足珍贵的理论遗产;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特别是
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即他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883-1895年间撰写的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依据MEGA^2三个卷次(第一部分第30—32卷),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描述这个创作时期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实现自己的首要关切(传播、维护和继续完成他与马克思共同创作的学术和政治著作)具备哪些前提;用例证和实际计算的方法阐明恩格斯这一时期内的著作篇幅之庞大和内容之多样;概述恩格斯的晚期著作涵盖的丰富主题,这里主要着眼于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新版和译本以及在恩格斯的协助下完成的其他
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的编译出版史作一简略梳理,指出其中的系统化、学术化和科学化趋势,同时大致勾绘出政党出版活动与民间出版活动这两条线索时而交织、时而相背、蜿蜒前进的画卷。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核心涵盖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包括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手段。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内的规律体系作出的新探索与新概括,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尊重规律的重要体现。
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推动现代性与提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功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一方面为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合理性证明,另一面充当中国日益分化和冲突的社会的共识基础。在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共产党为维持它的政治、思想、历史和管理地位而做出的一系列妥协将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必须从同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使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共识,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异议、不满和断裂的压力,重新构想容纳世界和中国的现代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发生全面逆转。社会道德危机的产生与社会的制度危机息息相关。经济私有化、去伦理化的政治改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变迁是引发俄罗斯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不是像凯利所说的那样是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也不是像梁赞诺夫所说的那样为了一个枝节问题而耽误了《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研究人类学有三方面目的:捍卫《资本论》、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扩充《资本论》。
一、从被遮蔽的形式到文学批评的危机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考稽,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同现代学科教育体制有着莫大的关联。随着西方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大学学科的分立,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渐渐凸显出来,并因此形成各自的研究畛域。“对独立的文学学科(诗学)及其纯粹性的追求”,既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自立的基础;同时也让一部分学科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越发勃兴的历史语境下,充分吸纳西方诗学传统与康德美学,迈上了一条开掘文学语言与形式的研究之途。[1]先是俄国形式主义率先揭起追求“文学性”之旗,接着便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