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对大学的这番界定，至今仍然是许多中国大学难以企及的标杆。但我认为，梅校长对大学的界定还可更进一步：大学之大，其实也不只在于大师，根本还在于其自由与开放的气度。如果说多样化是大学精神的核心，那么自由与开放就是大学教育的灵魂。没有自由开放的平台，教师们就不可能追随自己的兴趣，充分闲暇地思考，不受束缚地追求真理。当大学的教师只能受制于评审、课题、奖项等体制化的评价标准时，他们就只能成为教书匠和伪大师。
　　但我说的自由与开放的重点还不在此，其重点在于大学教育中以学生为主体而形成的自由交流的教学风气。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角色必须予以重新定位。教师当然要以大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专业研究越扎实，其思维方法越独到，其视野判断越深邃，对学生就会有更加正面的影响。但这还不够，而且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大师形象”往往会被自己、体制和学生树为真理的化身，而这是我在討论大学多样性精神时就非常警惕的。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教师的言传身教，著书立说，都不过是为了辅助学生的成长。学生才是主角。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教师只能充当灵魂的助产士，他与学生的诘问辩难，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最聪明或最正确的；而他的学识与方法，也不过是激发学生成长的指引或工具而已。
　　是的，我提到了苏格拉底。他与东方的孔子，都是自由开放式教育的典范。《会饮》中的苏格拉底，在与年轻人饮酒欢宴间，便完成一场生动有力的教学实践。这样平等而其乐融融的场景是我向往和实践的，尽管我早已戒酒了；我也因此很敬佩那个哈佛教授，他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几名学生围桌而坐，抽着雪茄烟斗，讨论了一学期的弗洛伊德与路易斯。那才叫真正的“熏陶”，尽管我并不抽烟。《论语》里的孔夫子也是这样。他虽然比苏格拉底要平和慈祥得多，但在与学生交往中也是真情自由挥洒。他从来不会对礼义仁智信等做僵化的定义，而是因材施教，在具体语境中启发开导学生。这就是自由教育的精髓，如李政道回忆的那样，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每个学生就是一粒种子，而教育，要配合这样的个性来实施。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教育也是开放的教育，他们把遇到的人，无论贤愚；面临的问题，无论难易；所在的任何地方，无论大街，还是法庭，都当做了实施教育的舞台。今天的大学，虽然已经成为建制化的机构，但这种开放性精神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在我看来，大学本就应该没有围墙，尤其是精神的围墙；大学教育也早该超越课堂和讲堂，超越那种先生教学生学的方式。教育体现在大学生活的每个细节中。我期待我们的学生也能拿出睡懒觉打游戏的激情，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投入到对真理的热爱、对责任的担当、对创新的着迷、对人格的完善当中。
　　自由开放式教育也意味着学生才是大学真正的主人。大学生要把自己作为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成年主体来看待，从奴性的观念窠臼中解放出来。周其仁教授十多年前就讲过，美国的年轻人在车库、地下室里勤奋创业，我们的年轻人却在地下室、出租屋里勤奋备考。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临渊羡鱼，或者提倡大学期间就盲目创业，而是为了退而结网，让我们认识到正是在强调自由开放多元的大学体制下，才能一波又一波涌现出乔布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样的不循规蹈矩引领科技和商业进步的精英。
　　自由开放的教育，还意味着对大学教育的理解，也要从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市场等外在目标中解脱出来。正如我在前一篇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的服务功能是自然之事，本不必刻意强调。关键在于，如何服务得更善更好。大学只有保持自主自治的精神，只有具备自由开放的灵魂，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进步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教育，意味着师生要不计功利成败地追求真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服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Andrew Abbott教授对教育的看法：教育没有目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因为教育是好的。教育使人获得了自由，让我们拥有从固定观念跳出并反观自身的能力。通过教育，我们培养了一种热爱自由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从而不断赋予人生和事物新的意义。教育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宽广，使人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生活的挑战，自由地判断和抉择，自由地创造可能的幸福，而不是把命运交给偶然和强力。总之，为了自由而伟大的梦想，请忘记教育本身的工具主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