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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瞿佑的《剪灯新话》蕴含着丰富的反讽意蕴。通过对其中的小说进行分析，可总结出显现反讽意味的三个层面：在修辞层面，运用了冷热交替的讽喻模式;在结构层面，一些构思精巧之处潜藏讽喻意味;在思想层面，离经叛道中往往蕴含着反讽倾向。
关键词：《剪灯新话》 反讽 现实 虚幻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瞿佑所作的《剪灯新话》可说是一部蕴含丰富意味的反讽的文本。瞿佑在《作者小传》中写到：“其在保安，当兴和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闻者凄然泣下。又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1]且又于序中自述：“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2]瞿佑有感于身世，以其深刻的批判意识进行创作，往往于诗词小说中蕴藏强烈的讽怨情绪。既往的研究亦多有提及，如石昌渝先生说：“《剪灯新话》颇有乱世黍离之患，在神怪故事中有所讽喻，有所抑扬，有所惩奖。文虽绚丽，意却超诣悲怆。”[3]然而，关于《剪灯新话》中的反讽意味，却仍有未细致论说之处，而这正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其中不仅体现出瞿佑的小说技巧，更隐含着元末明初那些失意文人们特有的复杂心境。
正如浦安迪所言，反讽往往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寓意含蕴深远。[4]那么在瞿佑的小说中，这种反讽的意味是如何显现的呢？结合文本，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在修辞层面，运用了冷热交替的讽喻模式;在结构层面，一些构思精巧之处潜藏着諷喻意味;在思想层面，离经叛道中蕴含了反讽倾向。
一.冷热交替的讽喻模式
在瞿佑的小说里，反讽的实现有赖于许多特殊意象的设置安排，尤其在冷热对比或交替中蕴含讽喻。冷热之间存在着关联、对照、交替变化，这种结构上的对称性常常使得双方在互相呈现的美学意蕴的映衬下显得更为鲜明和复杂。“冷”与“热”相互镜照，相互渗透，冷中有热，热中有冷。正如福祸相依，阴阳相和，这种冷热交互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写照。“激发人们狂热行动之冷与给人以冷落之感的热，不断交替变换终于形成一种鲜明的讽嘲，使小说含义深远，意味无穷。”[5]
在《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受邀参加庆殿会，“献酢陪高会，歌呼得尽欢”[6]，此为“热”;而在胜事良辰、名利双收之后，余善文反倒弃家修道，巡隐山林，此为“冷”。瞿佑层层升级狂欢喧闹之“热”，而在结尾处以余善文不屑一顾的舍弃霎然收归于清静隐遁之“冷”，两相比照中，隐含着对汲汲营营于功名利禄者的讽刺。又如《华亭逢故人记》里，全、贾二士子初时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往来权贵豪门之间，任侠自负，所谓“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7]，极尽豪迈，却倏忽于战乱中消亡。而石若虚与此二者于幻设之境中重逢，全贾二人言语中皆失却当年之豪气，忍辱悲愤，伤世感怀，“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壮志违。”[8]豪情壮志之热血与唏嘘长叹之悲凉，前后相对，全、贾二人性情大变若此，而愈显乱世对人品格心性之戕害，尤其对踌躇满志的文人侠士而言，刺痛愈加深重。
二.构思精巧之处潜藏讽喻
瞿佑在小说情节发展的间隙，经常设置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不经意便显露出其精巧匠心及幽微的讽判态度。在构思设置时，瞿佑总是使人物在荒唐之举后归于礼制正途。如《联芳楼记》，男女以不合礼俗的方式认识而交合，这本应受到正统礼制的谴责，但最终却因双方门当户对而喜结连理。这种在正统规制下形成的内在矛盾的张力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不稳定的秩序，它反映了瞿佑的一种不确定不彻底的探索与反叛，游移徘徊于破坏与持守之间，似乎只想改变其中的某个过程，或者某个选择，使其显得更为奔放大胆，更为自由无羁;也似乎只想引起某种惊骇，某种震荡，而不是彻底的颠倒倾覆。这同时也是元末明初的士人们复杂纠缠的心态显现。
另外，瞿佑还通过对相似形象进行反复描绘，互相映射，产生笔墨浓重之感，以实现反讽的集中，从而取得更显著的批判效果，更丰满地表现小说的复杂意义。在《三山福地志》中，岁终时节，元自实不得已再次向缪君乞食，缪君承诺于除夕送去米钱，元自实举家悬望，却只见有负米携钱之人数过其家而不入。瞿佑特意描写了稚子几次奔走报信，却终不过空欢喜。这来来回回逐渐消磨了元自实的耐性，终于将其逼至绝境。这种反复的描绘，不仅是矛盾凝聚爆发的催化剂，也隐含着一种双重的讽刺，既是再次对缪君卑鄙嘴脸的揭露，亦是对元自实重蹈覆辙、自取其辱的辛辣嘲讽。又当元自实误入三山福地，遇道士历述其前世因果，自实连番发问那些贪贿残暴、疏离职守的达官显贵因果报应如何，一一应验。瞿佑设置了一组人物群像，集中进行讽刺批判，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交相影射之效。
《剪灯新话》多诗文，常因炫才之嫌而遭人诟病，但某些诗文着重处亦包含深切忧思与激愤讽刺。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全贾二子的两次赋诗，未参战前抒发壮志：“四海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9]参战后认清战乱的残酷面目：“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郭叹都非。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麦饭无人作寒食，绨袍有泪哭斜晖。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壮志违。”[10]前后对比触目，全篇故事亦以此为中心进行编排铺陈，着实对乱世乱象作了一番沉痛的反思与抨击。瞿佑刻意突出诗文内容及其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以诗文为指斥时弊之戈矛、伸张正义之护盾，表现出当时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愿想。
三.离经叛道中的反讽倾向
应当特别注意瞿佑小说中的“儒家”倾向性。尽管《剪灯新话》曾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学而遭封禁，但其中实则蕴含根深蒂固的诸如善恶、忠义、人伦等儒家士人思想。神鬼报应之事，往往为游戏曲笔，其深层目的实是要宣扬正统道德。《金凤钗记》中的兴娘借其妹庆娘之身回转尘世，以求与兴哥再续前缘，其间言行举止大胆奔放，如投钗引诱、逼迫就范、怀璧私奔，这些泼辣逾矩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封建礼制所严厉禁止的，而瞿佑毫不忌讳地对其进行描述，并使其合情合理，生动有趣，这隐隐显示出一种对封建礼制的破坏与反抗。然而，在小说最后，兴娘又深愧父母恩情，自责绝亲弃孝，要返还父母家中请罪，这又显露出对人伦孝道的遵从恪守。在打破礼制束缚后，却仍旧回归礼制道德。虽然从结构层面上看，这一回归是情节发展及揭示原委的需要，却也足以显示出瞿佑心中秉守的儒家教义。再者，这一回归也意味着终点，既是兴娘命途的终点，又是兴娘与兴哥世缘情爱的终点，其后又成为兴哥生命的终点。前后相较，兴哥与兴娘违逆礼教获得的是相互厮守的幸福，而重返礼教得到的却是尽皆消陨的悲剧，不难体会其中既幽微又深刻的讽刺。 瞿佑在小说中常常构建出一种奇诡的秩序：现实世界中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小说人物则在梦境或冥间中寻求新的平衡，而往往这些幻境又是对现实的影射，人物在最后又不得不返回人间现实。譬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滕穆知卫芳华为鬼魂，却无所畏惧，并勇于跨越人鬼之间的界线，与之交合，娶其为妻，还带卫芳华回乡居住，却对亲友隐瞒其真实身份，只说是“娶于杭郡之良家”[11]。为何滕穆不直接告诉亲友卫芳华实为一鬼魂？瞿佑在此只一笔带过，仿佛“不言自明”，而其实深藏意味。世人对于鬼魂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鬼魂邪恶、恐怖、怨毒，人鬼遇合是天下之大不韪。世人不允许鬼魂来打乱和破坏人间的正常秩序，也不允许人对“人”背叛，而与“鬼”相亲。瞿佑在小说中将鬼魂刻画成贤孝佳妇，灭其恐怖之色，而突显其温柔聪慧、勤勉奉献之质，以求作为那种越轨举动的转移与修饰。在僵化的儒家社会环境中，这种热烈浪漫的爱情却要在欺瞒之中苟且偷生。瞿佑看似漫不经心的掩盖，实则暗含对那些循规蹈矩、刻板世俗者的讽刺。但同时，在这种漫不经心与刻意颂扬之间，也流露出瞿佑一种折衷的无奈，一方面出离于规则，显现出离经叛道的潜质，一方面却仍然无法脱离礼教规训，寻求与社会的和解。
瞿佑在设置小说情节时，总是将有缘人一步步引向两相聚合，后又一步步引向决绝分离;一步步将神鬼引向真实人间，模糊真实与虚幻的界线，一步步又刺破虚掩的真相，使神鬼回归幻境，由此呈现人鬼之间鲜明而深刻的隔阂。人，无论如何不顾世俗成见，由现实世界而沉溺于鬼神虚幻，最终都难以圆满。瞿佑借人鬼之间的悲欢离合，用这种生命的消亡、情爱的消逝、结局的悲苦，打破虚妄的幻象，揭示了人间世与虚幻境之间终究无法跨越与调和的处境。
浦安迪在分析《金瓶梅》时认为：“耽于声色同一时刻也可囊括人类体验中最真实和最虚幻的境界……每部作品在探索人生有因必有果一事和天地万事皆空这两者的界面时都设法跨越现实和虚幻间的微妙界线……对现实世界中人类活动的有条件肯定……对虚空深渊怀有一种敬畏之感最终又削弱了这种肯定的态度。”[12]笔者以为这番关于真实与虚幻态度的言论同样亦可适用于瞿佑的创作状态。在声色神鬼、真实与虚幻之间，在这种跨越界线的探索与微妙的游离状态之间，现实世间与虚设幻境两种空间的生存规则逐渐合同统一。而与此同时，“梦境与冥间以同样的方式拓展了生命的架构”[13]，难道瞿佑在创作时真的只是游戏笔墨，而无丝毫“敬畏之感”么？在瞿佑的小说中，有某种严肃的、深刻的东西，这是不应忽视而值得继续深究的。
注 释
[1]（明）瞿佑等著：《剪灯新话（外二种）》，周楞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作者小传》部分。注[2]同，引自序言部分.
[3]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6页.
[4]（美）浦安迪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部分。注[5][12]同，分别引自第58页、第461页.
[6]（明）瞿佑等著：《剪灯新话（外二种）》，周楞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注[7][8][9][10][11]同，分别引自第20页、第21页、第20页、第21页、第46页.
[13]孙康宜著：《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剪灯新话》 反讽 现实 虚幻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瞿佑所作的《剪灯新话》可说是一部蕴含丰富意味的反讽的文本。瞿佑在《作者小传》中写到：“其在保安，当兴和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闻者凄然泣下。又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1]且又于序中自述：“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2]瞿佑有感于身世，以其深刻的批判意识进行创作，往往于诗词小说中蕴藏强烈的讽怨情绪。既往的研究亦多有提及，如石昌渝先生说：“《剪灯新话》颇有乱世黍离之患，在神怪故事中有所讽喻，有所抑扬，有所惩奖。文虽绚丽，意却超诣悲怆。”[3]然而，关于《剪灯新话》中的反讽意味，却仍有未细致论说之处，而这正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其中不仅体现出瞿佑的小说技巧，更隐含着元末明初那些失意文人们特有的复杂心境。
正如浦安迪所言，反讽往往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寓意含蕴深远。[4]那么在瞿佑的小说中，这种反讽的意味是如何显现的呢？结合文本，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在修辞层面，运用了冷热交替的讽喻模式;在结构层面，一些构思精巧之处潜藏着諷喻意味;在思想层面，离经叛道中蕴含了反讽倾向。
一.冷热交替的讽喻模式
在瞿佑的小说里，反讽的实现有赖于许多特殊意象的设置安排，尤其在冷热对比或交替中蕴含讽喻。冷热之间存在着关联、对照、交替变化，这种结构上的对称性常常使得双方在互相呈现的美学意蕴的映衬下显得更为鲜明和复杂。“冷”与“热”相互镜照，相互渗透，冷中有热，热中有冷。正如福祸相依，阴阳相和，这种冷热交互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模式的写照。“激发人们狂热行动之冷与给人以冷落之感的热，不断交替变换终于形成一种鲜明的讽嘲，使小说含义深远，意味无穷。”[5]
在《水宫庆会录》中，余善文受邀参加庆殿会，“献酢陪高会，歌呼得尽欢”[6]，此为“热”;而在胜事良辰、名利双收之后，余善文反倒弃家修道，巡隐山林，此为“冷”。瞿佑层层升级狂欢喧闹之“热”，而在结尾处以余善文不屑一顾的舍弃霎然收归于清静隐遁之“冷”，两相比照中，隐含着对汲汲营营于功名利禄者的讽刺。又如《华亭逢故人记》里，全、贾二士子初时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往来权贵豪门之间，任侠自负，所谓“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7]，极尽豪迈，却倏忽于战乱中消亡。而石若虚与此二者于幻设之境中重逢，全贾二人言语中皆失却当年之豪气，忍辱悲愤，伤世感怀，“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壮志违。”[8]豪情壮志之热血与唏嘘长叹之悲凉，前后相对，全、贾二人性情大变若此，而愈显乱世对人品格心性之戕害，尤其对踌躇满志的文人侠士而言，刺痛愈加深重。
二.构思精巧之处潜藏讽喻
瞿佑在小说情节发展的间隙，经常设置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不经意便显露出其精巧匠心及幽微的讽判态度。在构思设置时，瞿佑总是使人物在荒唐之举后归于礼制正途。如《联芳楼记》，男女以不合礼俗的方式认识而交合，这本应受到正统礼制的谴责，但最终却因双方门当户对而喜结连理。这种在正统规制下形成的内在矛盾的张力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不稳定的秩序，它反映了瞿佑的一种不确定不彻底的探索与反叛，游移徘徊于破坏与持守之间，似乎只想改变其中的某个过程，或者某个选择，使其显得更为奔放大胆，更为自由无羁;也似乎只想引起某种惊骇，某种震荡，而不是彻底的颠倒倾覆。这同时也是元末明初的士人们复杂纠缠的心态显现。
另外，瞿佑还通过对相似形象进行反复描绘，互相映射，产生笔墨浓重之感，以实现反讽的集中，从而取得更显著的批判效果，更丰满地表现小说的复杂意义。在《三山福地志》中，岁终时节，元自实不得已再次向缪君乞食，缪君承诺于除夕送去米钱，元自实举家悬望，却只见有负米携钱之人数过其家而不入。瞿佑特意描写了稚子几次奔走报信，却终不过空欢喜。这来来回回逐渐消磨了元自实的耐性，终于将其逼至绝境。这种反复的描绘，不仅是矛盾凝聚爆发的催化剂，也隐含着一种双重的讽刺，既是再次对缪君卑鄙嘴脸的揭露，亦是对元自实重蹈覆辙、自取其辱的辛辣嘲讽。又当元自实误入三山福地，遇道士历述其前世因果，自实连番发问那些贪贿残暴、疏离职守的达官显贵因果报应如何，一一应验。瞿佑设置了一组人物群像，集中进行讽刺批判，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交相影射之效。
《剪灯新话》多诗文，常因炫才之嫌而遭人诟病，但某些诗文着重处亦包含深切忧思与激愤讽刺。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全贾二子的两次赋诗，未参战前抒发壮志：“四海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9]参战后认清战乱的残酷面目：“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郭叹都非。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麦饭无人作寒食，绨袍有泪哭斜晖。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壮志违。”[10]前后对比触目，全篇故事亦以此为中心进行编排铺陈，着实对乱世乱象作了一番沉痛的反思与抨击。瞿佑刻意突出诗文内容及其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以诗文为指斥时弊之戈矛、伸张正义之护盾，表现出当时文人的典型心态与愿想。
三.离经叛道中的反讽倾向
应当特别注意瞿佑小说中的“儒家”倾向性。尽管《剪灯新话》曾因言情志怪、有悖道学而遭封禁，但其中实则蕴含根深蒂固的诸如善恶、忠义、人伦等儒家士人思想。神鬼报应之事，往往为游戏曲笔，其深层目的实是要宣扬正统道德。《金凤钗记》中的兴娘借其妹庆娘之身回转尘世，以求与兴哥再续前缘，其间言行举止大胆奔放，如投钗引诱、逼迫就范、怀璧私奔，这些泼辣逾矩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封建礼制所严厉禁止的，而瞿佑毫不忌讳地对其进行描述，并使其合情合理，生动有趣，这隐隐显示出一种对封建礼制的破坏与反抗。然而，在小说最后，兴娘又深愧父母恩情，自责绝亲弃孝，要返还父母家中请罪，这又显露出对人伦孝道的遵从恪守。在打破礼制束缚后，却仍旧回归礼制道德。虽然从结构层面上看，这一回归是情节发展及揭示原委的需要，却也足以显示出瞿佑心中秉守的儒家教义。再者，这一回归也意味着终点，既是兴娘命途的终点，又是兴娘与兴哥世缘情爱的终点，其后又成为兴哥生命的终点。前后相较，兴哥与兴娘违逆礼教获得的是相互厮守的幸福，而重返礼教得到的却是尽皆消陨的悲剧，不难体会其中既幽微又深刻的讽刺。 瞿佑在小说中常常构建出一种奇诡的秩序：现实世界中的平衡秩序被打破，小说人物则在梦境或冥间中寻求新的平衡，而往往这些幻境又是对现实的影射，人物在最后又不得不返回人间现实。譬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滕穆知卫芳华为鬼魂，却无所畏惧，并勇于跨越人鬼之间的界线，与之交合，娶其为妻，还带卫芳华回乡居住，却对亲友隐瞒其真实身份，只说是“娶于杭郡之良家”[11]。为何滕穆不直接告诉亲友卫芳华实为一鬼魂？瞿佑在此只一笔带过，仿佛“不言自明”，而其实深藏意味。世人对于鬼魂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鬼魂邪恶、恐怖、怨毒，人鬼遇合是天下之大不韪。世人不允许鬼魂来打乱和破坏人间的正常秩序，也不允许人对“人”背叛，而与“鬼”相亲。瞿佑在小说中将鬼魂刻画成贤孝佳妇，灭其恐怖之色，而突显其温柔聪慧、勤勉奉献之质，以求作为那种越轨举动的转移与修饰。在僵化的儒家社会环境中，这种热烈浪漫的爱情却要在欺瞒之中苟且偷生。瞿佑看似漫不经心的掩盖，实则暗含对那些循规蹈矩、刻板世俗者的讽刺。但同时，在这种漫不经心与刻意颂扬之间，也流露出瞿佑一种折衷的无奈，一方面出离于规则，显现出离经叛道的潜质，一方面却仍然无法脱离礼教规训，寻求与社会的和解。
瞿佑在设置小说情节时，总是将有缘人一步步引向两相聚合，后又一步步引向决绝分离;一步步将神鬼引向真实人间，模糊真实与虚幻的界线，一步步又刺破虚掩的真相，使神鬼回归幻境，由此呈现人鬼之间鲜明而深刻的隔阂。人，无论如何不顾世俗成见，由现实世界而沉溺于鬼神虚幻，最终都难以圆满。瞿佑借人鬼之间的悲欢离合，用这种生命的消亡、情爱的消逝、结局的悲苦，打破虚妄的幻象，揭示了人间世与虚幻境之间终究无法跨越与调和的处境。
浦安迪在分析《金瓶梅》时认为：“耽于声色同一时刻也可囊括人类体验中最真实和最虚幻的境界……每部作品在探索人生有因必有果一事和天地万事皆空这两者的界面时都设法跨越现实和虚幻间的微妙界线……对现实世界中人类活动的有条件肯定……对虚空深渊怀有一种敬畏之感最终又削弱了这种肯定的态度。”[12]笔者以为这番关于真实与虚幻态度的言论同样亦可适用于瞿佑的创作状态。在声色神鬼、真实与虚幻之间，在这种跨越界线的探索与微妙的游离状态之间，现实世间与虚设幻境两种空间的生存规则逐渐合同统一。而与此同时，“梦境与冥间以同样的方式拓展了生命的架构”[13]，难道瞿佑在创作时真的只是游戏笔墨，而无丝毫“敬畏之感”么？在瞿佑的小说中，有某种严肃的、深刻的东西，这是不应忽视而值得继续深究的。
注 释
[1]（明）瞿佑等著：《剪灯新话（外二种）》，周楞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作者小传》部分。注[2]同，引自序言部分.
[3]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6页.
[4]（美）浦安迪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部分。注[5][12]同，分别引自第58页、第461页.
[6]（明）瞿佑等著：《剪灯新话（外二种）》，周楞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注[7][8][9][10][11]同，分别引自第20页、第21页、第20页、第21页、第46页.
[13]孙康宜著：《文学经典的挑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