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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绍振的少年文学梦
孙绍振教授开始读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全家逃难到乡下，日本鬼子和汪伪军队老在后面追。在这种情形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小绍振的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教法很简单，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孙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孙绍振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这种早期的背诵培养了孙绍振良好的语感，也使他有了一定的语文积累。因此，后来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学习，小绍振的语文成绩便一直名列前茅。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规定了所谓的《国定教科书》，那本书是很枯燥的。但是，小绍振的语文教师潘祖谨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印发给学生，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代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到孙绍振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潘老师的最大功绩是使小绍振对语文有了浓厚兴趣，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孙绍振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掉，变成：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孙绍振心头，直到30多年后，这成了孙绍振完成一篇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潘教师非常疼爱小绍振。一次，潘老师对小绍振的父亲极力夸奖小绍振“天资聪颖”。这使孙绍振的父亲更加尽心培养孙绍振。这一段时光给孙绍振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因此年过七旬之后，孙绍振教授还特意到自己读小学时上学的必经之路留影，追寻那段美好的时光。
小学毕业后，孙绍振考进了初级中学。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但孙绍振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因为班上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周老师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比之潘老师有更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周老师的诱导，班里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学生们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周老师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孙绍振也问了，周老师回答说：“87分。”孙绍振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7分！”周老师说：“87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6分。”一下子，孙绍振在班上神气起来。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还留存在孙绍振的心中。正是这两位老师才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了孙绍振的心头。
孙绍振读高中时，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这位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批改作文。孙绍振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学生们写读书报告。这位老师常常对孙绍振作文鼓励有加，使孙绍振产生了“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孙绍振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了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
现在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根据孙绍振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光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二、北大是他的康桥
孙绍振教授在他的著作《名作细读》中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做了很精到的分析。孙教授很理解徐志摩对母校剑桥大学的怀念之情，这与孙教授的经历有关，因为在孙教授的心中也有一所“康桥”——北京大学。
1955年，孙绍振考入北大。大一时，孙绍振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伽等人的著作。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思想是象征主义。他们的许多革命诗歌想像非常奇特，孙绍振读得心醉神迷，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诗呀！孙绍振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灿烂的窗子。在诗社，孙绍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达”，意即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后来，孙绍振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孙绍振的震动更大。
北京大学的诗社常办讲座，孙绍振在诗社做干事。孙绍振去请过何其芳、冯至，还请当时最红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到诗社演讲。在孙绍振教授的记忆里，何其芳很认真，讲稿写满了蝇头小楷，冯至则把刚刚翻译好的海涅诗选的序言拿给孙绍振，郭小川给孙绍振的印象是在思想上比较开放。这些都给孙绍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大学，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教授都能满足孙绍振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渊博的学识激起了孙绍振对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孙绍振着迷。正因为如此，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北大的五年里孙绍振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他完成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向学者的飞跃。北大以他的博大与激情培育了孙绍振。1960年，孙绍振从北大毕业，被保送上了研究生。一年后，转为北大助教。尽管当时政治大环境，也曾给孙绍振带来过不愉快，但孙绍振始终感谢他的母校北大。
三、他把逆境当成蓄积腾飞的良机
1961年，孙绍振被调去福建支援刚刚成立的华侨大学。临走时，孙绍振壮着胆子问：“华侨大学在什么地方？”被告知，“你去了福州就知道了”。在去福建的火车上，孙绍振四处打听华侨大学在哪里，没人知道。直到火车过了杭州，才打听到这是一所刚建成的大学，在泉州。那时，孙绍振只听说过福建的厦门和福州，根本不知道泉州在哪里。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变幻，大批华侨青年或随父母回国定居，或只身回国升学，海外归国华侨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国内侨校已满足不了他们的求学需求。１９６０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当时的中侨委在侨乡泉州正式创办华侨大学。为了使这批归侨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国家先后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支援华侨大学。孙绍振是第一批调入华侨大学的教师之一。
初创时期的华侨大学，不仅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在华侨大学任教十年中，孙绍振曾经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上过课：泉州、福州师专、集美华侨学校及建宁办学点。在福州，学生上课是在一座长达几十米的大席棚里。而在建宁，由于太偏远，孙绍振和师生们还得自己挑石头修筑进校的路。孙绍振在华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和《写作》等课程，后来“左倾”思想泛滥，他也受到影响，不能再上讲台。于是，他开始潜心读书，读《马恩选集》，读《毛泽东著作》，读《资本论》，读《史记》和《资治通鉴》，读英语。这段“无课可上”的日子，却给了孙绍振难得的“充电”机会，他的思维得到拓展，知识面变得开阔，思想的厚度增加，理论素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那十年的经历，孙教授的感情非常复杂，他没有像有的人一样一味地诅咒，反而还带有几分感激，这种感激自然是对获得读书提升的机会而言的。但是要把逆境转化为蓄积、腾飞的机会，这需要有足够的淡定和生存的智慧，这往往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但三十来岁的孙绍振做到了。因此改革开放开始，政治、学术氛围宽松，孙绍振即一飞冲天。对此，有的人可能感到困惑，其实这丝毫也不难理解，他只是验证“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在这之前，孙绍振所崇拜的古代先贤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就是这样做的。
四、孙绍振这座火山终于喷发
1973年孙绍振调入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正如岩浆在地下蓄积着、奔突着，在蓄积到足够的程度时就要爆发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孙绍振在寻找喷发口。1981年，孙绍这座火山终于喷发了。这一年，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诗刊》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气势犹如孙绍振横空出世一样。在这篇论文中孙绍振指出：如果新诗不是这样匆忙地热衷于流派和形式的更迭，如果新诗更注意各种流派审美经验的饱和积累，如果新诗的发展更稳健些，新诗就不用在五十年代重新进行浪漫主义的“原始积累”，也不用在七十年代末期重新进行象征派和意象派的启蒙了。
但诡谲的是，《诗刊》在发表该文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批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代表了和社会主义文化相反的方向，同时还发表了批判文章。随后，批判文章被《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转载。当时确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恰恰反映出在经过相当长的蓄积之后，孙绍振在文学理论方面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前端，他已经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了。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压在孙绍振头上的阴霾散去了，而他的那篇《新的文学原则在崛起》的论文也被视为中国朦胧诗运动乃至中国文学理论的里程碑而被写入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之中，其手稿也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孙绍振教授对他的学生充满感激之情。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他们用这种方式声援我，令我非常激动。
孙教授不仅感激他的学生，对他当时工作的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也充满感激之情。有一次，他对我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福建师大的领导还是保护我，非常难得。因此，我出名之后，有许多重点大学来聘我，但我始终没有离开福建，没有离开福建师大。”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之后，孙教授相继出版了《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你会幽默吗》《挑剔文坛》等著作，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撰写如此之多的专著，可见孙绍振教授的这次喷发热量之巨大。这要经历多么漫长的蓄积过程呀！
但第一次喷发的岩浆还没有冷却，紧接着，孙教授这座活火山又第二次、第三次地喷发了。九十年代中期，孙教授将三维错位学说引入幽默理论之研究，撰写了《幽默答辩五十法》。该书出版之后，在内地和港台都甚为畅销。中央电视台邀其作《幽默漫谈》讲座二十集。在1997年出版的《幽默逻辑探秘》中，提出了幽默的二重错位逻辑学说，其幽默理论不满足于转述西方经典，《在幽默学全书》中，更着重于将理论的独创性与操作的可行性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上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还有对幽默与雄辩、诡辩、吹牛、抒情、滑稽等相邻范畴的辨析，完成了他以错位为核心范畴的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年来孙教授又从事幽默散文创作，出版了《面对陌生人》《美女危险论》《灵魂的喜剧》《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孙绍振教授在幽默风格与幽默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孙绍振这座活火山的第二次喷发。
五、他成了“闽派语文”的擎旗人
进入21世纪，福建省语文教师汇聚在福建省语文学会这面旗帜下，他们思索着：怎样将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推向深入？福建的语文教学怎样为全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们亮出了“闽派语文”这面旗帜，而高擎这面旗帜的不是别人，正是孙绍振教授！
其实早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孙绍振教授就开始介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关注中学语文教学。孙绍振教授以学者之深厚积累投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参与论战，活跃于多种报刊。1997年下半年后，孙绍振就以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发教育改革、高考改革之先声。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全国瞩目的论文《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批判》、《炮轰新编中学语文课本》、《语文教学的严峻挑战和机遇》等，引起教育界强烈反响与轰动。由此，孙绍振教授获得了“孙大炮”的美称。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孙绍振这座活火山的第三次喷发。到了2001年，孙绍振教授又发表了《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指出全国语文试卷把汉语古典诗歌的内容用作标准化试题，表现出对诗歌这一特殊艺术形式缺乏常识。第二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的古典诗歌鉴赏题就从标准化试题上消失了，客观题变成主观题。他还不断呼吁增加作文题分值，2005年，福建省的高考作文试题分值率先提高到70分。他提出的“打破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改由各省命题”的建议，2003年开始已经在全国多省实施。
孙绍振教授多年来奔走于中小学课堂，又是讲课，又是听课，又是开讲座，亲切地与老师们交谈。在这过程中，孙教授产生了编写一套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的想法。2001年，全国开始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界权威人士开始编写多套全新的实验教科书。孙绍振领衔挂帅，动员福建师范大学5位博导、10多名教授和中学著名特级教师陈日亮、王立根等组成编委会，在对全国和福建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后，开始了“革命性”的工作——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编辑这套书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然而编写组成员坚持不懈，“一直保持着战斗的激情。”在最严峻时刻，教材副主编赖瑞云教授几次晕倒在印刷厂里。教材3月份要送审，为了提前请全国评委提意见，他们赶时间先把稿子送到印刷厂编排好，审校的时候，人就直接到车间里，随时修改。这些本来是青年人干的重活、累活，孙教授和他的同事们都自己揽下了。三四年后，回忆起当时编教材的经历，孙教授还是很动情地说：“为了给子孙编一套好教材，即使当时死了，也心甘情愿！”当时在他身边，听了这话我深为感动。
孙绍振教授特别过硬的功夫是他的文本解读能力。现在，不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课堂上，经典文本的微观解读都是难点，也是弱点。多数语文教师所做的就是按照教参的说法去教，视未知为不存在，反复在文本以外打游击。国内众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许多建议，但由于缺乏文本解读能力，因此往往不能深入到语文教学的内部。孙绍振教授兼收并蓄当代各家解读理论，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文本“还原”和“比较”的方法，即通过想象，还原出原生的、未经艺术加工的状况，和文本中的艺术形象进行比较，从中找到差异，从而揭示矛盾，然后深入分析。孙教授将还原法细分为六种方法：1.艺术感觉的还原；2.情感逻辑的还原；3.审美价值的还原；4.历史的还原；5.流派的还原；6.风格的还原。他对每一种方法的阐释都极为详细，并将其运用于文本解读实践，给广大语文教师以很好的示范与启发。他能将一篇看似大家都已经读懂的文章分析出许多“不懂”来，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在《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孙绍振教授又亲自分析了数百篇文本，写成《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等书。有的课文孙绍振写第一次解读感到不满意，他就第二次再写。他要将中学语文教材的每一篇课文都进行解读，以便让广大的师生能从中学会文本分析的方法，使学生能从阅读教学中真正受益。孙教授的这些方法和理论对我国语文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个优秀人物的贡献往往是多方面的，但总有一点是相对突出的。我国古代、当代的大学者中都不乏这种现象。孙绍振教授作为一个优秀人物，对于我国文学创作理论、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比较孙绍振教授的这些成就与贡献，我认为，孙绍振最大的贡献是用自己广博的学识、睿智、见解来解读文本，俯下身子深入中学，为中学语文教学做出带有普及性的工作。这是孙绍振教授继陶行知、叶圣陶之后做的一项惠及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事！它所产生的作用或许比编写教材的意义还要大，因为他将语文教学改革由理论到实践推到细致的层面，这将使语文教师面对语文教材不再彷徨，有效地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2004年，“闽派语文”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厦门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孙绍振教授和陈日亮、王立根两位语文教育专家一起提出了“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闽派语文”宣言。孙教授认为，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就要重实际效果，一切集中在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上；就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规律，来不得半点浮躁；就要敢于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流行的理论与作法，对那些权威的说法保持警惕，防止被其蒙蔽；就要自觉进行自我清理、自我反思、自我“去蔽”；就要敢于提出新的符合语文教育、教学实际的教育教学理念，敢于创新语文教学的方法和模式；就要在坚持“闽派语文”独特旗帜的同时，对于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层次的观念和做法，实行自由发展、相互渗透、兼容并包的原则，为语文教学改革创造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孙绍振教授以自己的行动努力践行“闽派语文”八字精神。现在，“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理念已成为福建广大语文教师的共识，已被鲜明地描画在“闽派语文”的大旗上。
[作者通联：福建宁德教师进修学院]
孙绍振教授开始读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全家逃难到乡下，日本鬼子和汪伪军队老在后面追。在这种情形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小绍振的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教法很简单，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孙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孙绍振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这种早期的背诵培养了孙绍振良好的语感，也使他有了一定的语文积累。因此，后来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学习，小绍振的语文成绩便一直名列前茅。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规定了所谓的《国定教科书》，那本书是很枯燥的。但是，小绍振的语文教师潘祖谨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印发给学生，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代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到孙绍振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潘老师的最大功绩是使小绍振对语文有了浓厚兴趣，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孙绍振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掉，变成：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孙绍振心头，直到30多年后，这成了孙绍振完成一篇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潘教师非常疼爱小绍振。一次，潘老师对小绍振的父亲极力夸奖小绍振“天资聪颖”。这使孙绍振的父亲更加尽心培养孙绍振。这一段时光给孙绍振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因此年过七旬之后，孙绍振教授还特意到自己读小学时上学的必经之路留影，追寻那段美好的时光。
小学毕业后，孙绍振考进了初级中学。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但孙绍振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因为班上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周老师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比之潘老师有更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周老师的诱导，班里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学生们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周老师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孙绍振也问了，周老师回答说：“87分。”孙绍振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7分！”周老师说：“87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6分。”一下子，孙绍振在班上神气起来。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还留存在孙绍振的心中。正是这两位老师才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了孙绍振的心头。
孙绍振读高中时，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这位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批改作文。孙绍振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学生们写读书报告。这位老师常常对孙绍振作文鼓励有加，使孙绍振产生了“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孙绍振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了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
现在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根据孙绍振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光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二、北大是他的康桥
孙绍振教授在他的著作《名作细读》中对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做了很精到的分析。孙教授很理解徐志摩对母校剑桥大学的怀念之情，这与孙教授的经历有关，因为在孙教授的心中也有一所“康桥”——北京大学。
1955年，孙绍振考入北大。大一时，孙绍振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后来又陆续读了叶赛宁、聂鲁达、洛尔伽等人的著作。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聂鲁达早期思想是象征主义。他们的许多革命诗歌想像非常奇特，孙绍振读得心醉神迷，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诗呀！孙绍振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灿烂的窗子。在诗社，孙绍振给自己起了个笔名“马达”，意即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后来，孙绍振又读了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左翼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给孙绍振的震动更大。
北京大学的诗社常办讲座，孙绍振在诗社做干事。孙绍振去请过何其芳、冯至，还请当时最红的两位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到诗社演讲。在孙绍振教授的记忆里，何其芳很认真，讲稿写满了蝇头小楷，冯至则把刚刚翻译好的海涅诗选的序言拿给孙绍振，郭小川给孙绍振的印象是在思想上比较开放。这些都给孙绍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大学，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教授都能满足孙绍振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渊博的学识激起了孙绍振对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孙绍振着迷。正因为如此，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北大的五年里孙绍振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他完成了从一个文学青年向学者的飞跃。北大以他的博大与激情培育了孙绍振。1960年，孙绍振从北大毕业，被保送上了研究生。一年后，转为北大助教。尽管当时政治大环境，也曾给孙绍振带来过不愉快，但孙绍振始终感谢他的母校北大。
三、他把逆境当成蓄积腾飞的良机
1961年，孙绍振被调去福建支援刚刚成立的华侨大学。临走时，孙绍振壮着胆子问：“华侨大学在什么地方？”被告知，“你去了福州就知道了”。在去福建的火车上，孙绍振四处打听华侨大学在哪里，没人知道。直到火车过了杭州，才打听到这是一所刚建成的大学，在泉州。那时，孙绍振只听说过福建的厦门和福州，根本不知道泉州在哪里。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变幻，大批华侨青年或随父母回国定居，或只身回国升学，海外归国华侨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国内侨校已满足不了他们的求学需求。１９６０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当时的中侨委在侨乡泉州正式创办华侨大学。为了使这批归侨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国家先后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支援华侨大学。孙绍振是第一批调入华侨大学的教师之一。
初创时期的华侨大学，不仅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在华侨大学任教十年中，孙绍振曾经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上过课：泉州、福州师专、集美华侨学校及建宁办学点。在福州，学生上课是在一座长达几十米的大席棚里。而在建宁，由于太偏远，孙绍振和师生们还得自己挑石头修筑进校的路。孙绍振在华侨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和《写作》等课程，后来“左倾”思想泛滥，他也受到影响，不能再上讲台。于是，他开始潜心读书，读《马恩选集》，读《毛泽东著作》，读《资本论》，读《史记》和《资治通鉴》，读英语。这段“无课可上”的日子，却给了孙绍振难得的“充电”机会，他的思维得到拓展，知识面变得开阔，思想的厚度增加，理论素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那十年的经历，孙教授的感情非常复杂，他没有像有的人一样一味地诅咒，反而还带有几分感激，这种感激自然是对获得读书提升的机会而言的。但是要把逆境转化为蓄积、腾飞的机会，这需要有足够的淡定和生存的智慧，这往往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但三十来岁的孙绍振做到了。因此改革开放开始，政治、学术氛围宽松，孙绍振即一飞冲天。对此，有的人可能感到困惑，其实这丝毫也不难理解，他只是验证“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又一个例子罢了。在这之前，孙绍振所崇拜的古代先贤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就是这样做的。
四、孙绍振这座火山终于喷发
1973年孙绍振调入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正如岩浆在地下蓄积着、奔突着，在蓄积到足够的程度时就要爆发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孙绍振在寻找喷发口。1981年，孙绍这座火山终于喷发了。这一年，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诗刊》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气势犹如孙绍振横空出世一样。在这篇论文中孙绍振指出：如果新诗不是这样匆忙地热衷于流派和形式的更迭，如果新诗更注意各种流派审美经验的饱和积累，如果新诗的发展更稳健些，新诗就不用在五十年代重新进行浪漫主义的“原始积累”，也不用在七十年代末期重新进行象征派和意象派的启蒙了。
但诡谲的是，《诗刊》在发表该文时在前面加了编者按，批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代表了和社会主义文化相反的方向，同时还发表了批判文章。随后，批判文章被《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转载。当时确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恰恰反映出在经过相当长的蓄积之后，孙绍振在文学理论方面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前端，他已经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了。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压在孙绍振头上的阴霾散去了，而他的那篇《新的文学原则在崛起》的论文也被视为中国朦胧诗运动乃至中国文学理论的里程碑而被写入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之中，其手稿也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
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孙绍振教授对他的学生充满感激之情。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他们用这种方式声援我，令我非常激动。
孙教授不仅感激他的学生，对他当时工作的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也充满感激之情。有一次，他对我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福建师大的领导还是保护我，非常难得。因此，我出名之后，有许多重点大学来聘我，但我始终没有离开福建，没有离开福建师大。”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之后，孙教授相继出版了《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你会幽默吗》《挑剔文坛》等著作，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撰写如此之多的专著，可见孙绍振教授的这次喷发热量之巨大。这要经历多么漫长的蓄积过程呀！
但第一次喷发的岩浆还没有冷却，紧接着，孙教授这座活火山又第二次、第三次地喷发了。九十年代中期，孙教授将三维错位学说引入幽默理论之研究，撰写了《幽默答辩五十法》。该书出版之后，在内地和港台都甚为畅销。中央电视台邀其作《幽默漫谈》讲座二十集。在1997年出版的《幽默逻辑探秘》中，提出了幽默的二重错位逻辑学说，其幽默理论不满足于转述西方经典，《在幽默学全书》中，更着重于将理论的独创性与操作的可行性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上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还有对幽默与雄辩、诡辩、吹牛、抒情、滑稽等相邻范畴的辨析，完成了他以错位为核心范畴的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年来孙教授又从事幽默散文创作，出版了《面对陌生人》《美女危险论》《灵魂的喜剧》《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孙绍振教授在幽默风格与幽默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孙绍振这座活火山的第二次喷发。
五、他成了“闽派语文”的擎旗人
进入21世纪，福建省语文教师汇聚在福建省语文学会这面旗帜下，他们思索着：怎样将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推向深入？福建的语文教学怎样为全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们亮出了“闽派语文”这面旗帜，而高擎这面旗帜的不是别人，正是孙绍振教授！
其实早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孙绍振教授就开始介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关注中学语文教学。孙绍振教授以学者之深厚积累投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参与论战，活跃于多种报刊。1997年下半年后，孙绍振就以一篇《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发教育改革、高考改革之先声。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全国瞩目的论文《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批判》、《炮轰新编中学语文课本》、《语文教学的严峻挑战和机遇》等，引起教育界强烈反响与轰动。由此，孙绍振教授获得了“孙大炮”的美称。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孙绍振这座活火山的第三次喷发。到了2001年，孙绍振教授又发表了《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指出全国语文试卷把汉语古典诗歌的内容用作标准化试题，表现出对诗歌这一特殊艺术形式缺乏常识。第二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的古典诗歌鉴赏题就从标准化试题上消失了，客观题变成主观题。他还不断呼吁增加作文题分值，2005年，福建省的高考作文试题分值率先提高到70分。他提出的“打破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改由各省命题”的建议，2003年开始已经在全国多省实施。
孙绍振教授多年来奔走于中小学课堂，又是讲课，又是听课，又是开讲座，亲切地与老师们交谈。在这过程中，孙教授产生了编写一套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的想法。2001年，全国开始第8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界权威人士开始编写多套全新的实验教科书。孙绍振领衔挂帅，动员福建师范大学5位博导、10多名教授和中学著名特级教师陈日亮、王立根等组成编委会，在对全国和福建省中学语文教学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后，开始了“革命性”的工作——编写初中语文课本。编辑这套书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然而编写组成员坚持不懈，“一直保持着战斗的激情。”在最严峻时刻，教材副主编赖瑞云教授几次晕倒在印刷厂里。教材3月份要送审，为了提前请全国评委提意见，他们赶时间先把稿子送到印刷厂编排好，审校的时候，人就直接到车间里，随时修改。这些本来是青年人干的重活、累活，孙教授和他的同事们都自己揽下了。三四年后，回忆起当时编教材的经历，孙教授还是很动情地说：“为了给子孙编一套好教材，即使当时死了，也心甘情愿！”当时在他身边，听了这话我深为感动。
孙绍振教授特别过硬的功夫是他的文本解读能力。现在，不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课堂上，经典文本的微观解读都是难点，也是弱点。多数语文教师所做的就是按照教参的说法去教，视未知为不存在，反复在文本以外打游击。国内众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对中学语文教学提出许多建议，但由于缺乏文本解读能力，因此往往不能深入到语文教学的内部。孙绍振教授兼收并蓄当代各家解读理论，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文本“还原”和“比较”的方法，即通过想象，还原出原生的、未经艺术加工的状况，和文本中的艺术形象进行比较，从中找到差异，从而揭示矛盾，然后深入分析。孙教授将还原法细分为六种方法：1.艺术感觉的还原；2.情感逻辑的还原；3.审美价值的还原；4.历史的还原；5.流派的还原；6.风格的还原。他对每一种方法的阐释都极为详细，并将其运用于文本解读实践，给广大语文教师以很好的示范与启发。他能将一篇看似大家都已经读懂的文章分析出许多“不懂”来，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在《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孙绍振教授又亲自分析了数百篇文本，写成《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等书。有的课文孙绍振写第一次解读感到不满意，他就第二次再写。他要将中学语文教材的每一篇课文都进行解读，以便让广大的师生能从中学会文本分析的方法，使学生能从阅读教学中真正受益。孙教授的这些方法和理论对我国语文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个优秀人物的贡献往往是多方面的，但总有一点是相对突出的。我国古代、当代的大学者中都不乏这种现象。孙绍振教授作为一个优秀人物，对于我国文学创作理论、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比较孙绍振教授的这些成就与贡献，我认为，孙绍振最大的贡献是用自己广博的学识、睿智、见解来解读文本，俯下身子深入中学，为中学语文教学做出带有普及性的工作。这是孙绍振教授继陶行知、叶圣陶之后做的一项惠及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事！它所产生的作用或许比编写教材的意义还要大，因为他将语文教学改革由理论到实践推到细致的层面，这将使语文教师面对语文教材不再彷徨，有效地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
2004年，“闽派语文”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厦门召开。在那次会议上，孙绍振教授和陈日亮、王立根两位语文教育专家一起提出了“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闽派语文”宣言。孙教授认为，要搞好语文教学改革，就要重实际效果，一切集中在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上；就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规律，来不得半点浮躁；就要敢于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流行的理论与作法，对那些权威的说法保持警惕，防止被其蒙蔽；就要自觉进行自我清理、自我反思、自我“去蔽”；就要敢于提出新的符合语文教育、教学实际的教育教学理念，敢于创新语文教学的方法和模式；就要在坚持“闽派语文”独特旗帜的同时，对于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层次的观念和做法，实行自由发展、相互渗透、兼容并包的原则，为语文教学改革创造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孙绍振教授以自己的行动努力践行“闽派语文”八字精神。现在，“求实、去蔽、创新、兼容”的理念已成为福建广大语文教师的共识，已被鲜明地描画在“闽派语文”的大旗上。
[作者通联：福建宁德教师进修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