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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1942年5月，我的革命伴侣钱筱璋奉党组织的调遣，进入延安电影团。我依照他生前的口述和有关资料，讲一讲在毛泽东《讲话》指引下，革命根据地第一部完整电影纪录片《南泥湾》的诞生。
1938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隶属下建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这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组织。电影团成立之初，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亲自领导，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长征干部李肃为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全团共六个人：李肃、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叶苍林、魏起。其中懂得电影业务的只有三个人。当时抗日战争还处在严重困难的防御阶段，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非常困难，电影事业要大搞是不可能的，只能实事求是、因陋就简地逐步做起来。所以党中央同意袁牧之的方案，先把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搞起来，这也是当时宣传上最需要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派我由重庆赴延安。我们一行30余人拿着董老的介绍信，转道西安乘坐军用卡车，跋山涉水，在龙飞虎的带领下，6月下旬到延安。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原有的总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划归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简称“联政宣传部”。这时的宣传部长萧向荣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扩大原有电影团的组织机构，设立摄影队和放映队。同月，一纸调令将我调进了延安电影团，担任电影团的秘书。我于是参加了1942年夏天开始摄制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这是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第一次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实践党的“二为”文艺方针创作的影片；也是电影团在延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的唯一一部影片。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能把它摄制成功，确实是近乎奇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停发经费和重兵封锁，企图把边区困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粉碎敌人的阴谋，渡过难关。驻守边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号召，开赴边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区进行屯垦生产。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卓绝，把沉睡多年的荒山僻野，开发成兴旺垦区，使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原，变成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他们不仅在这里开垦农业，发展畜牧业，同时还兴建各种手工业，发展商业和运输等等，创造了部队穿衣、吃饭、日用品完全自给的奇迹。
三五九旅的这一创举，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边区军民迅速发展生产运动，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电影团认识到宣传这一事例的重要性，决定如实地把它拍成一部纪录影片。影片是由吴印咸主持拍摄的，徐肖冰协助。吴印咸在影片拍摄前不久，刚刚参加过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思想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为人民服务；文艺创作要为人民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这次会议使我们深受教育，决心通过这部影片的创作实践，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我们带着明确的目的，深入部队生活，同战士们在一起，向他们访问请教，从早到晚跟随战士们在劳动现场，满怀激情地拍下那些动人的场景。由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制片材料的来源断绝，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但是，当时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电影，我们必须在极端困难中想尽办法坚持工作。经过电影团同志们的努力，摄制完成了这部《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边区群众亲切地称它为《南泥湾》。当影片在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争先恐后地赶来观看，一时轰动了边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摄制成这部影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近乎有点神奇。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神秘，革命是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的。
拍摄这部影片遇到的困难真是太多了。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电影底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底片怎能拍电影?当时电影团仅有几千呎过期的16mm柯达正片，能把正片当底片代用吗?从胶片的性能来说是绝对不能的，但是当时舍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是被“逼上梁山”走这条路了。把正片当底片使用，二者差异很大，效果不好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吴印咸和徐肖冰运用自己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感光的特性，在摄影技术上狠下工夫，尽可能减少正片代用在性能上的缺陷，力求把正片用好，争取达到尽可能好的摄影效果。实践表明，影片拍出的效果，虽然人物肤色及质感上有些失真，画面反差较大，层次少、出不来底片那样的丰富色调，但是比预料的效果要好多了，许多画面甚至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较好效果，真是难能可贵。其次的大困难是影片的后期制作。它是用原始的方法加工制作出来的。周从初同志在冲洗胶片和印制样片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影片的洗印制作，在缺乏现代水电条件的延安也是一大困难，只能从延河里挑水洗片，以小摄影机印片，用简陋的工具、原始的方法进行制片加工。拍成的几千呎胶片，要分切成20呎长的小段，一段一段地分开显影冲洗，并要保持洗出的每段胶片的色调浓淡一致。一共有上百个小段，这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这真难啊!印片是用摄影机代替印片机，把洗出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合在一起，通过镜头在日光下曝光，这样印出样片来。这也是很麻烦的工作。剪接也很不容易，16mm影片的画幅很小，没有编辑机，连一块放大镜也没有，只能用一面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影片上，透视画面的内容进行选择镜头，确定影片的剪接点。因此，要准确看清每个画面的内容和人的细微动作，是要煞费眼力的。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影片配不上声音，我们又不甘心放映哑巴电影，席珍等同志又开动脑筋，想办法从部队电讯部门借来扩音器和手摇马达，从鲁艺音乐系借来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在现场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放映时配合得十分和谐。这比我国早期有声电影用蜡盘配音，效果还要高明一些。这种土法“有声电影”放映出的效果与真的有声影片不相上下。影片有了声音，就使画面与音乐、解说得以互相烘托，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许多不明底细的观众看过影片后，对延安也能制出“有声电影”感到十分惊讶和自豪。可是谁知道我们是在银幕后面演“双簧”呢!
影片是由我编辑的，解说词也是我执笔写的。我是在吴印咸拍摄意图的基础上进行编辑的。他们拍摄的素材很丰富，生动感人。尤其是善于摄取战士们在艰苦劳动中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显示出战士们高尚的革命情操。我在编辑之前，先学习了党有关大生产运 动的文件，研究了他们拍摄的全部素材，考虑了影片的编辑构思。编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分散的素材构成一部完整的影片，使其条理分明，主题思想尽可能达到鲜明，并运用一定的表现形式，使影片容易为观众接受和理解。影片的片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就是我在学习文件时从当时延安《军政杂志》上刊载的有关社论中摘取出来的，我认为它能够明确地揭示出影片的主旨。影片经过编辑，内容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一)、荒凉的南泥湾，部队在荆棘丛中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在荒山野岭上开垦、播种；(二)、发展各种副业生产种植菜蔬，繁殖牲畜；(三)、农闲人不闲，战士们开挖窑洞，建筑房舍，修桥筑路，便利交通运输，改变着荒凉的自然面貌；(四)、发展手工业生产，建设工厂作坊，烧炭造纸，纺纱织布；制作服装，活跃经济；(五)、丰收的黄金季节，各种作物果实累累，丰产丰收，一片喜人景象，如诗如画；(六)、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战士们丰衣足食，积极学文练武，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在影片拍完后，应吴印咸的要求，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影片挥笔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题词是在窑洞外面写的，因窑洞里没有灯光照明，不能拍电影。吴印咸抓住时机拍下毛主席题词的宝贵镜头。我把这组难得的镜头，编在影片的开头作为序幕，对影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了突出的效果。
整个影片的结构，看起来是平铺直叙的，这是因为我考虑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想尽可能使他们喜闻乐见。我甚至在影片中有意识地插进了一些字幕，强调影片表现的内容，还可以起到段落的间隔作用。这些设想在影片放映中都收到一定的预期效果。这正是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得到的收获。
影片在摄影上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许多场面虽然都是表现繁重的艰苦劳动，但却拍得富于诗情画意，给人以明朗和乐观的感觉，这样的处理是十分难得的。这次拍片，胶片数量显然不足，但吴印咸在拍摄中作了精心的设计，竭力避免胶片浪费，所拍的镜头大多内容精炼，概括性强，选择的形象富有表现力，在画面构图上相当精致考究，整部影片在抒情的格调下洋溢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如部队向荒野进军、垦荒、放牧、秋收、练兵等场景，不但能给人以精神鼓舞的力量，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1943年1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部影片制成放映的消息，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也及时转载了，在国统区也产生了影响。影片首先在中央直属机关放映。党中央领导同志都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部影片，对它倍加赞扬，认为终于看到了“我们自己摄制的影片了。”这种兴奋激情反映在观众中是很普遍的，也使我们深受鼓舞。我记得，在中央大礼堂放映的那个晚上，影片放映后，观众都散场了，可是周恩来同志没有走，他来到银幕后面，看看我们是怎样配音的，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并热情地赞扬我们的土法“有声电影”。
影片制成后，我参加放映队，带着仅有的一套影片拷贝，到边区各地给部队和群众放映，每到一地都是盛况空前。群众的热烈情绪，使我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影片放映中群众十分活跃的情绪，使我体会到：从领导到群众都如此强烈地欢迎这部影片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影片所表现的内容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的愿望是密切联系的，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是相通的，是能够给予他们鼓舞和力量的。群众亲切称这部电影为《南泥湾》，而不称影片的原名。南泥湾原是地名，但在称呼这部影片时，所指的意思已经不是地名，而是概括地指这部影片的内涵，是宣传积极劳动、生产自给、改造大自然的革命的“南泥湾精神”。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这篇著名的讲话中曾说过：“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同志阐明的这些道理，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部影片的重大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影片及时地反映了现实斗争，真实地记录了延安大生产运动这一伟大的创举，生动地讴歌了革命人民在艰苦奋斗中树立的南泥湾精神，它是那个时代的实录。影片不仅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及时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这是革命的传家宝，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影片是历经艰难才摄制完成的，影片的制作就体现着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部影片都是很好的革命教材。
电影团的放映队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巡回放映队。它不仅要为延安的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放映电影，还要为边区的150万群众服务，让他们也能看上电影。放映队的同志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工作者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的教导，勤勤恳恳地为群众服务，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新文化。这支队伍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培育下建立起来的。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带回16mm移动式放映机和一批影片。当时延安没有人会放电影，就从抗大和军委三局及其他单位调来席珍、罗光、唐泽华、赵天培、鲁克等同志，先把他们送到军委三局学习电机知识，周恩来同志又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学习放映技术。
此后，尽管由于敌人的封锁，电影团的制作资源越来越匮乏，但还是陆续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延安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节二十五周年》、《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延安各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及反攻胜利大会》、《秧歌运动》、《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刘志丹同志移灵》、《张浩同志出丧》、《国际青年节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这些片子在经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越发显示出它们珍贵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进入银幕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些片子都是历史的见证，生动地描述了当年延安的生活，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
(责任编辑 刘一丁)
1938年秋天，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隶属下建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这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组织。电影团成立之初，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亲自领导，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长征干部李肃为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全团共六个人：李肃、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叶苍林、魏起。其中懂得电影业务的只有三个人。当时抗日战争还处在严重困难的防御阶段，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非常困难，电影事业要大搞是不可能的，只能实事求是、因陋就简地逐步做起来。所以党中央同意袁牧之的方案，先把新闻纪录片的拍摄工作搞起来，这也是当时宣传上最需要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组织派我由重庆赴延安。我们一行30余人拿着董老的介绍信，转道西安乘坐军用卡车，跋山涉水，在龙飞虎的带领下，6月下旬到延安。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原有的总政治部电影团整建制划归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简称“联政宣传部”。这时的宣传部长萧向荣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扩大原有电影团的组织机构，设立摄影队和放映队。同月，一纸调令将我调进了延安电影团，担任电影团的秘书。我于是参加了1942年夏天开始摄制的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这是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第一次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实践党的“二为”文艺方针创作的影片；也是电影团在延安摄制完成并普遍放映的唯一一部影片。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能把它摄制成功，确实是近乎奇迹。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停发经费和重兵封锁，企图把边区困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粉碎敌人的阴谋，渡过难关。驻守边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号召，开赴边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区进行屯垦生产。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卓绝，把沉睡多年的荒山僻野，开发成兴旺垦区，使满目荒凉的黄土高原，变成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他们不仅在这里开垦农业，发展畜牧业，同时还兴建各种手工业，发展商业和运输等等，创造了部队穿衣、吃饭、日用品完全自给的奇迹。
三五九旅的这一创举，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边区军民迅速发展生产运动，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电影团认识到宣传这一事例的重要性，决定如实地把它拍成一部纪录影片。影片是由吴印咸主持拍摄的，徐肖冰协助。吴印咸在影片拍摄前不久，刚刚参加过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思想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这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为人民服务；文艺创作要为人民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这次会议使我们深受教育，决心通过这部影片的创作实践，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我们带着明确的目的，深入部队生活，同战士们在一起，向他们访问请教，从早到晚跟随战士们在劳动现场，满怀激情地拍下那些动人的场景。由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制片材料的来源断绝，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但是，当时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电影，我们必须在极端困难中想尽办法坚持工作。经过电影团同志们的努力，摄制完成了这部《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边区群众亲切地称它为《南泥湾》。当影片在陕甘宁边区各地巡回放映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争先恐后地赶来观看，一时轰动了边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摄制成这部影片，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近乎有点神奇。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神秘，革命是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的。
拍摄这部影片遇到的困难真是太多了。最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电影底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底片怎能拍电影?当时电影团仅有几千呎过期的16mm柯达正片，能把正片当底片代用吗?从胶片的性能来说是绝对不能的，但是当时舍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是被“逼上梁山”走这条路了。把正片当底片使用，二者差异很大，效果不好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吴印咸和徐肖冰运用自己丰富的摄影经验，摸索出这批正片感光的特性，在摄影技术上狠下工夫，尽可能减少正片代用在性能上的缺陷，力求把正片用好，争取达到尽可能好的摄影效果。实践表明，影片拍出的效果，虽然人物肤色及质感上有些失真，画面反差较大，层次少、出不来底片那样的丰富色调，但是比预料的效果要好多了，许多画面甚至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较好效果，真是难能可贵。其次的大困难是影片的后期制作。它是用原始的方法加工制作出来的。周从初同志在冲洗胶片和印制样片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影片的洗印制作，在缺乏现代水电条件的延安也是一大困难，只能从延河里挑水洗片，以小摄影机印片，用简陋的工具、原始的方法进行制片加工。拍成的几千呎胶片，要分切成20呎长的小段，一段一段地分开显影冲洗，并要保持洗出的每段胶片的色调浓淡一致。一共有上百个小段，这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这真难啊!印片是用摄影机代替印片机，把洗出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合在一起，通过镜头在日光下曝光，这样印出样片来。这也是很麻烦的工作。剪接也很不容易，16mm影片的画幅很小，没有编辑机，连一块放大镜也没有，只能用一面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影片上，透视画面的内容进行选择镜头，确定影片的剪接点。因此，要准确看清每个画面的内容和人的细微动作，是要煞费眼力的。电影团没有录音设备，影片配不上声音，我们又不甘心放映哑巴电影，席珍等同志又开动脑筋，想办法从部队电讯部门借来扩音器和手摇马达，从鲁艺音乐系借来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在现场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放映时配合得十分和谐。这比我国早期有声电影用蜡盘配音，效果还要高明一些。这种土法“有声电影”放映出的效果与真的有声影片不相上下。影片有了声音，就使画面与音乐、解说得以互相烘托，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许多不明底细的观众看过影片后，对延安也能制出“有声电影”感到十分惊讶和自豪。可是谁知道我们是在银幕后面演“双簧”呢!
影片是由我编辑的，解说词也是我执笔写的。我是在吴印咸拍摄意图的基础上进行编辑的。他们拍摄的素材很丰富，生动感人。尤其是善于摄取战士们在艰苦劳动中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显示出战士们高尚的革命情操。我在编辑之前，先学习了党有关大生产运 动的文件，研究了他们拍摄的全部素材，考虑了影片的编辑构思。编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分散的素材构成一部完整的影片，使其条理分明，主题思想尽可能达到鲜明，并运用一定的表现形式，使影片容易为观众接受和理解。影片的片名《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就是我在学习文件时从当时延安《军政杂志》上刊载的有关社论中摘取出来的，我认为它能够明确地揭示出影片的主旨。影片经过编辑，内容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一)、荒凉的南泥湾，部队在荆棘丛中进军，战士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在荒山野岭上开垦、播种；(二)、发展各种副业生产种植菜蔬，繁殖牲畜；(三)、农闲人不闲，战士们开挖窑洞，建筑房舍，修桥筑路，便利交通运输，改变着荒凉的自然面貌；(四)、发展手工业生产，建设工厂作坊，烧炭造纸，纺纱织布；制作服装，活跃经济；(五)、丰收的黄金季节，各种作物果实累累，丰产丰收，一片喜人景象，如诗如画；(六)、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美丽富饶的陕北江南；战士们丰衣足食，积极学文练武，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在影片拍完后，应吴印咸的要求，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影片挥笔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
题词是在窑洞外面写的，因窑洞里没有灯光照明，不能拍电影。吴印咸抓住时机拍下毛主席题词的宝贵镜头。我把这组难得的镜头，编在影片的开头作为序幕，对影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了突出的效果。
整个影片的结构，看起来是平铺直叙的，这是因为我考虑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想尽可能使他们喜闻乐见。我甚至在影片中有意识地插进了一些字幕，强调影片表现的内容，还可以起到段落的间隔作用。这些设想在影片放映中都收到一定的预期效果。这正是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得到的收获。
影片在摄影上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许多场面虽然都是表现繁重的艰苦劳动，但却拍得富于诗情画意，给人以明朗和乐观的感觉，这样的处理是十分难得的。这次拍片，胶片数量显然不足，但吴印咸在拍摄中作了精心的设计，竭力避免胶片浪费，所拍的镜头大多内容精炼，概括性强，选择的形象富有表现力，在画面构图上相当精致考究，整部影片在抒情的格调下洋溢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如部队向荒野进军、垦荒、放牧、秋收、练兵等场景，不但能给人以精神鼓舞的力量，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1943年1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这部影片制成放映的消息，引起边区各界的关注。重庆《新华日报》也及时转载了，在国统区也产生了影响。影片首先在中央直属机关放映。党中央领导同志都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部影片，对它倍加赞扬，认为终于看到了“我们自己摄制的影片了。”这种兴奋激情反映在观众中是很普遍的，也使我们深受鼓舞。我记得，在中央大礼堂放映的那个晚上，影片放映后，观众都散场了，可是周恩来同志没有走，他来到银幕后面，看看我们是怎样配音的，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并热情地赞扬我们的土法“有声电影”。
影片制成后，我参加放映队，带着仅有的一套影片拷贝，到边区各地给部队和群众放映，每到一地都是盛况空前。群众的热烈情绪，使我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影片放映中群众十分活跃的情绪，使我体会到：从领导到群众都如此强烈地欢迎这部影片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影片所表现的内容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的愿望是密切联系的，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是相通的，是能够给予他们鼓舞和力量的。群众亲切称这部电影为《南泥湾》，而不称影片的原名。南泥湾原是地名，但在称呼这部影片时，所指的意思已经不是地名，而是概括地指这部影片的内涵，是宣传积极劳动、生产自给、改造大自然的革命的“南泥湾精神”。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这篇著名的讲话中曾说过：“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同志阐明的这些道理，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部影片的重大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影片及时地反映了现实斗争，真实地记录了延安大生产运动这一伟大的创举，生动地讴歌了革命人民在艰苦奋斗中树立的南泥湾精神，它是那个时代的实录。影片不仅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及时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这是革命的传家宝，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影片是历经艰难才摄制完成的，影片的制作就体现着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部影片都是很好的革命教材。
电影团的放映队是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巡回放映队。它不仅要为延安的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放映电影，还要为边区的150万群众服务，让他们也能看上电影。放映队的同志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工作者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的教导，勤勤恳恳地为群众服务，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的新文化。这支队伍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培育下建立起来的。1940年，周恩来从苏联带回16mm移动式放映机和一批影片。当时延安没有人会放电影，就从抗大和军委三局及其他单位调来席珍、罗光、唐泽华、赵天培、鲁克等同志，先把他们送到军委三局学习电机知识，周恩来同志又手把手地教这些同志学习放映技术。
此后，尽管由于敌人的封锁，电影团的制作资源越来越匮乏，但还是陆续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延安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节二十五周年》、《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延安各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及反攻胜利大会》、《秧歌运动》、《延安群众向朱总司令献旗》、《刘志丹同志移灵》、《张浩同志出丧》、《国际青年节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这些片子在经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越发显示出它们珍贵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进入银幕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些片子都是历史的见证，生动地描述了当年延安的生活，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
(责任编辑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