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再批评袁枚为帮闲文人，大概和他不喜欢的一些人偏巧喜欢袁枚有关。生在乾隆盛世，又要吃饭，想不帮闲也不行。如袁枚者，算是巧干不仕者，与各方都周旋得好。刘罗锅出守江宁，认为袁枚伤风败俗，要处置他，袁枚拍拍他的马屁，便没事了。袁枚出身低，家里穷，比不得坐拥豪资的阔人有高蹈的本钱，袁枚不但要挣钱吃饭，还要吃得好，一点马屁不拍，怎么可以?
　　袁枚是聪明有趣的人。他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什么严肃的思想，但偶一会通，便现出他的机智来。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去做智力工作，未必就辜负了自己，特别是在时代不能给他相应的报酬时。自古以来，聪明人不去做只有聪明人能做的事情，十九不怪他们自己，社会擅长于纠众之力，令才人或者备极辛苦，或者不于正事，然后视前者为怪物，后者为浪子。
　　章学诚是前一种人。乾隆时代，学者不敢言大义，埋头考据之学，章学诚偏要整顿一种知识系统，在时人眼里，这是疏阔无当的，在他身后，也不受重视，直到百年之后，才有了些声名。章学诚也是走正途的，考举人，中进士，然而仍逃不过一生贫病，吃没吃过好的，住也没住过好的。
　　袁枚是乾隆年间的诗坛祭酒，但对他的争议，多在其生活方式。他毫不掩饰地纵情声色，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好评价，一方面，我们从中嗅到享乐主义的腐味，看到的是一个才人，放弃了一大半志向，并且振振有词，另一方面，袁枚的生活方式是挑战性的，他蔑视世俗的力量，有时他做的事，竟像是专门为了让卫道士难过，这其中的幽默感，在清代，特别是乾隆年间，是少有的。
　　袁枚纵情声色，原不关他人事，但人们看着他，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人缘太好，名頭太大，朝中又有人，所以没遇到李贽遇到过的事。大家只是底下骂骂而已，这其中，骂他最狠毒的，竟是章学诚。
　　从袁枚死的那年开始，章学诚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把袁枚骂得体无完肤。他称呼袁枚，不以名字，而都是“无耻妄人”、“不学之徒”、“倾邪小人”之类，或简单地称为“小人”。他说袁枚“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造言饰事，陷误少年”，“不学无识，视学问如雠仇”，“丧尽天良，而唯恐人之不丧尽天良”，“败坏风俗人心，名教罪人，不诛为幸”，等等。
　　章学诚似乎认为世风不振，袁枚有很大责任，“春风花树多蜂蝶，都是随园蛊变成”。然后他把攻击从袁枚的生活方式，扩大到袁枚的诗歌主张上。章学诚是学者，却不太懂诗，便从政治入手，说《随园诗话》使人但求风趣，忘却廉耻，是世道人心之害。他又认为袁枚的诗写得并不怎么样，只是善于自吹自擂，如袁枚曾提到童二树非常喜欢自己的诗。章学诚便说，没这回事儿：
　　“童君论诗尚品，此人无品而才亦不高，童君目中，视此等人如粪土然，虽使匍匐纳交于童君，童君亦必宛转避之。”
　　袁枚说话，时常带点虚头，但童二树推崇袁枚的诗，确是事实，只是章学诚不知道罢了。那么，章学诚为什么如此痛恨袁枚昵?钱锺书曾以为袁枚盛名天下，占尽韵事，所以人们“由羡生妒，由妒转恨”。
　　自当有人如此，不过却不好拿这个来说章学诚。章学诚一生不得志，落落寡和，难免心情不好。别人不重视他，他便还以看不起别人，这大概也是正常的心理吧。另外，他的思想，集中于作为知识体系的史学，在此之外，并无什么高见，如一涉道德，便归陈腐，不只针对袁枚一人。当时的汪中，批评礼教对女性的约束，章学诚便说汪中黑白不分。
　　乾嘉时代，学者争爬罗于故纸堆中，除小学之外，就学术和思想而言，那实在是顶沉闷的一个世纪，能够略有些生机的，在一端，有袁枚这样的一批人，在另一端，有两三个像章学诚这样的人。这两端并不相谐，如我们看到的，对“郑孔门前不吊头，程朱席上懒勾留”的袁枚最激烈的批评，便来自另一个进步者，只能说，他们并不处于一种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