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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关于纯文学理论研究式微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师伊格尔顿推出《文学事件》一书，重返理论界，再为文学定义，力图刺激文学理论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关于文学语言的探讨，伊格尔顿利用形式主义的观点来切入，提出了内容与形式并重的主张。这与中国传统文论不谋而合，对新时期的中国文论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 中国文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逐渐兴盛，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等早期“纯”文学理论相继式微，文学理论的发展进入一个迟滞阶段。在理论热潮逐渐退却之后，2012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师伊格尔顿挽狂澜于既倒，及时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文学事件》，从文学哲学的角度又一次重返理论界，试图为文学定义，以刺激理论界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在本书的第二章节的第二部分中，他从语言角度切入，细数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崇尚内部分析的学派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灵活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辨析了这些流派的观点，并就如何处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二者关系的问题上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要形式与内容并重，既关注文学语言的外在结构形式，也重视语言背后包含的审美和意识形态。
一、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观的讨论
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以形式主义为代表进行了分析研究。形式主义以文本为中心，力求客观性，极力逃离历史环境，但必须指出的是，它的诞生依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已经不再承担任何社会功能，逐渐被边缘化①。另一方面，在20世纪以来所谓的大众文化和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兼有来自城镇化、商业化、政治多极化等多方面的压力，“日常生活被殖民”，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发泄暴力于日常语言之上，与日常生活疏离，才能获得主体性的存在②。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指出了他们的观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就是一种特殊性的文学性书写，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得以完成的③。这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与日常用语不同，中间隔着“陌生化”这座桥梁，日常用语经过陌生化后才能进入文学殿堂。而所谓的陌生化，是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主义者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要通过“创造性的变形”和“有意的阻滞与延宕”来获得一种可感受性，要“使一块石头成为石头”，延长日常生活的感受。这样一来，文学语言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或偏离标准的语言。
二、伊格尔顿的语言观
针对形式主义的这些主张，伊格尔顿对其所谓的客观性、适用性和在“文学性”一词的理解方面一一进行了评点。首先，就形式主义奉为圭臬的陌生化理论，伊格尔顿就并不表示赞同，他认为这听起来就是完全的本质主义，好像文学世界的全部都可以归为一个单一的策略④。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具有自指性，但这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文学作品的诞生都会带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性，深层次更受到意识形态，甚至是心理分析的影响，这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性，甚至连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他在《文学事件》中強烈谴责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未能把握住形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主要媒介，所以它就更不能理解形式何以能在文学想象的建构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的。”⑤这也体现了伊格尔顿反对道德虚无主义的文学主张，力图从德行伦理学的层面来重建文学研究。其次，陌生化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诗歌的，对其他文学体裁显然不太合适。比如对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作品而言，含蓄平淡的语言往往更为多见。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不能被定义成一种有用的、好的写作，就像多萝西·沃尔什指出的那样，原本所有的写作都应该被好好书写才行。所以既不是好的写作也不是从修辞学角度所讲的流畅的书写才会被认为是文学⑥。作品要成为文学就必须要既重视语言形式，又重视形式背后的内容，饱含情感才是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最大区别。所以，就像产品技术手册，虽然表达流畅，但也不能成为文学。关于作品所包含的感情，门罗·比厄兹利提出了“含蓄”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项必要且充分的文学属性。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语言饱含情感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同时存在“程度”的问题，因为情感表达的显与隐是会随着文化背景和文体的差异而变化的。在他看来，“含蓄”只是作为一种作品和作品背后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功能联系，而非一种固定的文学属性。
此外，就对“文学性”的理解而言，伊格尔顿辩证地对费什和拉马克的观点进行了扬弃。首先，他同意费什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看法，即“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没有内在区别。如费什所言，“文本的特性（无论是文学或‘普通’的特性）是人们以某种方式给予关注的产物”⑦。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普通语言，只是它的上下文告诉了我们它是文学。其次，在文学有无内在属性的问题上，他支持拉马克一派而反对费什的观点，指出文学文本应存在内在属性。他认为费什的“阐释群体说”抹杀了读者的创造性，没有考虑到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他支持拉马克一派的主张，认为文学存在一些内在的属性，比如布局、复杂性、统一的主题、道德深度、创造力，等等。这些都是由语言建构出来的⑧，可见语言背后隐藏的巨大力量。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之间总是相似的，总是与我们所习惯的生活相关。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无需由文学评判法庭来肯定，这是一种自我确认⑨。像F.R.李维斯和T.S.艾略特这样的勇敢先驱，逆时代潮流而写下的诗篇，在其作品被定义为经典文学的过程中往往走过了更为坎坷的道路。形式主义虽然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即从语言学角度来解读文学，但是它的弊端也被伊格尔顿所指出，即过分强调语言形式的创新，割裂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走向了重语言形式而轻语言内容的畸形发展之路。
三、中国特色的文论构建
相比于西方这样科学化的研究讨论，中国显然缺少统一的关于文学构成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片段性的特征。但是，对于文学形式和内容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在中国的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讨论最明显地见于对“文”“质”的讨论。说到“文”与“质”，这是一组典型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名词，经历了一个由伦理哲学、历史哲学到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一个从伦理学角度提出“文质说”的是孔子，他在《论语·雍也》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内在，文代表外在，内在美和外在美兼具才是君子应有的品格。这里虽然是讲人的品德修养，却也被广泛应用到文学领域中，被认为是文质论的滥觞。文，与“纹”相通，有纹路、纹饰之义，是事物外在的、可见的表象，引申到文学领域是文采，代表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质，有朴实、无修饰之义，代表本质、内容，落实到文学语言上就是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感情。文质并重观一直是中国主流文化所坚持的观点，之后荀子提出的“性伪合”主张也基本与其一脉相承。后来，董仲舒又从历史观上扩充了文质说，扬雄则真正将其落实到了文学理论层面。在扬雄的相关论著里，他明确指出“文”是文采、藻饰，“质”是本质、素质，《太玄》中的“文首”与“饰首”具体论述了他这种文质相副的哲学思想。他反对以文害质，“文蔚质否”；反对有文无质，“斐如■如”；也反对质舍求文，“雕纤之文”。他主张“大文弥补”，文质相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本末说”、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都表达了这种文质相称的观点，要求文学创作要做到文能逮意，意能称物。对“文”“质”关系阐发得更为透彻的当属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⑩就刘勰看来，文质并重，不分主次。质所代表的思想内容好比经线，文所代表的文采形式好比纬线，“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文质相依，正是构成一篇好文的关键。在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与“质”的关系一直备受讨论，虽然偶有偏斜，比如出现过重形式尚华丽的汉大赋、齐梁宫体诗，也出现了重内容轻形式、语言浅近通俗的元白诗，但是总体来看，文质兼具依然是文学发展的主流。
为了能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绽放中华文化的魅力，立足传统，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与新时期的理论思想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就是当务之急。古代文论具有重感性、形象、直觉的特点，我们要将其与理性结合起来，更好地完成中国特色文论的建构。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
ure.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P34，P34，P33，P33，P220—221，P37，P41，P48，P57.
⑩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5页。
参考文献：
[1] 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ure[M].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2]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刘勰.文心雕龙[M].周振甫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7] 汤拥华.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J].文艺理论研究，2014（1）.
关键词：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 中国文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逐渐兴盛，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等早期“纯”文学理论相继式微，文学理论的发展进入一个迟滞阶段。在理论热潮逐渐退却之后，2012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师伊格尔顿挽狂澜于既倒，及时推出了自己的新作《文学事件》，从文学哲学的角度又一次重返理论界，试图为文学定义，以刺激理论界再度进行富有雄心的思考。在本书的第二章节的第二部分中，他从语言角度切入，细数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崇尚内部分析的学派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灵活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辨析了这些流派的观点，并就如何处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二者关系的问题上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要形式与内容并重，既关注文学语言的外在结构形式，也重视语言背后包含的审美和意识形态。
一、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观的讨论
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以形式主义为代表进行了分析研究。形式主义以文本为中心，力求客观性，极力逃离历史环境，但必须指出的是，它的诞生依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当时的文学已经不再承担任何社会功能，逐渐被边缘化①。另一方面，在20世纪以来所谓的大众文化和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兼有来自城镇化、商业化、政治多极化等多方面的压力，“日常生活被殖民”，所以文学作品必须要发泄暴力于日常语言之上，与日常生活疏离，才能获得主体性的存在②。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指出了他们的观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就是一种特殊性的文学性书写，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得以完成的③。这也就是说，文学语言与日常用语不同，中间隔着“陌生化”这座桥梁，日常用语经过陌生化后才能进入文学殿堂。而所谓的陌生化，是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主义者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要通过“创造性的变形”和“有意的阻滞与延宕”来获得一种可感受性，要“使一块石头成为石头”，延长日常生活的感受。这样一来，文学语言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或偏离标准的语言。
二、伊格尔顿的语言观
针对形式主义的这些主张，伊格尔顿对其所谓的客观性、适用性和在“文学性”一词的理解方面一一进行了评点。首先，就形式主义奉为圭臬的陌生化理论，伊格尔顿就并不表示赞同，他认为这听起来就是完全的本质主义，好像文学世界的全部都可以归为一个单一的策略④。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具有自指性，但这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文学作品的诞生都会带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性，深层次更受到意识形态，甚至是心理分析的影响，这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性，甚至连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他在《文学事件》中強烈谴责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未能把握住形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主要媒介，所以它就更不能理解形式何以能在文学想象的建构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的。”⑤这也体现了伊格尔顿反对道德虚无主义的文学主张，力图从德行伦理学的层面来重建文学研究。其次，陌生化理论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诗歌的，对其他文学体裁显然不太合适。比如对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作品而言，含蓄平淡的语言往往更为多见。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不能被定义成一种有用的、好的写作，就像多萝西·沃尔什指出的那样，原本所有的写作都应该被好好书写才行。所以既不是好的写作也不是从修辞学角度所讲的流畅的书写才会被认为是文学⑥。作品要成为文学就必须要既重视语言形式，又重视形式背后的内容，饱含情感才是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最大区别。所以，就像产品技术手册，虽然表达流畅，但也不能成为文学。关于作品所包含的感情，门罗·比厄兹利提出了“含蓄”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项必要且充分的文学属性。但是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语言饱含情感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同时存在“程度”的问题，因为情感表达的显与隐是会随着文化背景和文体的差异而变化的。在他看来，“含蓄”只是作为一种作品和作品背后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功能联系，而非一种固定的文学属性。
此外，就对“文学性”的理解而言，伊格尔顿辩证地对费什和拉马克的观点进行了扬弃。首先，他同意费什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看法，即“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没有内在区别。如费什所言，“文本的特性（无论是文学或‘普通’的特性）是人们以某种方式给予关注的产物”⑦。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普通语言，只是它的上下文告诉了我们它是文学。其次，在文学有无内在属性的问题上，他支持拉马克一派而反对费什的观点，指出文学文本应存在内在属性。他认为费什的“阐释群体说”抹杀了读者的创造性，没有考虑到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他支持拉马克一派的主张，认为文学存在一些内在的属性，比如布局、复杂性、统一的主题、道德深度、创造力，等等。这些都是由语言建构出来的⑧，可见语言背后隐藏的巨大力量。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之间总是相似的，总是与我们所习惯的生活相关。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无需由文学评判法庭来肯定，这是一种自我确认⑨。像F.R.李维斯和T.S.艾略特这样的勇敢先驱，逆时代潮流而写下的诗篇，在其作品被定义为经典文学的过程中往往走过了更为坎坷的道路。形式主义虽然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即从语言学角度来解读文学，但是它的弊端也被伊格尔顿所指出，即过分强调语言形式的创新，割裂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走向了重语言形式而轻语言内容的畸形发展之路。
三、中国特色的文论构建
相比于西方这样科学化的研究讨论，中国显然缺少统一的关于文学构成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片段性的特征。但是，对于文学形式和内容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在中国的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讨论最明显地见于对“文”“质”的讨论。说到“文”与“质”，这是一组典型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名词，经历了一个由伦理哲学、历史哲学到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一个从伦理学角度提出“文质说”的是孔子，他在《论语·雍也》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内在，文代表外在，内在美和外在美兼具才是君子应有的品格。这里虽然是讲人的品德修养，却也被广泛应用到文学领域中，被认为是文质论的滥觞。文，与“纹”相通，有纹路、纹饰之义，是事物外在的、可见的表象，引申到文学领域是文采，代表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质，有朴实、无修饰之义，代表本质、内容，落实到文学语言上就是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感情。文质并重观一直是中国主流文化所坚持的观点，之后荀子提出的“性伪合”主张也基本与其一脉相承。后来，董仲舒又从历史观上扩充了文质说，扬雄则真正将其落实到了文学理论层面。在扬雄的相关论著里，他明确指出“文”是文采、藻饰，“质”是本质、素质，《太玄》中的“文首”与“饰首”具体论述了他这种文质相副的哲学思想。他反对以文害质，“文蔚质否”；反对有文无质，“斐如■如”；也反对质舍求文，“雕纤之文”。他主张“大文弥补”，文质相统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本末说”、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都表达了这种文质相称的观点，要求文学创作要做到文能逮意，意能称物。对“文”“质”关系阐发得更为透彻的当属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⑩就刘勰看来，文质并重，不分主次。质所代表的思想内容好比经线，文所代表的文采形式好比纬线，“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文质相依，正是构成一篇好文的关键。在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与“质”的关系一直备受讨论，虽然偶有偏斜，比如出现过重形式尚华丽的汉大赋、齐梁宫体诗，也出现了重内容轻形式、语言浅近通俗的元白诗，但是总体来看，文质兼具依然是文学发展的主流。
为了能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绽放中华文化的魅力，立足传统，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与新时期的理论思想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就是当务之急。古代文论具有重感性、形象、直觉的特点，我们要将其与理性结合起来，更好地完成中国特色文论的建构。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
ure.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P34，P34，P33，P33，P220—221，P37，P41，P48，P57.
⑩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5页。
参考文献：
[1] Terry Eagleton.The Event of Literature[M].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
[2]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刘勰.文心雕龙[M].周振甫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7] 汤拥华.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J].文艺理论研究，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