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开玩笑说自己是“屌丝逆袭”。时隔十年，命运确实再次眷顾了他——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2017年3月28日首播后，随即占领了视频网站，媒体版面和年轻人的社交圈。
　　在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周梅森都在客厅的沙发上接受一波又一波的采访。采访还时常被电话铃打断。他听力不好，接电话会打开外放，年轻的声音就在客厅里响起：“周老师，您好！最近《人民的名义》很火，不知道您是否方便接受采访呢？”送完来访者，笑容收起，他陷进沙发里，疲劳和皱纹一起在脸上耷下来。他说自己需要睡眠，但他几乎不拒绝任何采访。
　　61岁的作家周梅森，如今还时常梦到14岁煤矿工人周梅森的生活，半个月上学，半个月工作，两年一套工作服，拿9块钱工资，一家六口住在24平方米的小屋里。22岁时，他拎着一只柳条箱，永远离开了煤矿，在接到去南京学习的通知前几天，他还在井下干活。
　　在很多不同场合里，他都说起过半本《巴尔扎克传》，那是“文革”期间，他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手里拿到的。这被他视为自己写作的起点。作为拿破仑的崇拜者，巴尔扎克在拿破仑的雕塑下刻着：“拿破仑没有拿剑完成的事，我要用笔完成。”巴尔扎克办肥皂厂，香脂厂，投资失败后预支稿费，继续投资，再次失败，再写稿还钱。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周梅森遵循着他的路，一头扎进了时代的滚滚红尘里。他去徐州市政府挂职副秘书长，炒股，做过房地产公司，办过运输公司，拍过电视剧，还曾经带着小股东“起义”，干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他品尝过权力的味道。在挂职期间，他有次开车闯了红灯，警察打手势阻拦。警察一看车牌号，42号，这是政府高级领导的车，拦车立刻变成了敬礼，让周梅森直接开过。那之后，他开始写官场小說。
　　凤凰网：《人民的名义》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寺庙的和尚送给高育良一个鞋拔子，这让人联想起季建业，为什么要安排这个细节？
　　周梅森：提拔嘛，现在官员都迷信。季建业是很能干的一个人。杨卫泽也和我非常熟，对他的落网，我很痛心。杨卫泽非常能干，一开始把南京建设搞这么好，青奥会的时候习近平来了，结果习近平走了没几天他就落马了。这次反腐中共是玩真的。你看习近平去河北，之后河北进去两个了，省委书记进去了，政法委书记进去了。只要你撞到枪口上，对不起，都进去。所以说，再也没有像中共一样真心希望清除腐败的了。
　　凤凰网：你的小说里很多官员都是老革命的后代，或者亲戚是官员，为什么？
　　周梅森：我从来没有刻意进行这方面的安排，我可能是在无意中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不是我刻意安排的。
　　凤凰网：你说自己写的不是反腐小说是政治小说，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周梅森：政治小说更宽泛。很多人说这部剧太水了，很多情节都与反腐没关系，又是郑西坡又是他儿子又是女人感情戏，这东西都不必要的，不对，这部不是简单的反腐剧，甚至也不能简单定义为我过去写的那种小说，我说它是一部反映目前中国社会生态的一部小说。有人说它是一部当代的《清明上河图》，这是比较准确的。我力求通过这部作品，反映出我对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生态的思索，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大中国的现代性小说，应该是这么一个东西。从这个角度理解，你就知道各个角色都有用。
　　凤凰网：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这个人物最近在网上很受欢迎，你怎么看待这种官员？
　　周梅森：李达康是很可爱的干部，但是他们这种干部的毛病就是不习惯也不愿意受监督，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有下部，小说里留下他的悬念，就有故事。其他人都没有。侯亮平抓完贪官回北京去了，其他人故事线索都断了，只有李达康线索没断。要是做下部，他肯定是主人公。
　　凤凰网：有媒体评论说，你的这部作品仍然没有突破，并没有寻求政治体制改革，还有着包青天思想，你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周梅森：不对。“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没有任何新的贡献”，“仍然是青天思想”，我的天呐！你就不想一想，这就是一部电视剧，就是一部小说，你伟大的政治抱负怎么能够期待我一个文艺作品替你完成呢？况且你那个伟大的抱负和理想，我认同吗？你到两会上去讲，或者找有关部门去反映去，一本书它既不能亡党亡国，也不会兴邦救国，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包青天思想，这恰恰又是他们的误读。一个作品出来了，正解、误读都无所谓，因为它出来了，作品的作者就死了，作者的任何解释都毫无意义。作者所有的思想都已经进入作品，靠人物，靠讲的故事展示出来，你们怎么领会怎么接受是你们的事。
　　现在我很欣慰，这部剧掀起了一场全民狂欢，使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能这么火爆，第一个原因是这是最大的社会公约数，这个公约数是各方妥协以后的产物。我十几年前做反腐剧跟政治剧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尺度，等于说官方尺度放大了，创作者的空间放大了，社会能见度加大了，符合了老百姓的期望值和所认知的社会现实，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