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之前的小伟习惯用手势与父母沟通。他总是低着头、溜着墙根走路，很少有完全直起腰板的时候。
　　父亲郭树敏说，“我和他妈妈对这个孩子没有亏欠，因为只有付出，从小到大我对他都有耐心，一次都没有打骂。我对我的女儿有亏欠。”说到女儿，这位55岁的男性笑了一下，眼尾皱纹走动，却几乎同时两眼噙满眼泪。
　　2001年出生的儿子小伟是先天的唐氏综合征患者，智力二级残疾，也就是常说的智力障碍者。
　　但郭树敏有一个十分优秀的女儿，留学后在日本工作多年，今年31岁。郭树敏几年前生过女儿一场气，因为女儿在找对象时偷偷跟介绍人说：“我想降低标准，我有一个弟弟。”
　　郭树敏肯定地告诉女儿，“你不可以降低标准。弟弟有我和妈妈。”
　　这位父亲希望自己能够全部担当起来。但他只是一个农民，同样害怕将来。
　　“小伟九年义务教育结束的那一天，就是我头疼的那一天。”郭树敏说。
　　两年前，小伟年满18岁必须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四顾茫然，往后余生，再无去处。

他有一个梦想

　　小伟的同班同学，有的毕业后去往济南的大龄心智障碍者服务机构，一个月花费数千；有的从此被关在家中。
　　2019年，郭树敏辗转得知济南章丘的郊区有一个可以接收小伟的福利机构叫“乐橄儿”，就想去试试。
　　“一个月500元、包吃住、康复、支持性就业”，郭树敏当即就拍板答应。对他来说，最满意的是“可以住宿”这一项。
　　因为当初全济南的特教学校都不允许住宿，小伟义务教育9年，他妈妈陪读了9年，那一个12平米、月租200元的出租屋承载着小伟的童年和青春，也长久地困住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壮年劳动力。
　　如果小伟可以住在机构，他的妈妈就可以去工作。
　　“农民没有社保、没有养老金，我们要挣钱。我还想以后给小伟留一点。”郭树敏说。
　　济南市乐橄儿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小伟以为那是一个新学校。
　　小伟喜欢“上学”。
　　2019年的乐橄儿有30多个学员，最大的27岁，最小的7岁，高高壮壮、矮矮瘦瘦、男孩女孩，各个迥异，但都有心智障碍。有人和小伟一样是唐氏综合征患者，有人是孤独症（自闭症），有的孩子是先天脑瘫，也有其他心智障碍的孩子。
　　30多个学员中一部分没有完整的语言表达能力，少数学员没有自理能力。有孩子刚来的时候会一边吃饭，一边拉在裤子里。
　　小伟加入了大家，每日在这个三层、1400平米、门窗经常关闭但有一个小院的楼房里穿梭、训练、吃饭、睡觉和醒来。
　　他越来越适应这里，父母也从每个星期来接他回家一次，慢慢变成了半个月接一次。
　　乐橄儿的生活是丰富的，有鼓乐队、戏曲演出，有每天外出赶集的社区融合训练，还有职前培训。在机构日常的康复训练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梦想访谈”—引導学员们说出“自己想要什么，想学什么，想做什么？”然后慢慢帮助他们靠近、实现。
　　—“你的梦想是什么？”
　　在乐橄儿二楼大龄班的墙上贴着一些心形便签，略显幼稚的字写着简单的愿望，“想吃 想喝”“想去一趟青岛烟台”“想拥抱 想握握手”“想做歌手”……每一张梦想便签上都有署名。

小伟的同班同学，有的毕业后去往济南的大龄心智障碍者服务机构，一个月花费数千；有的从此被关在家中。

　　大龄班里有一个叫作涛涛的青年，他和小伟一样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也是从特校毕业后来到乐橄儿。他会画画，会写比较多的字。
　　有一天，他拿着一张纸去给院长张艾玲，上面写着大字—“申请成立乐橄儿保安队”。
　　这是他的梦想。
　　张艾玲了解后知道，原来涛涛从小就喜欢警察，最近家里又有亲戚真的去做了警察，他很羡慕。“他在外面看到有保安穿着制服，很像警察，所以想要当保安。”
　　张艾玲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就笑，“我在申请书上签了字，批准，说你去弄吧！他就开心地昂着头走了”。
　　相比于涛涛，小伟要内向得多。他到了新机构后几个月还是经常埋着头，“好像别人不叫他，他就永远不会主动看别人”。
　　直到2019年11月3日的青岛之行，小伟受邀和乐橄儿的几名学员一起上台表演。18岁的小伟人生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入住宾馆。
　　从济南到青岛。
　　台下传来的掌声。
　　精装修的房间和白白的床单。
　　“太帅了！”“太酷了！” “这么棒啊！”推门进酒店房间之后，很少说话的小伟一下子说了好几句话，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他仰躺到酒店的床上，不愿意起来。
　　张艾玲说从那以后小伟的话就多了起来，句子也越来越长。
　　而一年半之后，2021年5月17日上午南风窗记者第一次见到小伟的时候，他已经不害怕陌生人。虽然话不多，但有问有答。
　　下午四点半的乐橄儿活动室，温黄的阳光洒落在木地板上，小伟同意教记者打非洲鼓。
　　他拍一下鼓面，记者拍一下鼓面，他拍一下鼓边，记者拍一下鼓边。
　　突然换节奏、加快速度时小伟看着记者的鼓，等着对方跟上自己。
　　张艾玲告诉记者，小伟是所有学员里打鼓时最快乐的那一个，别的孩子可能会紧张、被影响、左顾右盼，只有小伟完全在鼓点的世界里，“打鼓会自己笑起来，不是那种傻笑，是发自内心地沉浸其中”。 　　阳光的颜色由黄转金色，活动室里人渐空，记者在练习鼓点。
　　小伟突然站起来，走向对墙的那面大镜子，摆了一个花手。
　　一切都是无预兆的。
　　左转，小伟以一种特殊的戏曲的步伐，踩着明显的节奏，噌噌噌，在活动室走了一圈。站定，有模有样。
　　“二十二……三十三……”，好长一段，他唱了出来。
　　镜子里反射出一张笑脸，简单得令人不敢打扰。

倔强的57岁

　　小伟的动静吸引来了张艾玲。
　　她在一旁找了椅子坐下，大声给小伟伴唱。
　　记者也终于听清楚了唱词。
　　原来他们唱的戏曲是一段章丘“五音戏”，本地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年前为了使学员们上台表演，机构专门花钱请人来教过，只是当时被挑中的两名表演者另有其人，没有小伟。
　　“伟，你偷偷学的吗？”
　　张艾玲很惊讶。
　　小伟没有否认也没有回答，乖巧地笑。
　　张艾玲今年57岁，从事教育和心智障碍者公益服务已经整整24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全职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人员之一。她是一个面相慈和的山东女性，个子不高，愛笑，会在与人熟悉之后，说话时轻轻地握住对方的手。
　　成立乐橄儿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是一个偶然。
　　2012年一场严重的医疗事故让张艾玲在床上躺了一整年，事后她拿到了大约8万元的误工费和营养费。这笔钱成为了张艾玲启动这间民间公益服务机构的资金。
　　乐橄儿的定位是服务农村困境家庭的大龄心智障碍者，张艾玲认为，“他们是所有弱势群体中最弱的那一群人”，所以收费一定要低。
　　吃、住、康复、培训全包，学员中缴费最多的一个月是800元，最少的是一个月300元。
　　而且机构还会设置一些简单的劳务比如打扫、手工制作，如若完成，就会给学员派发一定的劳务津贴作为鼓励。
　　中国有数千万心智障碍者，但是对口的具有专业能力的服务机构，只在近些年才逐渐增多。
　　早在2012年，整个章丘做大龄心智障碍者服务的专业机构只有乐橄儿一家。2016年，它又被济南市民政局评估为4A级社会服务机构。有一些城市中产父母也把乐橄儿当作救命稻草，送心智障碍的孩子过来。
　　但张艾玲说过一件不快的事。
　　她的机构刚起步的时候只有十几个孩子。有一位来自城市的家长不喜欢农村的学员，表现得“很明显，不让自己的孩子跟农村的一起玩，也不让农村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在一桌吃饭”，说“农村来的孩子习惯不好，身上有味道”。

2012年一场严重的医疗事故让张艾玲在床上躺了一整年，事后她拿到了大约8万元的误工费和营养费。这笔钱成为了张艾玲启动这间民间公益服务机构的资金。

　　张艾玲知道之后，把对方家长叫到办公室，劝退了。
　　张艾玲说：“我不接受。不管她给多少钱，我不接受。你自己的孩子在正常群体中也是被嫌弃的，你为什么还要嫌弃别人？”
　　“这是不符合我的价值观的，你要是不接受我的价值观，对不起，我是没有钱，我也不会为了钱损失这些孩子的利益。”
　　在大段陈述自己的理念时，张艾玲表现出了极少见的强硬语气。
　　“我不接受”，说得又生又脆。
　　南风窗记者与她后续相处的四天中，又两次听过她的类似言语。
　　一次是乐橄儿财务常遭遇困难，一位多年好友、志愿者对张艾玲的劝说之辞—
　　“他叫我不要收农村的这些孩子了。收有钱的，做高端的服务，那些家长交得起钱，也能给我带来资源。”张艾玲一句话怼了回去，“我要服务的就是农村智障群体。就是因为他们不被看见，没有人帮到他们，我就是想帮这个群体。”
　　聊了一个多小时，对方铩羽而归：“啊，就这样就这样，我不跟你说了。”
　　张艾玲哈哈大笑。
　　一次是记者询问她为什么总是要选择最难的一条路—
　　“为什么选择服务于农村智障家庭，而不是付得起钱的城市家庭；为什么选择服务大龄智障人士，而不是国家每年每人有2万元民政补贴的智障儿童？”
　　张艾玲说：“我没有做选择。我就是要做‘最底端’的服务。”
　　一句急促的话结束了采访。
　　“我不接受。”“我就是要。”
　　除此二句之外的张艾玲，时时刻刻是得体、温和、顾虑他人的。
　　学员们很喜欢她。
　　5月16日中午，记者一不小心碰翻了大龄班的一块黑板，学员涛涛来帮忙整理。在聊天的时候，涛涛说自己是“画家”。原来记者身边的那一小面墙上都是他的画作，他零零碎碎地介绍，“粉色的代表病毒，白色的是白衣天使，护士喜欢小花。”
　　涛涛又说自己挣了很多“工资”，已经有300块存进了银行卡里。他念叨：“我发了工资要请张老师买点新衣服，让张老师不要孤独。”“还有我们的张老师平常不要感冒、不要生病。”“我们张老师工作很忙。”

　　张艾玲突然笑着打断他：“谢谢，你什么时候真的兑现啊，天天给我承诺这个承诺那个的，一次都没有兑现。”
　　涛涛自顾自说：“我们张老师要吃好穿好。”
　　张艾玲又打趣他：“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吃到啊？” 　　“吃到？迟到。还有我们张老师不能迟到。张老师只是平常有事情，会回来得很晚。她好累。”涛涛还在说。
　　张艾玲不再接话。
　　记者所知道的张艾玲，2012年到2018年（乐橄儿创办前6年）期间很少领工资，几乎不买新衣服，所有的钱都投在乐橄儿。这9年来，她一周回家两趟，其他时间都住在机构里。当时和记者在外吃快餐，剩下的半颗肉丸，也打了包带回机构来。
　　张艾玲拿给涛涛一个梨，说：“你去玩吧。”

乐橄儿的一天

　　现在的乐橄儿没有学员“身上有味道”。整个机构的三层小楼，包括每一层的洗手间，都看得出来是经年的干净、朴素，而不是突击的打扫。

学员们有礼貌、讲卫生，一些表现优秀的学员甚至会管理起他人。

　　张艾玲说，那两个刚来的时候蹲在院子里拉大便的学员，经过训练，如今全部都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很好。
　　学员们有礼貌、讲卫生，一些表现优秀的学员甚至会管理起他人。
　　5月17日午后，一位男记者借用了乐橄儿的洗手间，出门之后竟有学员等在门口。
　　“你冲水了吗？”记者接受迎头一問。
　　等到肯定回复之后，学员才满意地走开。
　　乐橄儿的一天是简单而充满快乐的。
　　小龄班和大龄班的一天，也是不一样的。
　　走进五颜六色的小龄班，十几个孩子分四排坐。最后一排正中，一位正在大声计算数学题的可爱小男孩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双手五指张开在面前，一手点另一手的数目，大声数出来，一、二、三、四，发音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奶里奶气地响亮。
　　特教老师查看他正在做的减法，一排下来全都对了。
　　老师夸奖他后，他突然错了一个。一道“9-7=？”的题他写下了结果：0，很快自己又反应过来，拿起橡皮擦。大概擦了十秒钟，纸上一枚浅浅灰色的铅笔字0还在。
　　他没擦准。
　　又10秒钟，0还在。
　　一下一下，这个小男孩以一种童真的姿态用力地擦拭，本子一小块已起皮，还是擦不准。
　　“他的眼睛看到了，脑子也知道，但是手没办法送到眼睛看到的地方去。眼手不协调，需要多练习一下插蘑菇钉。”特教老师在一边说。
　　小男孩终于擦掉了0。他没有情绪波动，继续开心地做题。
　　同桌是一位年岁稍长、11岁的男孩，对身边这位弟弟的喜欢写在脸上。他笑着看小男孩做题，拉起他的手，叫他摸自己的脸。
　　特教老师介绍说他们是好朋友，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
　　比如这位可爱小男孩的优点是学知识很快，会做数学题。
　　“他是最快的，从1认到9，只花了半年。”
　　而同桌11岁的男孩接受课本知识相对慢，至今在练习1-5的写法，但特长是性格温和、会做的家务比较多，可以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帮手。
　　还有一名14岁大男孩，个子将近一米八，唱歌不忘词，是乐橄儿鼓乐队的核心成员。
　　……
　　相比于小龄班的课本知识学习和高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大龄班对“生活”的学习是更明显的。
　　生活，也是需要学习的。
　　一群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有人摇摇晃晃、有人来去如风、有人不发一言，但“助理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打扫卫生、开会、商量菜单、出门买菜、回机构切菜、做饭。
　　助理，这是乐橄儿内部的一个特别的称呼。
　　大龄班的学员们都管特教老师们叫“助理”。这是张艾玲倡导的，她在外人面前都把机构的孩子们称为“我的服务对象”。
　　张艾玲认为称呼代表着一种“支持”。
　　“我不想给他们贴上一种什么标签。乐橄儿的理念不是教他们，尤其对于大龄班，不是教的理念，而是一种支持的理念。支持他们用最少的资源，过一样完整的生活。”
　　每天一次，青年们都在助理的带领下集合、排队去1公里外的集市上采购。而每天中午，全机构40多人的“一荤一素”，都是出自大龄学员们之手。
　　在一些普通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化场景中，一些学员慢慢地成长，学会了语言、出门、与人交际、购物、认识金钱的能力。

一群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有人摇摇晃晃、有人来去如风、有人不发一言，但“助理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打扫卫生、开会、商量菜单、出门买菜、回机构切菜、做饭。

　　记者连续两天和学员们共进午餐。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相互聊天，天南地北、有一搭没一搭，举止和健全的成年人在饭桌上并无太大区别，却偶尔在一些掉落的饭粒、重复的问询中展露出一丝天真。一丝与生俱来、不随年龄改变的天真。
　　下午，大龄班的学员们则开始分流，有人去小龄班学习知识，有人做手工，挣取“劳务津贴”。
　　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训练，生活逐渐对这群孩子产生了意义，伴随着“我有一个梦想”的访谈、建立、实现，乐橄儿在一些学员身上留下烙印。
　　这里的时间流淌得极慢，一个孩子学习一个简单的手工动作可能需要三天、学习一个鼓点节奏可能需要一周、学习从1数到9可能需要半年、养成一个好习惯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
　　但是张艾玲看得见他们身上的变化，乐橄儿的家长们也知道自己孩子的变化。

她们的童年

　　5月18日，南风窗记者跟随张艾玲一行四人去家访，目的地是章丘区文祖镇甘泉村，那里有一位家长想把9岁的“智力残疾三级”的儿子送来乐橄儿。
　　上午十点，车子驶进甘泉村的村口。
　　一片青绿麦田、蓝天白云、整齐的白墙红瓦房村落迎接了我们。村里有一棵六百年的流苏古树，刚过花期，空气送来一股初夏的气息。甘泉村干净美丽，外表没有展露任何贫穷的气息。
　　一位30岁出头的农村女性迎接了我们，她是男孩小林的母亲。 　　他们的家在村落深处。
　　一行人推门进院，正屋的门锁着，透过门玻璃看到里面有一个圆头圆脑的小男孩在行走、甩手。他的妈妈打开门，男孩没有反应，继续学着电视里的“憨豆先生”动画片大笑，喉咙里发出尖锐的声音。
　　我们参观了男孩的家，包括卧室。
　　其实从进门的瞬间，落差就产生了。这个小家庭的内部装修远不如村庄的整体外表那样洁白光鲜。
　　主卧就在客厅里，正对茶几和电视机。男孩与63岁爷爷一起睡的次卧，满墙黑斑，地面是潮湿的砖头铺就，四处垃圾散落。一张红色掉漆的双人床上，垫被浊黄，直觉多年未洗过，棉絮有显眼的破洞。几床被子就那样盖在已经完全破烂的沙发上，像被扔掉的一样。

　　小林却很开心。他在床角翻出一个崭新的动车玩具，双手托起，邀请家中来客为他拍摄一张照片，笑出深深的酒窝和两颗大门牙。
　　这个孩子难得的口齿清晰，除了不受控制地随时尖叫、多动之外，并没有表现出其他出格之处。
　　大约两年前，刚上一年级的小林被当地村小学“半退学”，原因是与其他同学推搡使人受伤。张艾玲问小林妈妈为什么不去向学校主张复学，维护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
　　“尴尬。我自己小孩这样，不能赖老师”，小林妈妈表示无奈。而且她很感谢小学老师每个月一次、每次2小时左右的家访教学，更不好意思向老师开口提要求。
　　小林也想上学。
　　当他知道今天的来客们是“老师”之后，突然变得恭敬起来。
　　他乖巧地短暂收声，听从妈妈的话给大家拿水喝，双手比齐，不停作揖，一字一顿地说：“对不起，老师喝苏打水。”
　　直起腰立刻问：“谈话完了可以去学校了吗？”

乐橄儿每一次招生之前都至少有两位特教老师结伴去家访，一方面考察孩子的能力情况，另一方面要篩选家长。

　　小林自从2019年半辍学之后，一直都由妈妈在家教学认字。他们一家曾经打听过章丘的特殊教育学校，但同样因为学校不允许住宿，家庭也无法腾出家人“陪读”而却步—小林还有一个弟弟在家上幼儿园。
　　“一般我们这样的，都会再生一个。但两个又没办法分开照顾。”小林妈妈说。
　　小林的父亲之所以打听到乐橄儿，是因为熟人家有一对小姐妹现在正在乐橄儿上学。这么一说，张艾玲就知道是谁。
　　记者也曾在乐橄儿见过那对小姐妹，一个9岁，一个12岁，两人都是遗传性的智力障碍。母亲先天智力障碍，奶奶80多岁，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据张艾玲介绍，2年前小姐妹也是因为不适应普通学校，去特教学校又无人陪读，才被父亲送到了乐橄儿。
　　就像此次记者陪同之下的“入学前家访”一样，乐橄儿的工作人员2年前也去家访过两个小姐妹。
　　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7岁的妹妹是在厕所里，她把大便拉到了裤子里，只顾大哭，没有语言能力与人交流。
　　眼泪和旁人的眼光，令家访的工作人员当即下定决定要带她们回乐橄儿，“她们需要支持性的特殊教育，而不是现在这样的”。
　　乐橄儿每一次招生之前都至少有两位特教老师结伴去家访，一方面考察孩子的能力情况，另一方面要筛选家长。
　　“如果有家长只想把孩子快点脱手，叫我把孩子赶快带走，给多少钱都行。这样的家长我是绝对不收的。”这是张艾玲定下的又一原则。对金钱方面没有要求，但乐橄儿比一般的心智障碍者服务机构更强调父母的关怀和支持。
　　小林的父母是符合张艾玲的标准的。离开甘泉村之前，张艾玲告诉小林母亲可以减少溺爱，叮嘱她现在可以开始教小林做一些家务。
　　双方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约定不久后的进展。
　　回到乐橄儿，张艾玲突然和记者聊起自己的童年。
　　那是一段惊人的惨痛经历。张艾玲说，“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但现在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我是很有力量的人。”
　　张艾玲说，“他们治愈了我。”

回到社会

　　郭树敏听说小伟在乐橄儿竟然做饭了，简直不敢相信，回家后小伟做给他看，他和妻子仍旧如梦一场。
　　直到后来这样的感慨越来越多。
　　“小伟会洗衣服了。有一次他还把妈妈的脏衣服也一起洗了。”
　　“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好清晰啊，我真的没想到。”
　　“他从机构拿回去了928块的劳务津贴，我给他全部换成现金，他特别高兴。我说拿这个钱给你姐姐的新生儿买一点礼物吧，他说好。”
　　郭树敏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信心，以至于他甚至在乐橄儿一次活动上自豪发言：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孩子以后自理没有问题。我们老了，照顾我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月17日，记者问起这件事，郭树敏说其实现在的小伟还不能完全做到自理，但他相信将来。
　　希望。信心。这两个词曾经距离乐橄儿的大部分学员们多么遥远，张艾玲心知肚明。
　　她30岁失婚，至今27年。成立乐橄儿之后，40多岁时也曾考虑过再成家，前后有人介绍过两位男士但最后都没能成。
　　“你在做一件善事，你是一个善人，但生活不止一场慈悲。”“看不到他们的转变，也不赚钱，你做这些事是没有希望的。”对方这样说。
　　张艾玲不接受。
　　她分明能看到自己的“服务对象”们在乐橄儿的变化，也希望别人能看见。
　　但她又很纠结，不希望外人只在看到希望、看到改善、看到孩子们的可爱之处之后才接纳这个群体，“那是有条件的爱”。 　　她讲了一个略为老土的故事，說，“这条鱼在乎。”
　　连续几年来，张艾玲安排特教老师们日复日地在乐橄儿的机构微信公众号上更新学员们的细微长大，口吻始终简单，充满喜悦。
　　小伟会在乐橄儿永远待下去吗？
　　那对经常尿裤子的小姐妹呢？很会算数学题的小男孩呢？他们会在乐橄儿永远待下去吗？
　　张艾玲说不会的。
　　“所有特殊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支持孩子们回到社会。”
　　比如那一对小姐妹，尤其是妹妹，2年前刚来的时候经常大小便失禁，如今在老师的针对性训练和心理恢复下已经不再有这个情况。张艾玲相信她们很快有能力回到普通的小学随班就读，和正常的孩子融合。

郭树敏听说小伟在乐橄儿竟然做饭了，简直不敢相信，回家后小伟做给他看，他和妻子仍旧如梦一场。

　　“学习跟不上，为什么非要回到普通小学呢？再受歧视怎么办？”记者不解。
　　张艾玲说，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经常以为学校就是学习课本知识的地方，但其实不是，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说，那是学习除了课本之外的一切重要知识的地方，是长大的地方。”
　　“去普通人中间，去一个残健融合的正常环境中成长，就算是打架，她们也要学会如何有礼貌地自我保护。”
　　张艾玲从不同的村庄里，一间间或普通或破旧的房屋中，把孩子们接到乐橄儿，但又真心希望他们有一天有能力离开乐橄儿。过去的乐橄儿有这样的“成功案例”。
　　每一位学员的来和去，过程都是缓慢、漫长、充满困难的。
　　真正永远不会离开乐橄儿的人只有一个。
　　连郭树敏也知道，“乐橄儿是张院长的全部生命”。
　　张艾玲的年纪渐大，“我以前熬夜工作到2点，办公室后面的小床上睡一觉起来像没事一样。但从55岁开始，我累了一天回来，上三楼的时候就必须得弯着腰了”。
　　由青年倏忽至老年，仿佛只在一个“不得不”弯腰中。张艾玲意识到苍老，也意识到自己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已经数十年。
　　她已经习惯性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自己所做的服务。
　　30出头的时候她在北京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周拥来800人报名，教室不够临时加盖。她虎着一口劲做了6年才真正理解了自己的学生：他们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低收入流动人口。农民工子弟失学的问题，不是家庭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国家还没有为他们做好准备。
　　2001年北京相关政策出台，农民工子弟上学的问题获得解决方案后，张艾玲退出了，意外地转入了智障人士的服务领域。
　　这些年她没曾停止思考。
　　眼前这群心智障碍的孩子，近些年接受了国家越来越多的政策扶助，但事实上仍不够。
　　张艾玲想知道：社会价值排序中“最不重要”的一群人，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兜底式的关怀呢？
　　张艾玲不等。
　　她的朋友圈里有一句话：人生一世选条路，不退让，不更改，一直走到尽头，是件善事。
　　（文中部分人名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