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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上忙碌的浙江省安吉职教中心副校长王海荣，接到了家乡同学打来的电话，想从学校挖几个学生，“要不到了，前几天二年级的学生都被协作单位抢光了。”王海荣不好意思地向同学解释着。从2009年开始，王海荣就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沿海地区用工荒的不断蔓延，让职校学生一下子成了“香饽饽”。
角色反转，企业主动示好或成趋势
不久前，记者参加了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校企合作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校企合作论坛。记者颇感意外的是，论坛的承办方是一家企业——北京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而论坛请来的嘉宾则是山东、河北、天津、河南、辽宁、吉林等6个省市24所中高职院校的校长。论坛的话题只有一个，由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介绍公司业务发展，并列出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等多种校企合作菜单，供学校选择。
1∶24，一家企业主动向24所学校抛出“橄榄枝”，这不能不说是个颠覆之举，一改人们脑海里校企合作中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印象。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快速扩张、急需人力资源的个例，但这种个例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
“你们学校有某某专业毕业生吗？能马上上岗吗？”去年年底，广东佛山的一次校企洽谈会吸引了36家职业学校和东鹏陶瓷、汇丰银行、兴发铝材、国美电器等近百家知名企业参加。在洽谈会现场，招聘者与毕业生角色大反转：各企业的招聘人员变成了“求职者”，奔走在各院校的摊位前；而各校方代表则手握毕业生信息，淡定地坐在摊位后。
关于校企合作，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总结出一个“U型曲线”理论。马树超认为：“目前我国校企合作条件水平正处于复苏后发展期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正处于U型反转期。”按照这一理论假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经历了由初始到成熟、从生存到壮大的发展阶段后，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和认识也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而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带来的用工荒，更会使企业主动寻求与学校的合作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制定政策，政府主导须更加有为
“一位台湾老板出资在我们学校建了服装工厂，活忙不过来的时候，学生要帮忙赶工到半夜。”在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现场，一位中部省份民族职业学校的教师向记者介绍学校的校企合作情况。
这位教师的介绍，让人不禁联想起被媒体曝光的富士康“学生工”事件。大家在谴责“血汗工厂”的同时是否也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校企合作”？对于校企合作中的企业一方，政府是否应出台资质限制，明确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接收学生顶岗实习，并对企业育人责任提出要求，避免“学生工”陷阱。
德国的职业教育堪称世界一流，德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也是世界各国中最深入而有效的。德国《职业教育法》中，对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资格、设备、场所等方面都有所规定，能够进行双元制教育，表明了企业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荣誉，当然企业也会享受到国家的经费补贴。而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类似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激励仍是空白。
马树超认为，在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等校企合作诸要素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功能。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校长的认同。“在院校努力服务产业、吸引企业加强合作之外，还需要政府的介入，提供政策支持和法规、制度保障，这样校企合作会事半功倍。”河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韩胜难说。韩胜难建议，国家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及完善有利于推动校企合作的系列政策、法规，支持、规范和管理企业的参与，比如评价审核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资质，并规定获得资质的企业在实训基地建设、企业教育培训资金、参与职业教育有关活动等方面可得到优先支持。对有资格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如贴息贷款、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立项优先等。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建立，使那些生产条件完善的企业成为参与职业教育的资格企业，明确其责任和义务，明确校企双方在“结合”中各自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等。
我们看到，已有一些省市先行一步，规定各类企业都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要求年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企业或者举办自己的职业院校、培训机构，或者根据合作情况至少与一所职业院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办学关系，参与院校的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这些规定和要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热情。
体制创新，从合作走向校企一体
在目前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尚不完善的环境下，职业学校和企业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校企资源深度融合。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举办的同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也在天津拉开帷幕。在展会上，记者看到，不少职业院校已改变了过去由学校主导、靠感情联络为主的浅层次校企合作，转变为由企业主体、学校主导，以利益为共同前提，以产权为纽带，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深度融合，共建校企共同体已成为一种发展潮流。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围绕10个专业群引企入校，以股份制等方式，建立了20个教学工厂，实施职场化教学。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发生了“四个转变”。转变一，办学从一元主体向三元主体转变。政府负责成立董事会、就业工作小组，出台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制度；学院负责引入社会资源，改革管理架构，创新培养模式；企业负责提供实训场地、设备和岗位。转变二，育人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根据产业上中下游衔接关系引入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按“产业链”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岗位链”需求，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链”。转变三，就业從数量向质量转变。与企业的订单式培养，使学生入学即就业。转变四，发展从财政投入向企业参股转变，学校校企一体发展。如学校与董事会成员单位——市工业开发总公司联合共建生产性实训校区，联合招商引资，引入企业对接学院专业。入驻企业技术骨干被聘为学院兼职教师，学校专业教师被聘为企业技术顾问，实习实训学生直接进入企业岗位，开创了一条不依赖财政投入解决教学资源短缺的新路子。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学院与友嘉实业集团共建友嘉机电学院，友嘉机电学院作为友嘉实业集团的一个事业部纳入集团总体规划和全球发展战略。该学院成立后，友嘉实业集团在杭州的培训中心整体迁入学院，并为学院提供了1800万元的设备；友嘉实业集团选派了11位技师常驻学院，参与教学全过程，直接讲授《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护》等多门课程。学院建立了专业组长与车间主任联系制度，友嘉实业集团全程介入学院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实训等环节，并与学校共同开发了14门课程，编写了15本教材。学院整班级到友嘉实业集团顶岗实习。
角色反转，企业主动示好或成趋势
不久前，记者参加了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校企合作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校企合作论坛。记者颇感意外的是，论坛的承办方是一家企业——北京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而论坛请来的嘉宾则是山东、河北、天津、河南、辽宁、吉林等6个省市24所中高职院校的校长。论坛的话题只有一个，由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介绍公司业务发展，并列出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等多种校企合作菜单，供学校选择。
1∶24，一家企业主动向24所学校抛出“橄榄枝”，这不能不说是个颠覆之举，一改人们脑海里校企合作中学校“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印象。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快速扩张、急需人力资源的个例，但这种个例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
“你们学校有某某专业毕业生吗？能马上上岗吗？”去年年底，广东佛山的一次校企洽谈会吸引了36家职业学校和东鹏陶瓷、汇丰银行、兴发铝材、国美电器等近百家知名企业参加。在洽谈会现场，招聘者与毕业生角色大反转：各企业的招聘人员变成了“求职者”，奔走在各院校的摊位前；而各校方代表则手握毕业生信息，淡定地坐在摊位后。
关于校企合作，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总结出一个“U型曲线”理论。马树超认为：“目前我国校企合作条件水平正处于复苏后发展期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正处于U型反转期。”按照这一理论假设，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经历了由初始到成熟、从生存到壮大的发展阶段后，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和认识也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而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带来的用工荒，更会使企业主动寻求与学校的合作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制定政策，政府主导须更加有为
“一位台湾老板出资在我们学校建了服装工厂，活忙不过来的时候，学生要帮忙赶工到半夜。”在学生技能作品展洽会现场，一位中部省份民族职业学校的教师向记者介绍学校的校企合作情况。
这位教师的介绍，让人不禁联想起被媒体曝光的富士康“学生工”事件。大家在谴责“血汗工厂”的同时是否也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校企合作”？对于校企合作中的企业一方，政府是否应出台资质限制，明确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接收学生顶岗实习，并对企业育人责任提出要求，避免“学生工”陷阱。
德国的职业教育堪称世界一流，德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程度也是世界各国中最深入而有效的。德国《职业教育法》中，对参与职业教育企业的资格、设备、场所等方面都有所规定，能够进行双元制教育，表明了企业的水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荣誉，当然企业也会享受到国家的经费补贴。而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类似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激励仍是空白。
马树超认为，在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企业和学校等校企合作诸要素中，政府应该发挥主导功能。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校长的认同。“在院校努力服务产业、吸引企业加强合作之外，还需要政府的介入，提供政策支持和法规、制度保障，这样校企合作会事半功倍。”河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韩胜难说。韩胜难建议，国家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及完善有利于推动校企合作的系列政策、法规，支持、规范和管理企业的参与，比如评价审核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资质，并规定获得资质的企业在实训基地建设、企业教育培训资金、参与职业教育有关活动等方面可得到优先支持。对有资格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如贴息贷款、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立项优先等。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建立，使那些生产条件完善的企业成为参与职业教育的资格企业，明确其责任和义务，明确校企双方在“结合”中各自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等。
我们看到，已有一些省市先行一步，规定各类企业都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要求年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企业或者举办自己的职业院校、培训机构，或者根据合作情况至少与一所职业院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办学关系，参与院校的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这些规定和要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热情。
体制创新，从合作走向校企一体
在目前我国校企合作制度尚不完善的环境下，职业学校和企业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校企资源深度融合。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举办的同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也在天津拉开帷幕。在展会上，记者看到，不少职业院校已改变了过去由学校主导、靠感情联络为主的浅层次校企合作，转变为由企业主体、学校主导，以利益为共同前提，以产权为纽带，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深度融合，共建校企共同体已成为一种发展潮流。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围绕10个专业群引企入校，以股份制等方式，建立了20个教学工厂，实施职场化教学。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发生了“四个转变”。转变一，办学从一元主体向三元主体转变。政府负责成立董事会、就业工作小组，出台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制度；学院负责引入社会资源，改革管理架构，创新培养模式；企业负责提供实训场地、设备和岗位。转变二，育人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变。根据产业上中下游衔接关系引入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按“产业链”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岗位链”需求，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链”。转变三，就业從数量向质量转变。与企业的订单式培养，使学生入学即就业。转变四，发展从财政投入向企业参股转变，学校校企一体发展。如学校与董事会成员单位——市工业开发总公司联合共建生产性实训校区，联合招商引资，引入企业对接学院专业。入驻企业技术骨干被聘为学院兼职教师，学校专业教师被聘为企业技术顾问，实习实训学生直接进入企业岗位，开创了一条不依赖财政投入解决教学资源短缺的新路子。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学院与友嘉实业集团共建友嘉机电学院，友嘉机电学院作为友嘉实业集团的一个事业部纳入集团总体规划和全球发展战略。该学院成立后，友嘉实业集团在杭州的培训中心整体迁入学院，并为学院提供了1800万元的设备；友嘉实业集团选派了11位技师常驻学院，参与教学全过程，直接讲授《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护》等多门课程。学院建立了专业组长与车间主任联系制度，友嘉实业集团全程介入学院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实训等环节，并与学校共同开发了14门课程，编写了15本教材。学院整班级到友嘉实业集团顶岗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