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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规制有利于改善环境，但我国环境规制的经济环境“双赢”局面还没有完全实现。已有研究孤立地分别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环境绩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以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需要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转移、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经济环境绩效进行相互联系的系统研究，以把握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环境双赢的实际路径，从而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环境规制； 环境绩效； 经济绩效； 产业转移；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1-0052-04
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地区都采取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并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来改善资源环境问题，也有不少学者围绕环境规制改善环境问题进行过许多研究。因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的绩效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对我国未来环境规制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学者们主要通过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1995）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方面对EKC假设所认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倒U关系进行了解释。Roca（2001）、Yandle（2004）、Dasgupta等分别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权衡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环境要素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排他性产权的角度以及政府规制说阐释了EKC曲线的形成原因。
验证EKC假设的文献比较多，按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主要有：第一类是基于全球视野的研究。这一类是全球不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第二类是基于某一国家层面的研究。如王飞成和郭其友（2014）构建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发现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EKC假说。第三类是基于我国不同省际间的研究。如晋盛武和吴娟（2014）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省份的SO2、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EKC曲线关系。第四类是基于我国分区域经济发展带的研究。如张成等（2011）使用我国省际和分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由于选取地区和污染指标的不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多样。第五类是基于我国某一省市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几乎已涉及我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并涉及南京、兰州、武汉等省会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各省市的实证结论都较为混乱。第六类是基于我国某省不同市级经济圈的研究，如王惠敏和傅涛（2014）对1992—2010年间苏、锡、常城市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
二、环境规制的环境绩效
国内外对环境规制的环境绩效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直接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污染排放和污染行为的影响。张华和魏晓平（2014）发现，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现阶段环境规制降低了碳排放。Hettige（2000）等发现了外部环境规制能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和制约排污行为的证据。但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很多，贾瑞跃等（2012）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污染的控制作用存在差别。Dasgupta和Laplante（2001）的分析进一步显示，环保部门执行的环境检查比排污费更为有效。我国排污费政策并非有效，且各地区执行情况并不一致。环境规制效果除受执行力度、政策类型的影响之外，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及合规成本将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决策，环境规制力度会对区域的就业率造成反向影响（Gray和Deliy，1996）。环境规制对抑制污染排放具有明显作用，但环境规制力度存在东西地区差异，所以我国不同地区应针对经济发展现实采取不同的环境政策（许松涛和肖序，2011）。
第二，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环境规制的环境绩效。经济增长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投资环境治理，环境规制的强弱会改变收入与污染之间的曲线关系（罗岚和邓玲，2012）。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污染排放水平降低，EKC曲线会趋向平坦且位置较低，拐点也可能提前出现（Dasgupta等，2002）。张红凤等（2009）利用1986—2005年山东和全国的数据分析，发现山东环境规制严格于全国，山东EKC曲线比全国更加扁平，而且曲线位置更低。张学刚和王玉婧（2010）用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我国污染排放与收入增长呈同步上升关系；但使用包含环境规制的排放量数据发现，工业粉尘、SO2与人均收入关系变为倒U型，这表明EKC曲线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环境规制所导致的。因此执行严格的环境政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政策、强度和效果可能存在差异。
三、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
许多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大量理论、实证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波特假说、制约假说与不确定性假说。
（一）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补偿作用，从而实现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双赢（Porter和Linde，1995），Paul Lanoie（2008）、张成（2011）、张三峰和卜茂亮（2011）等的研究支持波特假说。如：Yang和Yao（2012）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后能获得更好的经济绩效；李璇（2014）基于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的数据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单位，人均GDP将增加11.65%，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环保技术创新可以减少污染、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而生产技术创新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过程提高生产效率（Magat，1978），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增强企业竞争力。傅京燕、赵春梅（2014）研究证实严格的环境规制能显著提高污染型行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促进污染型行业进行创新，从而获得比较优势（薛蕊和苏庆义，2014），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王国印和王动，2011）。李阳等（2014）采用2004—2011年我国3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的行业异质性、阶段异质性，所以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应制定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并随行业具体发展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原毅军和刘柳（2013）的分析还表明，现阶段费用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不明显，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正效应，所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可能存在差异。 （二）制约假说
制约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使得投资降低污染项目的企业资金减少，从而削弱其创新能力与产业绩效（Lanoie等，1998）。Xepapadeas和Zeeuw（1999）还从企业生产投资的不可逆转性、政府规制的不确定性、污染排放税率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Sneeringer（2011）通过研究加利福尼亚州乳制品行业的选址问题发现，环境政策与乳制品行业经济增长负相关，严格的环境规制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许松涛和肖序（2011）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从整体上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更显著；赵霄伟（2014）以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我国环境保护并未达到波特假说的双赢局面。
（三）不确定性假说
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企业生产率之间关系不明确，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甚至有的呈现负相关（Chintrakam，2008）。Paul Lanoie（2008）、成琼文（2014）等发现环境规制的效果受规制手段、规制强度、企业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涂红星和肖序，2014）。殷宝庆（2014）构建网络DEA模型，以中国三大经济区域200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U型和倒U型关系，所以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具有地区差异。另有研究显示：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李平和慕绣如，2013）；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相同（马富萍等，2011）；环境规制对不同的技术类型影响也存在差异（王鹏和郭永芹，2013）。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尚未达到波特假说的双赢局面。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制定合适的环境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但切忌过分强化环境规制，应注意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业以及企业的承载能力，制定有差异化的规制政策（李勃昕等，2013）。
四、环境规制的产业转移效果
在理论上，环境规制会通过强制企业购置治污设备和技术等多种渠道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诱使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地区向环境规制宽松地区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市场竞争力（Xing和Kolstad，2002），这就是“污染天堂假说”。对于污染天堂假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研究的结果有三类：
一是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过分追求经济增长而减少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经济赶超的压力也刺激发展中国家主动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更多外资企业的落户。Waldkirch和Gopinath（2008）以及Garcia 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的面板数据，均发现外资企业趋向于选择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地区。Zhang Jing和Fu Xiaolan（2008）等利用我国数据研究也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吸引外资更多。刘剑和胡浩（2014）考察了1995—2012年间我国农药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发现属于重污染行业的农药生产企业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更倾向于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省区迁移集聚。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是导致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的重要因素（侯伟丽等，2013）。
二是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真正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Tobey，1990），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和企业选址不起关键作用，相反它会推动技术革新，以改善环境质量（Jaffe等，1995）。Raspiller和Riedinger（2008）等通过对发达国家污染行业分布和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产业布局的关联度并不强。郭红燕和韩立岩（2009）等研究表明，我国FDI与环境污染之间显著负相关，FDI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薛蕊和苏庆义（2014）通过我国省级数据的研究也显示，环境规制促进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污染密集型行业不会因为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而向环境规制弱的地区转移。
三是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Ljungwal和Linde Rahr（2005）对中国的区域性研究和Mulatu et al.（2009）对欧盟不同国家的研究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綦建红、鞠磊（2007）通过中国1985—2004年数据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利于促进外资引入，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则严重制约了外商投资。陈晓锋（2011）从考虑阶段性差异入手，发现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早期是产业转移的内在经济驱动力推动了FDI，而在后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避环境管制，但环境规制不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并不只有环境政策影响产业布局，集聚经济及收入效应、先天的自然条件、人力资本、市场等对产业布局也有重要影响（Mulatu等，2009）。因此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时，需兼顾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
五、环境规制绩效研究的评述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复杂多样
综上，污染指标和解释变量的选择、数据的时空分布、计量方法和函数的形式设定等对EKC研究的结论都有影响，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在得到倒U型曲线的研究中，不同的地区、不同污染指标的选择也使得倒U型曲线的形态不尽相同。我国经济增长整体上尚未突破倒U型EKC曲线的两难区间，环境政策需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应根据其实际采取相应的差别措施。
目前研究大多使用单一环境指标，虽然有些学者使用了综合指标，但还是不能较好地代表环境综合水平，未来研究应构建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要判别出导致EKC曲线的决定因素，特别是研究这些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江笑云和汪冲，2013），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出现的原因和机制进行阐释和检验，从而提出更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环境规制绩效的研究结论还存在分歧
现有研究显示，总体上环境规制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由于企业类型、环境政策及规制强度的不同，环境规制效果不尽相同，而且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异，各地区环境规制的效率不同，环境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差异会影响就业率等其他因素，所以不同地区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产业状况、劳动力市场等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和执行策略。
现有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研究并没有为任何一种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即环境规制的经济环境双赢局面还没有完全实现。研究者们选择各不相同的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极少使用综合性指标度量环境规制力度，难以代表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作用效果。许多文献在估算经济绩效时，仅考虑资本、劳动等生产投入，没有考虑环境约束，虚估了经济绩效。另外，经济、环境可能受到多个政策的多重影响，多个政策同时对经济、环境产生作用，且这些作用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因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值得研究。
环境规制的产业转移效果研究表明，关于污染天堂假说的论证结论还存在分歧，但不能否认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或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产业转移或产业布局的选择又会影响产业或区域的经济发展，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或产业转移来实现经济环境的双赢目标。但现有文献没有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作用，对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研究（董颖和石磊，2013）。现有环境规制的绩效研究也没有告诉我们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还是通过促进产业转移等来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的，从而难以评价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产业的有序转移、防止区域污染转嫁与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合理均衡。
（三）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环境效应分析不多
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环境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和FDI方面，而较少对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许多研究倾向于分析跨省的截面数据，以特定区域经济带为背景来考察环境规制、产业转移、技术创新的研究还不多。少数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也只是单方面考察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经济、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同时考察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的双向影响。在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不同的背景下，我国特殊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和地方政府分权结构，导致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因此必须重视中国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差异及其可能导致的区域间污染产业转移问题。中国区域之间产业转移是否符合污染天堂假设，中西部地区是否会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应该强化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及执行力度的差异导致区域间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经济、环境的双向影响研究，从而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提出更合理的建议。
六、产业升级视角下环境规制绩效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要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促进产业升级是最根本的战略性措施（胡春力，2009）。产业理论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产业绩效而影响产业结构，然而已有研究基本都是从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企业竞争力视角来研究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很少有人立足产业升级视角进行研究。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和升级对我国环境污染是否具有影响以及影响方向等谈及不多，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定量研究则更少。
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核心（陈敦贤，2000），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规制与企业经济绩效间权衡的重要决定因素（Magat，1978）。环境EKC曲线的经济学分析也表明：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效应产生影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合理转移都会促进产业升级。而已有研究一定程度地证实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创新、影响产业转移，最终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环境绩效的提高，即环境规制、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以及环境规制绩效之间应该存在如图1所示的内在联系。
然而已有研究孤立地分别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环境绩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以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转移、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经济环境绩效进行系统研究。现有研究在探讨环境规制的绩效时，大多只关注环境规制对经济环境绩效的最终影响，而没有考虑和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具体影响机制（即主要是靠发展低污染产业还是靠技术创新实现的）和影响程度，导致得出的结论针对性、建议操作性不强。为此，需要从产业升级的特殊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行为的机理以及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微观机理，总结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分析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对实现产业升级、环境改善的作用原理；构建包含环境等多种约束因素的经济绩效综合指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和对各种工具力度进行全面衡量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在充分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是否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同时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环境双赢的实际路径是什么，深入剖析我国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主要是靠污染产业转移还是靠技术创新实现的；验证我国区域产业转移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评价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的作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大小及经验教训。通过对以上问题的验证回答，结合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优势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层面以及各地区促进产业升级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建议，进而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另文对以上问题进行系列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飞成，郭其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区域性差异[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4）：14-26.
[2] 王惠敏，傅涛.苏、锡、常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的关系[J].软科学，2014（1）：91-95.
[3] Xi Yang，Yang Yao.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2，74（3）：397-424.
[4] 杨昌安，李强.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会计之友，2015（3）：38-42.
【关键词】 环境规制； 环境绩效； 经济绩效； 产业转移；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1-0052-04
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和地区都采取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并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来改善资源环境问题，也有不少学者围绕环境规制改善环境问题进行过许多研究。因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的绩效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对我国未来环境规制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学者们主要通过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1995）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方面对EKC假设所认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倒U关系进行了解释。Roca（2001）、Yandle（2004）、Dasgupta等分别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权衡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环境要素的需求收入弹性和排他性产权的角度以及政府规制说阐释了EKC曲线的形成原因。
验证EKC假设的文献比较多，按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主要有：第一类是基于全球视野的研究。这一类是全球不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第二类是基于某一国家层面的研究。如王飞成和郭其友（2014）构建了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发现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EKC假说。第三类是基于我国不同省际间的研究。如晋盛武和吴娟（2014）研究表明我国不同省份的SO2、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EKC曲线关系。第四类是基于我国分区域经济发展带的研究。如张成等（2011）使用我国省际和分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由于选取地区和污染指标的不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多样。第五类是基于我国某一省市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几乎已涉及我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并涉及南京、兰州、武汉等省会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各省市的实证结论都较为混乱。第六类是基于我国某省不同市级经济圈的研究，如王惠敏和傅涛（2014）对1992—2010年间苏、锡、常城市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
二、环境规制的环境绩效
国内外对环境规制的环境绩效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直接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污染排放和污染行为的影响。张华和魏晓平（2014）发现，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现阶段环境规制降低了碳排放。Hettige（2000）等发现了外部环境规制能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和制约排污行为的证据。但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很多，贾瑞跃等（2012）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污染的控制作用存在差别。Dasgupta和Laplante（2001）的分析进一步显示，环保部门执行的环境检查比排污费更为有效。我国排污费政策并非有效，且各地区执行情况并不一致。环境规制效果除受执行力度、政策类型的影响之外，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及合规成本将影响企业环境行为决策，环境规制力度会对区域的就业率造成反向影响（Gray和Deliy，1996）。环境规制对抑制污染排放具有明显作用，但环境规制力度存在东西地区差异，所以我国不同地区应针对经济发展现实采取不同的环境政策（许松涛和肖序，2011）。
第二，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环境规制的环境绩效。经济增长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投资环境治理，环境规制的强弱会改变收入与污染之间的曲线关系（罗岚和邓玲，2012）。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污染排放水平降低，EKC曲线会趋向平坦且位置较低，拐点也可能提前出现（Dasgupta等，2002）。张红凤等（2009）利用1986—2005年山东和全国的数据分析，发现山东环境规制严格于全国，山东EKC曲线比全国更加扁平，而且曲线位置更低。张学刚和王玉婧（2010）用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我国污染排放与收入增长呈同步上升关系；但使用包含环境规制的排放量数据发现，工业粉尘、SO2与人均收入关系变为倒U型，这表明EKC曲线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环境规制所导致的。因此执行严格的环境政策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政策、强度和效果可能存在差异。
三、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
许多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大量理论、实证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波特假说、制约假说与不确定性假说。
（一）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补偿作用，从而实现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双赢（Porter和Linde，1995），Paul Lanoie（2008）、张成（2011）、张三峰和卜茂亮（2011）等的研究支持波特假说。如：Yang和Yao（2012）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后能获得更好的经济绩效；李璇（2014）基于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的数据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单位，人均GDP将增加11.65%，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环保技术创新可以减少污染、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而生产技术创新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过程提高生产效率（Magat，1978），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增强企业竞争力。傅京燕、赵春梅（2014）研究证实严格的环境规制能显著提高污染型行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促进污染型行业进行创新，从而获得比较优势（薛蕊和苏庆义，2014），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王国印和王动，2011）。李阳等（2014）采用2004—2011年我国3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的行业异质性、阶段异质性，所以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应制定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并随行业具体发展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原毅军和刘柳（2013）的分析还表明，现阶段费用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不明显，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正效应，所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可能存在差异。 （二）制约假说
制约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使企业的成本上升，使得投资降低污染项目的企业资金减少，从而削弱其创新能力与产业绩效（Lanoie等，1998）。Xepapadeas和Zeeuw（1999）还从企业生产投资的不可逆转性、政府规制的不确定性、污染排放税率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Sneeringer（2011）通过研究加利福尼亚州乳制品行业的选址问题发现，环境政策与乳制品行业经济增长负相关，严格的环境规制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许松涛和肖序（2011）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从整体上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更显著；赵霄伟（2014）以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我国环境保护并未达到波特假说的双赢局面。
（三）不确定性假说
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企业生产率之间关系不明确，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甚至有的呈现负相关（Chintrakam，2008）。Paul Lanoie（2008）、成琼文（2014）等发现环境规制的效果受规制手段、规制强度、企业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涂红星和肖序，2014）。殷宝庆（2014）构建网络DEA模型，以中国三大经济区域200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U型和倒U型关系，所以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具有地区差异。另有研究显示：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行业差异（李平和慕绣如，2013）；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相同（马富萍等，2011）；环境规制对不同的技术类型影响也存在差异（王鹏和郭永芹，2013）。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尚未达到波特假说的双赢局面。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制定合适的环境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但切忌过分强化环境规制，应注意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行业以及企业的承载能力，制定有差异化的规制政策（李勃昕等，2013）。
四、环境规制的产业转移效果
在理论上，环境规制会通过强制企业购置治污设备和技术等多种渠道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诱使污染密集型企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地区向环境规制宽松地区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市场竞争力（Xing和Kolstad，2002），这就是“污染天堂假说”。对于污染天堂假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研究的结果有三类：
一是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过分追求经济增长而减少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经济赶超的压力也刺激发展中国家主动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更多外资企业的落户。Waldkirch和Gopinath（2008）以及Garcia 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的面板数据，均发现外资企业趋向于选择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地区。Zhang Jing和Fu Xiaolan（2008）等利用我国数据研究也发现，我国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吸引外资更多。刘剑和胡浩（2014）考察了1995—2012年间我国农药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发现属于重污染行业的农药生产企业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更倾向于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省区迁移集聚。环境规制力度的差异是导致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间转移的重要因素（侯伟丽等，2013）。
二是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明显。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真正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Tobey，1990），环境规制对外商投资和企业选址不起关键作用，相反它会推动技术革新，以改善环境质量（Jaffe等，1995）。Raspiller和Riedinger（2008）等通过对发达国家污染行业分布和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产业布局的关联度并不强。郭红燕和韩立岩（2009）等研究表明，我国FDI与环境污染之间显著负相关，FDI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薛蕊和苏庆义（2014）通过我国省级数据的研究也显示，环境规制促进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污染密集型行业不会因为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而向环境规制弱的地区转移。
三是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Ljungwal和Linde Rahr（2005）对中国的区域性研究和Mulatu et al.（2009）对欧盟不同国家的研究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綦建红、鞠磊（2007）通过中国1985—2004年数据发现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利于促进外资引入，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则严重制约了外商投资。陈晓锋（2011）从考虑阶段性差异入手，发现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早期是产业转移的内在经济驱动力推动了FDI，而在后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避环境管制，但环境规制不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并不只有环境政策影响产业布局，集聚经济及收入效应、先天的自然条件、人力资本、市场等对产业布局也有重要影响（Mulatu等，2009）。因此在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时，需兼顾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
五、环境规制绩效研究的评述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复杂多样
综上，污染指标和解释变量的选择、数据的时空分布、计量方法和函数的形式设定等对EKC研究的结论都有影响，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复杂多样。在得到倒U型曲线的研究中，不同的地区、不同污染指标的选择也使得倒U型曲线的形态不尽相同。我国经济增长整体上尚未突破倒U型EKC曲线的两难区间，环境政策需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应根据其实际采取相应的差别措施。
目前研究大多使用单一环境指标，虽然有些学者使用了综合指标，但还是不能较好地代表环境综合水平，未来研究应构建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要判别出导致EKC曲线的决定因素，特别是研究这些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江笑云和汪冲，2013），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出现的原因和机制进行阐释和检验，从而提出更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环境规制绩效的研究结论还存在分歧
现有研究显示，总体上环境规制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由于企业类型、环境政策及规制强度的不同，环境规制效果不尽相同，而且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度的差异，各地区环境规制的效率不同，环境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差异会影响就业率等其他因素，所以不同地区应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产业状况、劳动力市场等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采取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和执行策略。
现有环境规制的经济绩效研究并没有为任何一种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即环境规制的经济环境双赢局面还没有完全实现。研究者们选择各不相同的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极少使用综合性指标度量环境规制力度，难以代表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作用效果。许多文献在估算经济绩效时，仅考虑资本、劳动等生产投入，没有考虑环境约束，虚估了经济绩效。另外，经济、环境可能受到多个政策的多重影响，多个政策同时对经济、环境产生作用，且这些作用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因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值得研究。
环境规制的产业转移效果研究表明，关于污染天堂假说的论证结论还存在分歧，但不能否认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或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产业转移或产业布局的选择又会影响产业或区域的经济发展，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或产业转移来实现经济环境的双赢目标。但现有文献没有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作用，对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研究（董颖和石磊，2013）。现有环境规制的绩效研究也没有告诉我们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还是通过促进产业转移等来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的，从而难以评价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产业的有序转移、防止区域污染转嫁与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合理均衡。
（三）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环境效应分析不多
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环境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和FDI方面，而较少对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许多研究倾向于分析跨省的截面数据，以特定区域经济带为背景来考察环境规制、产业转移、技术创新的研究还不多。少数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也只是单方面考察产业转移对转入地经济、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同时考察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的双向影响。在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产业结构不同的背景下，我国特殊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和地方政府分权结构，导致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为，因此必须重视中国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差异及其可能导致的区域间污染产业转移问题。中国区域之间产业转移是否符合污染天堂假设，中西部地区是否会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应该强化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及执行力度的差异导致区域间产业转移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经济、环境的双向影响研究，从而有利于从宏观层面提出更合理的建议。
六、产业升级视角下环境规制绩效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要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促进产业升级是最根本的战略性措施（胡春力，2009）。产业理论表明环境规制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产业绩效而影响产业结构，然而已有研究基本都是从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企业竞争力视角来研究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很少有人立足产业升级视角进行研究。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和升级对我国环境污染是否具有影响以及影响方向等谈及不多，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定量研究则更少。
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核心（陈敦贤，2000），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规制与企业经济绩效间权衡的重要决定因素（Magat，1978）。环境EKC曲线的经济学分析也表明：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效应产生影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以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合理转移都会促进产业升级。而已有研究一定程度地证实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创新、影响产业转移，最终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环境绩效的提高，即环境规制、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以及环境规制绩效之间应该存在如图1所示的内在联系。
然而已有研究孤立地分别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环境绩效、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以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转移、技术创新，进而影响经济环境绩效进行系统研究。现有研究在探讨环境规制的绩效时，大多只关注环境规制对经济环境绩效的最终影响，而没有考虑和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具体影响机制（即主要是靠发展低污染产业还是靠技术创新实现的）和影响程度，导致得出的结论针对性、建议操作性不强。为此，需要从产业升级的特殊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行为的机理以及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微观机理，总结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分析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对实现产业升级、环境改善的作用原理；构建包含环境等多种约束因素的经济绩效综合指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和对各种工具力度进行全面衡量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在充分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是否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同时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环境双赢的实际路径是什么，深入剖析我国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主要是靠污染产业转移还是靠技术创新实现的；验证我国区域产业转移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评价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的作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大小及经验教训。通过对以上问题的验证回答，结合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优势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层面以及各地区促进产业升级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建议，进而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另文对以上问题进行系列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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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惠敏，傅涛.苏、锡、常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的关系[J].软科学，2014（1）：91-95.
[3] Xi Yang，Yang Yao.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2，74（3）：397-424.
[4] 杨昌安，李强.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会计之友，2015（3）：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