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的一篇小说，名字叫“哦，香雪”，我高中的求学时代应该叫“哦，火车”。
　　我坐了整整三年的火车。
　　我家住在牡丹江农业学校（现已更名为黑龙江省农业技术学院）,离市区很远，我必须每天乘火车往返。我现在每每和孩子们忆苦思甜，给他们讲我求学的故事来让他们“励志”.
　　那是一个交通落后、没有高速的岁月，现在二十分钟的车程，当时我们需要坐五十五分钟的火车。不，不，这个表述不够准确。我需要从家出发步行半小时到火车站，乘坐五十五分钟的火车，下火车后步行半小时才会到学校，结束一天的学习后再原路返回。
　　那时候，我们把我们这种将火车坐来坐去的学习或生活状态称之为“通勤”。我们斜挎着书包，这样背着方便以防挤掉。在火车上唧唧喳喳，拿着六元三角的带相片的季票十分骄傲。通勤大军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从远郊到近郊，从学生到工人到机关干部，甚至到赶集的农民，浩浩荡荡。“通勤”的这列火车的起点是东京城（应该是唐朝就有的名字），终点是牡丹江，那个只有几户人家叫做“三间房”的小站都要停一下。
　　在这列火车上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了我在书本在教室的窗外绝对看不到的东西。
　　通勤的火车没有像样的座位，只有简陋得顺着车厢两侧的窄窄的长条板，就姑且叫做座位，以便整个车厢都空下来，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不要想座位的事，因为我们是中途上车，而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
　　火车的灯光昏暗，上车的时候通勤的学生都在读书。我当然不例外，在火车上看书，不但没把眼睛看近视，还目光“炯炯”的。我真怀疑这列火车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我经常卖弄自己的好视力，上课的时候，时而提醒，最后一排的那位同学请把你的物理卷子合上。 “啊！”孩子们惊呼，自然是不敢再造次。
　　女伴们也往往求助我：“用你的火眼金睛看看前面的路牌。”
　　那条需要走五十五分钟的路啊，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哪里有一个弯，哪里要加速，哪里要减速，哪里会上来哪些熟悉的面孔，我们不用眼睛看，凭感觉就知道了。
　　我们站着背单词，背语文书，无须担心跌倒，因为人挨人人挤人。
　　通勤大军中年龄最小的当然是抱在爸爸妈妈怀里的孩子，最小的学生是背着沉甸甸书包满脸稚气的初一学生，他们往往钻来钻去的，到处寻找缝隙十分活跃。
　　我从高一开始通勤，自然是大孩子，因此很有几分矜持，有几分优越感。
　　若干年后，曾经看过巩俐和孙红雷主演的片子《周渔的火车》,那份情调，唤起了我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
　　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会有爱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百废待兴，工厂招工，税务银行……各行各业直接录取“大学漏”。在大学升学率只有4℅的时代，那是许多高中毕业生的好去处。
　　通勤的岁月很苦很苦，却又乐在其中，学生上车下车学习，上班的上车下车工作，没有商品房一说，也没有出租房的许可。就这样“万里长征”着，大家却是那样快乐，那样有盼头。
　　天天背一个大大的饭盒，我走到学校放在班级饭筐的最上层，往往在热饭的时候，最上层的饭盒就滑落了。于是午休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先找饭盒，找到饭盒的时候也许凉了，真的不要紧，照旧吃掉。
　　读《平凡的世界》读到孙少平躲在角落里就着雨水和泪水吃黑面饼子，禁不住泪水滂沱，苦难的青春呵……
　　农校曾经有一个很好的高中，师资很棒，可是农校子弟数量太少，久而久之，只好到市内的好学校去求学。
　　周边的农科研所、农业机械化学校，还有附近“小屯”的孩子，裹挟起一个通勤的大军。
　　从农校出发我们要经过牡丹江大桥，那是一座日伪时期修建的一座钢桥，要转过一个山头，才会到达火车站。
　　走呵说呵笑呵，无数春夏秋冬，有时爸妈接送，总感慨“这些孩子，不知道累！”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据一本书上说：梅兰芳看鸽子练眼神。我们就傻乎乎地比赛看星星。仰望星空，一直走到家门口，彼此道过再见才可以把头摆平。
　　上高中的时候，真封建，从不和男生说话，更不用说一起走了。列车途经海浪，那是空军驻军所在地，会上来几个很有军人遗传基因的男孩子，也是我们的同学，我们一定要目不斜视。装出一副“呸，有什么了不起，臭小子的样子”，其实我心里想“这些臭小子真有点小子样。”
　　通勤通勤使我们百炼成钢。我们农校的这届通勤的孩子全都考上了大学。
　　那列火车在我的生命中真实的奔驰过。那列火车总是纠缠着我的梦境。
　　那些十年修得同车行的人们还好吗?
　　二十多年过去了。
　　那个孤独的只要上车就打毛衣，长着几颗雀斑的女子好吗？那个被我们称为假小子的性别心理有点偏差的女孩，寻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了吗？
　　那对总是互相给对方占座，不在同一站下车，相亲相爱的小恋人是否终成眷属，是否相得如初？
　　那帅气的冬天穿牛仔裤扎毛线围脖的税务局的男孩现在是一怎样翩翩的中年人？
　　还有那个高傲的记者女孩呢……
　　哦，火车，生活的火车轰隆隆驰过，就在错愕之际已经来到了中年的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