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过后，胡适为何
　　“退步”了？
　　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胡适与鲁迅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观点比较一致，都认为应当同中国旧文学一样，加以彻底革新，他们都推崇西方话剧的表演形式与思想内涵。
　　但10年后，胡适似乎又与这一初衷背道而驰，转而特别支持“中国旧戏”。
　　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当然招致了鲁迅的讥讽。鲁迅与胡适最终分道扬镳，正是因为在是否支持梅兰芳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从此“新文化运动”才开始分支发展成相反的两翼，一翼向左，成为革命文艺；一翼向右，成为自由主义。
　　无须多言，以梅兰芳为焦点，鲁迅与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种种观念之争，注定是要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桩“学案”的。那么，胡适与梅兰芳的交往，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二人保持着一种怎样的人际关系呢？
　　《胡适日记》四提梅兰芳
　　其实，从胡适知道梅兰芳之名开始，就没有把他看作是那种顽固守旧的“中国旧戏”的化身；况且梅兰芳改良京剧的举措与成果举世皆知，胡适本人也深表赞赏。胡适没有把梅兰芳作为“戏剧进化史”的古老标本来研究，而是颇有些友好往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不算亲密，也至少可算作友朋之列。
　　《胡适日记》中提到“梅兰芳”的有四处，一是“1928年12月16日，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二是“1930年7月25日，梅兰芳先生来谈在美洲的情形，升谈到欧洲去的计划。我劝他请张彭春先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三是“1930年8月24日，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四是“1930年10月13日，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除此之外，还有一篇用英文写成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这篇文章的出炉，不但见证着胡适与梅兰芳的交谊，也是对其十年前的“中国戏剧改良论”的某种微妙修正。
　　梅兰芳赴美演出前
　　多次请胡适帮忙
　　原来，至迟从1929年秋开始，梅兰芳为了准备赴美演出，曾多次造访胡适，专程向他讨教有关赴美演出事宜。对于如何征服美国观众，他心里没底，请求胡适为他选戏目，在内容旨趣、艺术风格上为他做指导。据《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记载：“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力气地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妆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出国前，梅兰芳打算新排《太真外传》并试演，试演的首批观众之一，就有胡适。不仅如此，梅兰芳还曾致信，请求胡适出面，将《太真外传》的剧中情节用英、日语翻译出来，以备国外观众了解剧情之需。
　　后来，随梅兰芳赴美演出，而特别编印的英文版《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中，梅兰芳所有赴美演出剧目及剧情均有了英文译本。另一册英文版《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其内容不再是梅氏的剧照展示与剧情简介，而是一册评述梅氏戏剧艺术的英文专集，为首一篇就是胡适所撰《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盛赞梅兰芳“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更将传统剧目《思凡》的梅氏演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艺术相提并论。在包括胡适、齐如山等人的评论文章之后，该专集末尾还附录了梅兰芳首次访美演出美方赞助人名单，其中胡适的老师杜威就赫然在列。这一切都在表明，胡适对梅兰芳赴美演出不但予以支持与帮助，而且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
　　虽然胡适这篇文章对“中国旧戏”及其相关概念依然还有所提及，但对这些概念的批判力度与厌弃态度已明显有所收敛，甚至还带着某种好感与亲切感，将其纳入世界戏剧史领域，予以褒赏性质的比较研究。这一切，恐怕都与梅兰芳改良旧戏有着微妙的关联。
　　1930年上半年，梅兰芳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受到各地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获得了极大成功。1930年7月20日，梅兰芳赴美巡演顺利结束，载誉归来之际，胡适又在上海亲自参加了各界人士盛大的欢迎会，并发表欢迎演说。
　　据报道可知，梅兰芳赴美前后、返国前后，胡适都是其座上宾，而且彼此间亦是极其友好，相互赞赏的。二人这种虽无深交，却互敬友好的交谊，在1930年前后，是不乏相关史料印证的。虽然在此之后，二人并未保持高频度的交往，但从胡适晚年还在忆述中有所提及来看，胡适与梅兰芳的交谊，也可谓是君子之交，持续终生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