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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笔者认为，不仅是轻工业，在谈及中国近代教育时也不能忘记张謇这个闪亮的名字。胡适称他为“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因为他精心创办的大生集团以破产而告终，但从教育这个层面上说，他永远是个英雄，是中国教育史上大写的人！
从教育的视角来考察张謇，我们发现：首先，他是一个教育家；其次，他是一个出身科举的教育家；再次，他是一个具有状元头衔的教育家；最后，他是一个因建树卓著而在当时被公认为学界领袖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全国教育会长。这样，我们就把张謇与同时代其他志在救国救民而非从事教育的人、从事教育而未经历科举的人、经历科举而未获得功名的人、经办教育而未成为学界领袖的人清楚地区别开来了。深入研究张謇从一个立志有为的农家子成长为科场魁元，然后从科场魁元转变为新时代学界领袖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考察南通、江苏乃至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张謇的教育经历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天资聪颖，3岁开始读经，4岁即能将《千字文》朗读成诵，5岁入塾，15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但因为祖上三代都是贫民，没有人获得过功名，清代谓之“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应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经过老师联系，冒充如皋张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考中秀才，从此踏上漫漫的科举之路，也从此被张家的敲诈所裹挟，家道困顿，经多方努力，直到张謇20岁时，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恢复通州原籍。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前后历经二十六年。岁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十次（各处书院考试还不在其内），加上乡试、会试、殿试共二十二次，先后在考场中度过一百六十多天。尽管成绩不俗，但科举考试毕竟是统治者设置的象牙塔，越往上越难通过。张謇在几场关键性的考试如乡试、会试，往往连试不中。张謇家境并不富裕，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为机要文书，继而又任书院掌教。在此期间，无一日不在为科举准备。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
也许是自身求学之路颇为艰难之故吧，张謇在实业掘得第一桶金后，即推行“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的主张。张謇没有直接从事课堂教学，在他创办的一百多所学校中，他的身份是校董，但他作为教育策略的制定者，将他的教育思想渗透于他的教育管理中。
二、张謇主要教育思想
（一）确立救兴亡、开民智的教育宗旨。
张謇留心教育，始于甲午战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签订，进一步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甲午战争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以兵入手求富国强兵路线的破产。张謇在孜孜求索强国之路中深刻地意识到“窃闻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而根本之根本在教育”。他在《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写道：“中日马关约成，国势日蹙，私忧窃叹，以为政府不足责，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
张謇非常重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智未开。1903年，张謇就创办地方实业教育函江苏巡抚，提出兴教育以开民智的主张。函曰：“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开民智。顾念今日，岂唯民智不开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开悟者得有几人？”
（二）规定培养德、体、智协调发展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张謇是中国近代最先提出教育必须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家之一。1902年张謇在南通《师范章程改定例言》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人才培养目标，“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1904年他在为扶家宅家塾所写的章程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德智体三育的概念，他指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已所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
在德智体三者中，张謇特别重视德育的主导作用，认为道德是人的灵魂，是立人立学立业的根本。他强调指出，“首重道德，次则学术”，“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官商言富强，孔孟言教养。其实国未有能教、能养而不富强者，即未有不教不养而即富强者。况我国今日尤非振兴实业、教育不可以国，而教育非明道德亦不可以当教育。”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后，青年学子抛弃了四书五经，纷纷转向西方科学，形成了重学术轻道德的风气。张謇对此非常忧虑，一再呼吁要对学生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努力养成学生高尚的人格，认为“在校不能为良好之学生，出校必不能为良好之公民”。总之，张謇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一直把引导学生学会做人作为教育的第一任务。
特别要指出的是，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德智体的排序不同的是，张謇对体育十分重视，把它放在了智育之前。这当中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张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物质是第一位的，意识是第二位的，人的身体是精神的基础和依托，没有健康的体魄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心理，就不能认真学习以振兴祖国；其次，由于经济贫困，受鸦片毒害及对体育的忽视，近代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张謇深以为辱，决心雪洗国耻；最后，受到清末民初激荡的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
所谓“智育”，张謇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修身、习字等科目的习授，而是特别重视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张謇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要能自立，必须有实业知识。他说：“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因此他主张从小培养学生从事农工商业的兴趣。在他创办的通州师范附属小学中，设有社会服务机构贩卖部、儿童工作部等。
（三）提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张謇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知行并进”“学求致用”。他认为这是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知识能力向素质转化的必由之路。他强调：“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行。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学务哉？”“学必期用，用要适于地”，“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他认为真正的教育是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的教育。 张謇强调指出：“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他在筹建南通师范学校时明确规定师范生必须进行教学实习。1911年，张謇进一步明确师范生实习的重要性，提出了更高的计划要求，就是必须有实习方案（即教案）。他说：“师范数载之教养，备战之具也，修战术也。附属小学之实习，战事之经历也。方案者，作战之计划也。评论者，使识其胜负原因之果何在也。而无战之具者之不足与言战也，吾耻之；有其具而无其术者之不足与言战也，吾耻之；有其术而计划不备，练习不闻，战之后茫然于胜负之所以者，吾并耻之。”
（四）倡导从严治校、从严治学的教育方针。
张謇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中写道：“军队无放任，学校无放任，比今日世界各共和国之范例。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校败。其为国患，莫此之尤。”对于学生，张謇主张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在创办师范第一年的“年假演说”中，张謇提出：“诸生知教育何义乎？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天何为而测其缠度，地何为而辟以河渠，此干涉之大者。生铁之必数炼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此干涉之繁者。反是而思之，孰为野蛮，孰为文明？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
三、张謇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张謇所处的教育时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教育时代，是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即“教育的近代化”。所处的地域南通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但有着崇文厚德的文化传统、教育硕果累累的江北小城，接受教育是该小城最朴素的思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了张謇施展才能的最广大的空间，使之成为近代教育的先驱。
（一）宏大的社会背景。
清代教育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在继承明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但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均已出现衰微破败的迹象。清朝由于西学东渐的冲击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压力，使得旧中国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曲折道路，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教学内容而言，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官员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学习“西方”，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求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走出困境之目的；就教育制度而言，取而代之的是以既鼓励个性发展又成批量、规范化地培养各类人才为特征的近代学制；就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而言，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业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初应运而生的一批哲人大师、思想巨擘鱼贯而入，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被中国近代教育家用来构筑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石，杜威、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大家逐渐被中国教育界所认识、所接纳；就教育观念、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言，造就掌握各种新知识、新技术的专门人才，已成为各式新式教育机构创办的基本动因和追求目标，人们纷纷留学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张謇身为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深明封建教育的弊端，和杜威等教育大家的接触让他触摸到先进教育的脉搏，到蕞尔日本的考察更坚定了他改革教育的决心，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全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全国第一所纺织专科学校、全国第一所博物馆、全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全国第一所女红传习所应运而生。
（二）南通崇文厚德的文化传统的积淀。
南通历来有着崇文厚德的文化传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管子·牧民》），南通的两大特色经济——煮盐和纺织为南通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上至官宦之家，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读书明理为荣，“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的情况并不鲜见。
南通各朝各类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南通崇文厚德的民俗民风，使得一批批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名震大江南北。有得纪昀极高评价的彭大翼，有工诗善文、书法精妙的冒襄，有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更有已然筑成一座丰碑、耸立于我国历史文化长廊范氏诗文世家的赫赫存在，使南通文坛千年生机永不衰退，还有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陈大壮、李方膺等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空中熠熠闪光，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长江口北岸文化。
（三）南通教育家——胡瑗的深远影响。
南通历来崇文厚德，这一文化传统来自于一个伟人的教化，他就是宋初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胡瑗。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人称“安定先生”。胡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一名科举的失败者、吴中一隅的教书匠成就为一位执教于宋代最高学府太学的杰出教育家。他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长达2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具有特色的“苏湖教学法”。
南通作为他的故乡，受到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他的“进退合礼”为南通人所效法，他的文德双修的人格魅力对南通崇文厚德的文化性格的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800年后终于在故乡遇到知音，张謇在《如皋胡氏重修族谱序》中叹千古之幽情：“昔韩昌黎之于田横，谓旷百世犹然相感，矧距先生之世七百余年，而近先生之居仅百余里，闻先生之风，其能无慨于心？”张謇不仅仰慕胡瑗的为人，更高度赞赏他的“分斋教学法”，认为“不囿一途以为教……学者各有所得，而疏通博雅，是以朝廷重之”，“今世言教育者所宜师”。
四、张謇对江苏教育的贡献
现在江苏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位居全国第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位居全国第二（次于北京），“211大学”11所，数量全国第三，省内院士总数全国第三，江苏籍院士全国第一。可以说这种教育资源是其他任何省都无法比拟的。江苏整体发展比较均匀，并且一直注重教育，这与张謇的孜孜努力无法分开。
张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教育学会——江苏学务总会，并出任会长，会员有蔡元培、蒋炳章、黄炎培等。黄炎培出任副会长之后，处理实务，到民国建立前，已经发展了600多名会员，并一度成为同盟会的一个中心。清政府将教育学会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并建立中央教育会，由张謇出任会长。
清朝末年，张謇自己出资创办了通州师范、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现上海海洋大学）、江苏水利专科学校（现在的河海大学）、吴淞商船学校（并入大连海事大学）。同时张謇出资帮助创建中国公学（任董事长）、震旦学院（任董事）、复旦公学（任董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复旦上海医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两江总督和张謇共同筹办，张謇出任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董事会第一任董事长。
写至此，心中油然而生对张謇的无比崇敬之情。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对死者的适当纪念是知道他们做了什么，知道他们有什么作为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今天我们重温张謇的教育思想，意义就在此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从教育的视角来考察张謇，我们发现：首先，他是一个教育家；其次，他是一个出身科举的教育家；再次，他是一个具有状元头衔的教育家；最后，他是一个因建树卓著而在当时被公认为学界领袖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全国教育会长。这样，我们就把张謇与同时代其他志在救国救民而非从事教育的人、从事教育而未经历科举的人、经历科举而未获得功名的人、经办教育而未成为学界领袖的人清楚地区别开来了。深入研究张謇从一个立志有为的农家子成长为科场魁元，然后从科场魁元转变为新时代学界领袖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考察南通、江苏乃至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张謇的教育经历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天资聪颖，3岁开始读经，4岁即能将《千字文》朗读成诵，5岁入塾，15岁已修完传统的四书五经。但因为祖上三代都是贫民，没有人获得过功名，清代谓之“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应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经过老师联系，冒充如皋张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考中秀才，从此踏上漫漫的科举之路，也从此被张家的敲诈所裹挟，家道困顿，经多方努力，直到张謇20岁时，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恢复通州原籍。
张謇从小考到大魁，前后历经二十六年。岁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十次（各处书院考试还不在其内），加上乡试、会试、殿试共二十二次，先后在考场中度过一百六十多天。尽管成绩不俗，但科举考试毕竟是统治者设置的象牙塔，越往上越难通过。张謇在几场关键性的考试如乡试、会试，往往连试不中。张謇家境并不富裕，后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僚，为机要文书，继而又任书院掌教。在此期间，无一日不在为科举准备。光绪二十年（1894）春，入京会考，殿试点元，授翰林院修撰。
也许是自身求学之路颇为艰难之故吧，张謇在实业掘得第一桶金后，即推行“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的主张。张謇没有直接从事课堂教学，在他创办的一百多所学校中，他的身份是校董，但他作为教育策略的制定者，将他的教育思想渗透于他的教育管理中。
二、张謇主要教育思想
（一）确立救兴亡、开民智的教育宗旨。
张謇留心教育，始于甲午战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签订，进一步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甲午战争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以兵入手求富国强兵路线的破产。张謇在孜孜求索强国之路中深刻地意识到“窃闻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而根本之根本在教育”。他在《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写道：“中日马关约成，国势日蹙，私忧窃叹，以为政府不足责，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
张謇非常重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智未开。1903年，张謇就创办地方实业教育函江苏巡抚，提出兴教育以开民智的主张。函曰：“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开民智。顾念今日，岂唯民智不开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开悟者得有几人？”
（二）规定培养德、体、智协调发展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
张謇是中国近代最先提出教育必须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家之一。1902年张謇在南通《师范章程改定例言》中首次提出了他的人才培养目标，“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1904年他在为扶家宅家塾所写的章程中更加明确地使用了德智体三育的概念，他指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已所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
在德智体三者中，张謇特别重视德育的主导作用，认为道德是人的灵魂，是立人立学立业的根本。他强调指出，“首重道德，次则学术”，“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官商言富强，孔孟言教养。其实国未有能教、能养而不富强者，即未有不教不养而即富强者。况我国今日尤非振兴实业、教育不可以国，而教育非明道德亦不可以当教育。”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除后，青年学子抛弃了四书五经，纷纷转向西方科学，形成了重学术轻道德的风气。张謇对此非常忧虑，一再呼吁要对学生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努力养成学生高尚的人格，认为“在校不能为良好之学生，出校必不能为良好之公民”。总之，张謇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一直把引导学生学会做人作为教育的第一任务。
特别要指出的是，与人们耳熟能详的德智体的排序不同的是，张謇对体育十分重视，把它放在了智育之前。这当中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张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物质是第一位的，意识是第二位的，人的身体是精神的基础和依托，没有健康的体魄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心理，就不能认真学习以振兴祖国；其次，由于经济贫困，受鸦片毒害及对体育的忽视，近代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张謇深以为辱，决心雪洗国耻；最后，受到清末民初激荡的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
所谓“智育”，张謇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修身、习字等科目的习授，而是特别重视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张謇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要能自立，必须有实业知识。他说：“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因此他主张从小培养学生从事农工商业的兴趣。在他创办的通州师范附属小学中，设有社会服务机构贩卖部、儿童工作部等。
（三）提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张謇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知行并进”“学求致用”。他认为这是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知识能力向素质转化的必由之路。他强调：“良知之学，重在知行并行。居今之世，舍知行并进，尚安有学务哉？”“学必期用，用要适于地”，“学问兼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之法”。他认为真正的教育是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的教育。 张謇强调指出：“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他在筹建南通师范学校时明确规定师范生必须进行教学实习。1911年，张謇进一步明确师范生实习的重要性，提出了更高的计划要求，就是必须有实习方案（即教案）。他说：“师范数载之教养，备战之具也，修战术也。附属小学之实习，战事之经历也。方案者，作战之计划也。评论者，使识其胜负原因之果何在也。而无战之具者之不足与言战也，吾耻之；有其具而无其术者之不足与言战也，吾耻之；有其术而计划不备，练习不闻，战之后茫然于胜负之所以者，吾并耻之。”
（四）倡导从严治校、从严治学的教育方针。
张謇在《论严格教育旨趣书》中写道：“军队无放任，学校无放任，比今日世界各共和国之范例。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校败。其为国患，莫此之尤。”对于学生，张謇主张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在创办师范第一年的“年假演说”中，张謇提出：“诸生知教育何义乎？以教为育，便是干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蛮之事，干涉者文明之事，天何为而测其缠度，地何为而辟以河渠，此干涉之大者。生铁之必数炼而为钢也，生棉之必层制而为布也，此干涉之繁者。反是而思之，孰为野蛮，孰为文明？干涉便有约束之事，有服从之事。”
三、张謇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张謇所处的教育时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教育时代，是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即“教育的近代化”。所处的地域南通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但有着崇文厚德的文化传统、教育硕果累累的江北小城，接受教育是该小城最朴素的思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了张謇施展才能的最广大的空间，使之成为近代教育的先驱。
（一）宏大的社会背景。
清代教育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在继承明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但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均已出现衰微破败的迹象。清朝由于西学东渐的冲击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压力，使得旧中国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曲折道路，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教学内容而言，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官员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学习“西方”，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求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走出困境之目的；就教育制度而言，取而代之的是以既鼓励个性发展又成批量、规范化地培养各类人才为特征的近代学制；就教育理论、教育思想而言，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业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初应运而生的一批哲人大师、思想巨擘鱼贯而入，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被中国近代教育家用来构筑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石，杜威、夸美纽斯、赫尔巴特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大家逐渐被中国教育界所认识、所接纳；就教育观念、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言，造就掌握各种新知识、新技术的专门人才，已成为各式新式教育机构创办的基本动因和追求目标，人们纷纷留学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张謇身为清末最后一个状元，深明封建教育的弊端，和杜威等教育大家的接触让他触摸到先进教育的脉搏，到蕞尔日本的考察更坚定了他改革教育的决心，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全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全国第一所纺织专科学校、全国第一所博物馆、全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全国第一所女红传习所应运而生。
（二）南通崇文厚德的文化传统的积淀。
南通历来有着崇文厚德的文化传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管子·牧民》），南通的两大特色经济——煮盐和纺织为南通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上至官宦之家，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读书明理为荣，“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的情况并不鲜见。
南通各朝各类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南通崇文厚德的民俗民风，使得一批批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名震大江南北。有得纪昀极高评价的彭大翼，有工诗善文、书法精妙的冒襄，有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更有已然筑成一座丰碑、耸立于我国历史文化长廊范氏诗文世家的赫赫存在，使南通文坛千年生机永不衰退，还有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陈大壮、李方膺等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空中熠熠闪光，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长江口北岸文化。
（三）南通教育家——胡瑗的深远影响。
南通历来崇文厚德，这一文化传统来自于一个伟人的教化，他就是宋初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胡瑗。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人称“安定先生”。胡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一名科举的失败者、吴中一隅的教书匠成就为一位执教于宋代最高学府太学的杰出教育家。他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长达2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具有特色的“苏湖教学法”。
南通作为他的故乡，受到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他的“进退合礼”为南通人所效法，他的文德双修的人格魅力对南通崇文厚德的文化性格的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800年后终于在故乡遇到知音，张謇在《如皋胡氏重修族谱序》中叹千古之幽情：“昔韩昌黎之于田横，谓旷百世犹然相感，矧距先生之世七百余年，而近先生之居仅百余里，闻先生之风，其能无慨于心？”张謇不仅仰慕胡瑗的为人，更高度赞赏他的“分斋教学法”，认为“不囿一途以为教……学者各有所得，而疏通博雅，是以朝廷重之”，“今世言教育者所宜师”。
四、张謇对江苏教育的贡献
现在江苏省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位居全国第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位居全国第二（次于北京），“211大学”11所，数量全国第三，省内院士总数全国第三，江苏籍院士全国第一。可以说这种教育资源是其他任何省都无法比拟的。江苏整体发展比较均匀，并且一直注重教育，这与张謇的孜孜努力无法分开。
张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教育学会——江苏学务总会，并出任会长，会员有蔡元培、蒋炳章、黄炎培等。黄炎培出任副会长之后，处理实务，到民国建立前，已经发展了600多名会员，并一度成为同盟会的一个中心。清政府将教育学会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并建立中央教育会，由张謇出任会长。
清朝末年，张謇自己出资创办了通州师范、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现上海海洋大学）、江苏水利专科学校（现在的河海大学）、吴淞商船学校（并入大连海事大学）。同时张謇出资帮助创建中国公学（任董事长）、震旦学院（任董事）、复旦公学（任董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复旦上海医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两江总督和张謇共同筹办，张謇出任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董事会第一任董事长。
写至此，心中油然而生对张謇的无比崇敬之情。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对死者的适当纪念是知道他们做了什么，知道他们有什么作为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今天我们重温张謇的教育思想，意义就在此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