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离开首府南宁回到平果县新安镇布思村老家，走近那幢在百年祖宅房基平地而起且装饰一新的两层半小楼房，我总是习惯地解下行囊，一屁股就端坐在屋檐下齐整摆放着的那几块已被岁月磨得光亮的大青石上小憩片刻，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开门而入。
　　这几块宽厚几近一致的大青石，是在3年前拆除老屋时，我特地吩咐勾机手从矮小破败的小平房里“勾”出并码好以作老屋“遗物”见证的。
　　我这老屋无“墙”可言，除了隔间用的是龙须草搅和泥巴筑成的泥状篱笆墙，那风雨可侵的四周，垒起和竖着的不是青一色的乱石就是杂木锯就的厚薄不一的木板。唯独庆幸方便邻里串门的，便是那几块由父亲壮年时从田边地角或撬或抬或扛来的大青石板砌成的一步即跨的家门台阶。
　　父亲活了83岁，生在这老屋，死在这破房。
　　我爷爷死得早且死于非命，奶奶便带着年幼的父亲改嫁他人。约莫15岁那年（即1926年），父亲突然与他母亲不辞而别，独自绕山过水返回老家，草棚作屋，给人打工，或长或短，穷谋孤儿劳苦的生路，及至父亲离世时也不知他母亲身葬何处。

　　父亲一生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以至在我小学作业本上填写的“黄”姓，他硬说“田”字下面应该有“三点”。 我不知道父亲的青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直到我参加国家恢复高考的头一年，66岁的父亲在我谈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年高考”的话题时，突然哼出了这么一句：“是不是红军时期的那个邓斌？他改了名！”我说，是吗！这下子，父亲若有所思，没有语无伦次却也断断续续：“那年我听那个老哥陈忠烈（乡邻，时任果德县农民赤卫军第三营第三连连长）说的……噢，还有当年从果化冒雨来的那个赵世同（时任果德县果化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他有晚还披着蓑衣背杆汉阳造长枪来找过我……后来我还给他们通风报信……”时至今日，我虽然无法考证父亲所言的真伪，但从年龄段来看，父亲当年结识的苏区伙伴应该都是乡土同龄人。
　　1967年，50岁的母亲病故，12岁的我才懵懵懂懂知道父亲一世二婚：前妻难产而逝，留下了大姐；而作为续弦，母亲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一是她纺纱织布手脚麻利，穷苦半生；二是她对大姐总是左右不顺眼，三天两头就把惹起的无名火燃烧到父亲头上，或早或晚就把生出的闷气发泄到父亲身上。于是，每每父母“战事”发生，我和大姐二姐只能躲到一边，噤若寒蝉。而父亲手臂上的一道不短的疤痕，据说是“不敌”母亲的一次攻击——她扯下头上那把两头尖的发髻，冲过去就给自己丈夫的手臂留下永久“记号”。 后来我总听到邻居这样议论，说你家两老吵架呀，女的气如波涛，男的忍如顽石。唉！
　　父亲生前好像没什么好友，真的！要说有，只有李树堂算得上了。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夜晚，我出差路过老家，便决定去见独自守家的父亲一面。那晚我刚想躺下，就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父亲起身开门：“哦，是我树堂来啦！这么晚了，有事？”我一看，来人身材魁梧，鼻梁上架着副高度近视眼镜，不就是我的堂外公么！“老了睡不着，来找您聊聊。”外公李边说边拉一张小凳坐到了父亲在门角落用那半边铁锅架起的火灶旁。那天晚上，我听到父亲用半边铁锅爆炒花生发出的声音，也迷迷糊糊听到二老相互“喂酒”的吮吸声，当堂外公又谈及解放前夕他带领民兵如何配合县武装大队追击伪县长梁长城和伪警长农庆余这老话题时，半晌，我才依稀听到父亲略有醉意的一句：“都过去了，事都过……过去了。”
　　其实，过去的事还在后头。20年前，即1994年7月26日，当我从南宁赶到父亲的病床前，身体极度虚弱的父亲已经无法张嘴，而且一哑就是5天5夜！直到30日下午4时30分临终时，父亲不知何时留下的泪痕依然挂在消瘐的脸庞——父亲啊，您难道就真没有一点力气给您的儿子儿媳还有那9岁的孙子留下一句什么话吗？您就不能像右江河谷里的石头坐着不走吗？
　　父亲走了20年！值得欣慰的是，3年前由儿媳花光积蓄狠心建起的小楼房里，特意在宽敞的大廳摆了两件“宝”—— 家传的石磨当茶几 ，不语的石舂如石凳。魂在天堂的父亲啊，您哪会走远！这石磨石舂不正是您的化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