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了中国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发展方向。在全会公报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叫做“以开放促改革”。这句话背后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30年来，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历史的主题，犹如一对孪生姐妹，缔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一般来说，人们往往把“开放”放在“改革”之后。但从时间顺序上来说，中国的巨大变迁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偷偷约定包产到户，常常被认为是改革的起点。可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家层面上合法化，却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小岗村的道路是一个典型，代表着改革自下而上的逻辑。
　　可是，改革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逻辑是从什么开始的呢？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深圳市境内划出一小块地域，建立特区，把当时没有把握、缺乏经验、争议很大的一些改革设计，放到特区里面摸索检验。而深圳特区的特殊之处，就在依托香港、对外开放、学习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
　　后来人们一般把深圳特区的建立看作邓小平推动改革的“神来之笔”。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可能会发现这一伟大的改革实践得益于邓小平非常特殊的经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以后主要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他在“文革”末期那个内外高度隔绝的时代里，访问过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在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时间访问了美国。那时候的中国被国际封锁已经30年，包括当时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在内，中国人对新的科技革命和国外经济社会变化缺乏直观的了解。可以判断，邓小平对于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和潮流的把握，是他能够在特殊的年代，以卓越的远见，推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一。
　　从此以后，深度扩大对外开放、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和适应国际竞争，就成为了中国改革在矛盾重重中不断突围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中国在国际上再次陷入封锁，国内改革事业进入关键路口。在这个时刻，1990年初上海浦东新区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开放的深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继续以开放的态度推动改革。又过了近十年，到世纪之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经济充分面对全球市场的机遇和全球竞争的挑战，并因此激发出了巨大的活力。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逻辑。但这也许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性，而是人类社会进行重大自我革新的共性。1840年中国被英国轰开国门的时候，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和巨大的农业文明国家。“老大中国”在工业化列强无情的炮火中遽然间“开眼看世界”，才开启了痛苦、曲折而伟大的复兴过程。
　　很多学者认为，欧洲的现代化也是从“开眼看世界”起航。“十字军东征”等历史事件，不经意间让死气沉沉的西欧在与东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焕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动力，最终产生了改变世界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东方文明的震撼帮助西欧驱逐了中世纪的愚昧，“到东方去”又成为西欧开辟新航路、走向世界的起点。
　　孟子曾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来自外部的竞争和压力是内部的改革者们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动力。二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通过“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在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实现了快速崛起，而许多拉美国家由于实行相对封闭、规避竞争的“进口替代”政策最终使他们的经济面临困境。
　　今天的中国再次走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口。放眼世界，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大多数国家都跟中国一样，面临着新一轮的自我革新。尽管具体的处境和目标不同，但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重重的国内矛盾，哪个国家能够更成功地突围和创新，哪个国家就将在新世纪引导世界发展的潮流。
　　中国已经决心继续用扩大开放促进改革，而不是通过保护主义来逃避竞争、用封闭保守来固守僵化。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中国新一轮深刻的大开放，在开放之中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焕发出社会的潜力和活力。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通过建立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新自由贸易规则，来推动国内的革新，维护美国的地位。这是一场改革与开放的竞争。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也许是几百年国际关系史上最良性的一次大国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