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现代出版事业，在三十年代可说达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虽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但是进步文化蓬勃发展，其威力之大，使一切反动文化为之黯然失色。特别在上海，形成了进步文化的中心，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鼓吹抗日救国的书刊。出版社、书店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影响和销路，都很注意利用广告这个宣传工具，因此书籍广告，也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界的斗争。
　　那时，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总店设在南京，上海的分店门面也很大，但出的书反动落后、腐朽陈旧，很少有人问津。它虽然在《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几个大报上，登有定期的新书广告，但广告文字拙劣，编排单调，很少引人注目。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以它们的历史悠久和资力雄厚，而名噪于出版界。它们不论在编辑、印制和发行各方面，都有一整套传统办法和丰富经验。它们有时虽也显得行动笨重，老气横秋，但也不时振作一番，有所创新，使人刮目相看。
　　商务的“每日一书”，尽管所出的书，质量高低好坏不一，却也是出版史上很有气派的创举。它在几个大报上，每天都有固定的广告地位。格式是一个长栏，上面三分之一地位是“每日一书”，有内容介绍，文字简练；下面三分之二地位则是每周重版书书目，没有文字介绍。“每日一书”在一定时间内发售特价，这也是招徕读者购买的一个方法。
　　有些以做生意赚钱为目的的小书店，为了牟取暴利，也在广告上大做文章，耸人视听。它们的书籍广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有一个卿云图书公司，有一次忽然在所有大报的头版，以显著地位由某某“大律师”代表登出启事，声明将要出版所谓“真本金瓶梅”，发售预约；并写明倘若有人指出这不是“真本”，或加以翻印，就要由这位“大律师”代表提出诉讼云云。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删节本，骗骗人罢了，可是不明真相的读者见它说得煞有介事，就容易上当了。这和上海滩上“卖假药”的勾当是同一个性质，象这类骗人的书籍广告，为数还是不少的。
　　三十年代的出版界，真正把书籍广告当作一件严肃的工作来做，成为沟通读者与书籍之间的桥梁，那是以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即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为代表的进步出版业。
　　这三个出版社，一般都在本社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上刊登广告。杂志上的广告，大抵放在里封、底封，以及前后的衬页；书籍上的广告，大抵放在底封的衬页。每种广告大都由同类性质的书籍，合成一组，这样既可以加强读者对同类出版物的印象，也可以便于读者综合选购。这些广告的特点是：内容严肃，文字生动，形式活泼。每种广告，可以看出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大小搭配，重点突出，美观醒目，雅俗共赏，有的还配以适当插图，使得图文并茂，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这些广告的作者和设计者，虽是无名英雄，但却是杰出的书籍广告专业人才，开创了一代的书籍广告新风，应该向他们致敬。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先看《青年自学丛书》的广告。这套丛书的广告，采用两种编排形式：初出版时用综合的形式，主要是介绍丛书的出版宗旨和一、二辑的书目。以后每逢丛书中的新书出版，则用重点介绍的形式，下面开列已出各书目录。如有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禁售的书，书名仍然照开，但在书名下用小号字标出“禁售”二字。比如有一次这套丛书的广告就是这样设计的：上面是两种新书(钱亦石《产业革命讲话》、胡仲持《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下面是已出各书目录，但在钱亦石《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汉夫《政治常识讲话》和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四本书名下，印上了“禁售”字样。读者一看就清楚，国民党反动统治是如何害怕真理的传播，实施法西斯文化专制。这种形式的广告，事实上是在向国民党反动派提抗议，，然而表面上又是服从你国民党政府的“禁令”，使它无所借口；但是通过这样的广告安排，这些书在读者中的声誉就更高了。在这种场合，广告也成了战斗的武器。
　　
　　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广告的编写与设计，也是极见匠心的。整个广告的版面，左上角是全书缩印，右侧是通栏锌版书名，书名上是一条横题“现代中国的总面目”，下面是“茅盾主编”四个黑体字。版面的中心是内容介绍，又分成三种字体与形式，用长仿宋体四条：“这里有富有者的荒淫与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女性的被压迫与摧残。”用方仿宋体的也是四条：“落后阶层的麻木，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人员的腐化，土豪劣绅的横暴。”最下面是用六号老宋体的一小方块说明：“从本书十八编中所收的五百篇文章里面，可以看出现中国一日的或不仅限于此一日的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成的一个总面目”。这篇广告的文字，确实是做到了精练有力，深刻地概括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面的旧中国的面貌。这也证明当时进步出版界的书籍广告，不单纯为了“做生意”(当然这也是需要的)，而是配合进步书籍的出版，起到了战斗的作用。
　　
　　书籍广告，不仅内容文字要写得好，还必须讲究编排设计的新颖活泼。有些人认为这种技巧问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开列一篇书目，顶多加点介绍就行了，谁都能做。这完全错了。看看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就知道当时是多么重视编排设计的技巧。有一套《妇女生活丛书》，出了四本书，登了两次广告，设计就各有不同。一次是以《新妇女论》和《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为重点，版面上端用了一幅插图：一个精疲力竭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铁链，链端是三个大铁球，铁球上分别写着“无权利”、“厨房”、“迷信”的字样；妇女身边还有一个瘦小赤脚的孩子。另一次是以《在德国女牢中》为重点，书名上端就改用了一个青年妇女关在铁窗中的插图。同样的四本书，而广告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选配的插图也各具特点，鲜明地表达了妇女所遭遇的苦难和迫害。技巧也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文学作品做广告，要有文学意味和文学笔调，不能只是一般的内容介绍。鲁迅为《海上述林》、《铁流》、《死魂灵》和《八月的乡村》等书所写的广告，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看就知出自大家手笔，因此脍炙人口，传诵一时。《世界文库》出了不少文学名著译本，广告也做得很精彩，例如《俄国短篇小说集》的广告：“这里有不可挽救的精神的忏悔，有为残酷的生活所鞭挞的沉痛的哀诉；这里，可以使人领味到一种悱恻的诗意，同时也可以使人在深沉的愁郁中，感到要推破这黑暗世界的冲动。总之，这是一本把革命前俄国各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心情、幻灭和希望，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的杰作选集。”又如《小鬼》的广告：“梭罗古勃是一个诗人，他的小说也是充满了诗的趣味的。《小鬼》对于他那时代是描写得如何的深刻呵。他虽不多写长篇，而这一个长篇却是不朽的；格调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斯退夫斯基们不同，而其精神却依旧是彻头彻尾的俄国的。”应该说，这些已经不是广告，而是出色的文学短论了。在三十年代写得这样好的广告文字，还可以举出许多来，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对当时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许多广告至今使人印象犹深。今天出版界的同志们，不少是三十年代的过来人，但是更多的是解放后参加出版工作的，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对他们来说，也还可以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作为出版史料或文献，集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