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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增強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021年5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中州学刊杂志社协办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新乡召开。来自全国50多所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理论建构、转化路径、转化机制以及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等维度，展开了多元化、多视角的学术研讨，积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贡献学术智慧。
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理论建构
与会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学理基础探讨，主要涉及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观念的反思、传统文化滋育现代精神的具体论证、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多视角探讨、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构建四个方面。
第一，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观念的整体性反思。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在《从文化发展观看非遗保护与利用的观念问题》的主题发言中对20年来非遗保护中的五个观念进行了反思。一是文化基因论的困惑。非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已成为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但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什么，由哪些要素构成？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维度，都很难对其界定和提炼。用文化“基因”来定义非遗，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二是非遗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与动态性问题。本真性强调原汁原味的保护，动态性强调非遗的变化发展，两者存在矛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把握本真性和动态性的具体尺度。三是生产性保护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保护非遗项目，是中国对非遗保护工作的一大贡献，但并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可以采用生产性保护，比如民间文学类非遗。四是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的分工问题。我国在非遗保护过程中，传承主体往往被疏忽。作为非遗保护主体的政府部门应在项目自我运转后适时退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长久之计。五是活态性与保护层次的问题。并非所有项目都适合活态性保护，一些项目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消亡，与其耗费精力去做“活态”保护，还不如做好立体记录，归入档案，供后人研究或恢复。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民族艺术》主编许晓明研究员认为郑教授提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当今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目前学界需要开拓的研究空间。
第二，传统文化滋育现代精神的具体论证。郑州大学副教授程勇真认为，先秦时期的帝墟文化滋育了中国文化重“根”、重“生”、重“古”、重“久”的精神。延安大学崔海亮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相关论述，高度警惕“被现代化”“被西化”的中国文化处境，保持清醒的“寻根意识”和文化自我更新的主体意识，有着坚定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运城学院副教授张丽认为，“诚”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既是本体论的范畴，关系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又内含道德思想、政治伦理、心灵超越、审美等多个方面，是相对开放的阐释系统。对“诚”的现代性反思有利于探索儒学优秀思想在现代世界的发展，对现代伦理道德思想、教育理念有启发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生楚惬认为，堪舆学说蕴含着“土高水深，郁草茂林”的自然生态美学精神、与人体自身相映照的生命美学精神以及阴阳宅邸选址与景观建造的建筑美学精神，三者相互影响，和谐共处。该议题深入发掘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生命，接续了现代精神的根脉。
第三，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多视角探讨。湖北美术学院吴继金教授论证了非遗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政府要统筹规划，广泛开展非遗培训工作，创新非遗产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充分拓展非遗产品的销售渠道，积极探索非遗扶贫的有效途径。湖北经济学院涂爱荣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德精髓能够成为现代公民价值观的深厚基础，应结合时代特征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西华师范大学蒋玉斌教授认为，清代川戏的兴盛与四川民俗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清代川戏不仅具有戏曲史和民俗史的双重文献价值，而且一定程度地改变着四川的民俗。贵州理工学院副教授袁小松认为，以贵州茅台镇为代表的黔北赤水河流域，在酿酒文化的复苏与兴盛过程中，恢复并隆重举行了以祭水、祭麦、祭酒为代表的祭祀活动，这些文化事象呈现了庄严的仪式感，强化了当地民众对生态的敬畏意识，激发了当地民众的生态自觉，凝聚了当地民众的生态保护共识，呈现出丰富的生态价值。该议题深入挖掘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功能，深化了民族文化自信。
第四，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构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张然博士以《文心雕龙》的应用与传播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杜晓杰认为，传统文艺的危机在本质上是场域危机，从内部场域来看，传统文艺内在的生命力不断衰减，危及场域存续;从外部场域来看，传统文艺被“经济场”不断挤压，在文化系统中边缘化，逐渐从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淡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艺的危机，必须重振传统文艺的内在更生力，提升场域本身的生命活性，优化传统文艺场域与其他文化“次场”的关系，打通传统文艺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耿晓辉博士认为，饶宗颐的“太和诗学”与“行上词学”共同构筑了其以“道”“元气”而论诗词、文学的理论基础，完成了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变，对现代文艺理论的完善颇具启发意义。河南科技大学霍纪超博士认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只是梁实秋借以实现中国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一个桥梁，借助这个桥梁，梁实秋有选择地继承程朱理学心性论，改变其言说方式，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生关联。该议题专注于传统文艺现代转化的理论建构，对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路径
与会学者对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路径的探讨，具体涉及传统文艺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传统文化在新媒介时代的传播策略、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地方路径等议题。
第一，传统文艺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北京师范大学色音教授以内蒙古乌兰牧骑对民间艺术进行传承与创新的成功经验为例，提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建议：筹建面向全国和全世界演艺市场的中国特色演艺公司，尽早占领国内外高端文艺演出市场;在节目编排上应对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不断地进行挖掘、整理、开拓和创新，以新的形式传承弘扬民间艺术;表演形式要结合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加入新技术、新元素，突破原有演出形式，使民族民间文艺在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得以多样化地可持续发展。许晓明研究员指出，乌兰牧骑文艺传播方式作为文化传承模式的成功范例，可为当代流动性社会的文化传承、传播、变迁等提供有益参照。 第二，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从查针梁子说起，具体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表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努力。他指出，查针梁子作为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表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五彩绚烂的多民族文化铸就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研究中华文化务必重视“两河流域”文化，多民族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整合精神，善于在汲取多元文化中发扬光大;东西互动、南北交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传统文化在新媒介时代的传播策略。安阳师范学院张娜老师认为，新时代“黄河故事”的建构与传播，应根植黄河文化，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形式记录黄河历史与黄河人物，通过跨平台与融产业整合资源，实现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灿烂的黄河文明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绽放异彩。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刘丽珺以《唐宫夜宴》为例，论述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如何通过现代媒介场域实现重塑。山东理工大学齐立森老师认为，在当代社会，淄博应从国际化创意与琉璃产品设计、数字化传承与琉璃文化推广、融合性发展与琉璃产业振兴等方面传承发展琉璃文化，借助琉璃文化的影视化传播优势，达到淄博城市形象构建的根本目的。该议题重点关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媒介力量，对于通过新媒介唤醒、传播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四，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地方路径。西藏大学赵文琪博士介绍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构想，从传统性、生活性、共享性三个方面论述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许安琪同学通过对陕西省11个地市级博物馆文博资源转化效率的样本分析，探究新时代影响文博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因素，建议相关部门从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加强数字化管理与共享、健全合理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发展文博旅游等方面做出努力。西安工程大学张议文同学总结了安塞民间绘画数字博物馆在传播渠道、内容创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究了新媒体时代数字媒介在民间美术遗产传承与保护中的技术支持与理论支撑问题。该议题分享了不同区域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具体状况和成功经验，为其他区域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三、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利用
与会学者对于传统文化资源当代利用的探讨，具体涉及非遗产业化的路径甄选与经验分享、文化资源符号价值开发与利用的多领域尝试、艺术乡建的学术探讨与实践探索、文旅融合案例分享与开发模式总结等方面。
第一，非遗产业化的路径甄选与经验分享。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教授介绍了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在非遗进校园和帮助基层单位开展非遗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分析了非遗传承保护的现实困境，提出“手工艺品进景区”“表演类非遗项目进景区展演”“开发非遗与旅游结合的游学项目”等可能是非遗产业化的有效路径。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李雪峰认为，非遗产业化在当下显得非常紧迫而可行，实现非遗产业化的途径主要包括发展文化旅游、组建现代企业、开设电视栏目或组建文艺演出团体、创办创意开发公司等。四川轻化工大学梁川教授以自贡灯会产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例，探讨了创意在节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业性转化是包括灯会和彩灯在内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有效传承的重要路径，只有通过市场提升文化遗产传承的经济效益，通过产品维系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环境，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有效实现现代转化。广西艺术学院裴龙博士认为，京族哈节文化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的关键，在于找到文化传承与产业化开发的“黄金分割点”，保护可以传承的部分，开发可以利用的价值，实现京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功能转变与结构重组，培养与保护主体传承人，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市场结合进行可接受范围内的开发利用。昆明理工大学龚建成同学以云南纳西族东巴纸文化内涵的变迁为例，探究了族群艺术在旅游时代的现代化重构，思考了族群文化变迁中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天津社会科学院沈楠认为，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传承和发展戏曲艺术需要区别对待，做到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相结合。对于稀有剧种，需要政府继续输血，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对于具有一定市场能力的剧种，需要通过市场化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并通过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其内在的活力，扩展其生存空间。专家们一致认为，产业性转化是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有效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文化资源符号价值开发与利用的多领域尝试。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博士以三江侗族自治县农民画的发展与传承为例，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建构：提炼原有文化资源的符号元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其融入文化旅游产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文化符号价值的再利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曾征博士认为，应主动对傩面具等民间信仰或宗教类非遗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提取和归纳，以创意产品为媒介，激活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盐城工学院副教授孙志芹认为，宋锦的传统织造技艺进行现代化转型是必然的，但转型不应使原生态传统丝织技艺消失，宋锦的活态化传承需要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化生产，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设计作品。广西科技大学蔡青教授从色彩、图案、构图、材料等角度对贵州丹寨县和织金县这两个苗族聚居生活地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蜡染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贵州蜡染的视觉特点和艺术价值。专家一致认为，传统文化资源符号价值的开发与利用，将是传统文艺焕发新生命的重要途径。
第三，傳统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学术探讨与实践探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博士指出，乡村振兴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学者们聚焦现实，从学理上积极探索如何将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资源，研究的终极指向都是艺术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晓宇阐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鹧鸪戏的传承变迁与山东乡村文化产业相融合的过程及实践经验，认为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稳定有序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拾远离的“乡村语境”，对乡村文化进行生态重塑，更符合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姝曼博士后在对“‘上善若水’艺术龙舟行动”调研过程中发现，创造“新民俗”作为艺术乡建的创意切口、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为修复和重塑逐渐淡漠的礼俗社会提供了诸多可能。
第四，文旅融合案例分享与开发模式总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经济合作局陈旭龙主任，分享了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以陶瓷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沿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为我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利用与保护提供了成功案例。四川大学副教授李倩倩提出，煤矿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不仅体现于矿井、厂房、设备等遗存作为见证物的价值，它们更是特定时期工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载体，与几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也应将其纳入“原址保护”的范畴。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契机下，如何让依旧居住在遗产地的居民继续在原址更好地生活下去，让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保存矿区特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将是工业遗产保护中的重要议题。河南师范大学尉富国老师以淮阳县和浚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泥泥狗”“泥咕咕”的传承与发展为例，探讨了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指出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的整合与对接是实现非遗现代传承的有效途径，与博物馆模式相比，原生态民俗村模式是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平衡的有效开发模式。昆明理工大学慈湘同学认为，云南民族村立足于云南省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成为复制型民族文化旅游村、非遗产业化的典型，成为云南旅游的符号化代表。
此外，韩宇宏、朱逸宁、董小华、黄敦兵、王俊彬、高丽等学者还就文化整体观、非遗进校园、非遗传承人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是当代文化创造、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路径、加快转化的步伐势在必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项长久的工作，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这次会议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凤娟，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新乡 453007）。
责任编辑：一 鸣
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理论建构
与会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学理基础探讨，主要涉及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观念的反思、传统文化滋育现代精神的具体论证、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多视角探讨、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构建四个方面。
第一，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观念的整体性反思。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在《从文化发展观看非遗保护与利用的观念问题》的主题发言中对20年来非遗保护中的五个观念进行了反思。一是文化基因论的困惑。非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已成为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但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什么，由哪些要素构成？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维度，都很难对其界定和提炼。用文化“基因”来定义非遗，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二是非遗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与动态性问题。本真性强调原汁原味的保护，动态性强调非遗的变化发展，两者存在矛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把握本真性和动态性的具体尺度。三是生产性保护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保护非遗项目，是中国对非遗保护工作的一大贡献，但并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可以采用生产性保护，比如民间文学类非遗。四是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的分工问题。我国在非遗保护过程中，传承主体往往被疏忽。作为非遗保护主体的政府部门应在项目自我运转后适时退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长久之计。五是活态性与保护层次的问题。并非所有项目都适合活态性保护，一些项目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消亡，与其耗费精力去做“活态”保护，还不如做好立体记录，归入档案，供后人研究或恢复。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民族艺术》主编许晓明研究员认为郑教授提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当今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目前学界需要开拓的研究空间。
第二，传统文化滋育现代精神的具体论证。郑州大学副教授程勇真认为，先秦时期的帝墟文化滋育了中国文化重“根”、重“生”、重“古”、重“久”的精神。延安大学崔海亮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相关论述，高度警惕“被现代化”“被西化”的中国文化处境，保持清醒的“寻根意识”和文化自我更新的主体意识，有着坚定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运城学院副教授张丽认为，“诚”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既是本体论的范畴，关系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又内含道德思想、政治伦理、心灵超越、审美等多个方面，是相对开放的阐释系统。对“诚”的现代性反思有利于探索儒学优秀思想在现代世界的发展，对现代伦理道德思想、教育理念有启发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生楚惬认为，堪舆学说蕴含着“土高水深，郁草茂林”的自然生态美学精神、与人体自身相映照的生命美学精神以及阴阳宅邸选址与景观建造的建筑美学精神，三者相互影响，和谐共处。该议题深入发掘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生命，接续了现代精神的根脉。
第三，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多视角探讨。湖北美术学院吴继金教授论证了非遗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政府要统筹规划，广泛开展非遗培训工作，创新非遗产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充分拓展非遗产品的销售渠道，积极探索非遗扶贫的有效途径。湖北经济学院涂爱荣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德精髓能够成为现代公民价值观的深厚基础，应结合时代特征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西华师范大学蒋玉斌教授认为，清代川戏的兴盛与四川民俗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清代川戏不仅具有戏曲史和民俗史的双重文献价值，而且一定程度地改变着四川的民俗。贵州理工学院副教授袁小松认为，以贵州茅台镇为代表的黔北赤水河流域，在酿酒文化的复苏与兴盛过程中，恢复并隆重举行了以祭水、祭麦、祭酒为代表的祭祀活动，这些文化事象呈现了庄严的仪式感，强化了当地民众对生态的敬畏意识，激发了当地民众的生态自觉，凝聚了当地民众的生态保护共识，呈现出丰富的生态价值。该议题深入挖掘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功能，深化了民族文化自信。
第四，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理论构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张然博士以《文心雕龙》的应用与传播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杜晓杰认为，传统文艺的危机在本质上是场域危机，从内部场域来看，传统文艺内在的生命力不断衰减，危及场域存续;从外部场域来看，传统文艺被“经济场”不断挤压，在文化系统中边缘化，逐渐从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淡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艺的危机，必须重振传统文艺的内在更生力，提升场域本身的生命活性，优化传统文艺场域与其他文化“次场”的关系，打通传统文艺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耿晓辉博士认为，饶宗颐的“太和诗学”与“行上词学”共同构筑了其以“道”“元气”而论诗词、文学的理论基础，完成了传统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变，对现代文艺理论的完善颇具启发意义。河南科技大学霍纪超博士认为，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只是梁实秋借以实现中国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一个桥梁，借助这个桥梁，梁实秋有选择地继承程朱理学心性论，改变其言说方式，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生关联。该议题专注于传统文艺现代转化的理论建构，对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路径
与会学者对于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路径的探讨，具体涉及传统文艺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传统文化在新媒介时代的传播策略、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地方路径等议题。
第一，传统文艺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具体路径。北京师范大学色音教授以内蒙古乌兰牧骑对民间艺术进行传承与创新的成功经验为例，提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建议：筹建面向全国和全世界演艺市场的中国特色演艺公司，尽早占领国内外高端文艺演出市场;在节目编排上应对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不断地进行挖掘、整理、开拓和创新，以新的形式传承弘扬民间艺术;表演形式要结合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加入新技术、新元素，突破原有演出形式，使民族民间文艺在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得以多样化地可持续发展。许晓明研究员指出，乌兰牧骑文艺传播方式作为文化传承模式的成功范例，可为当代流动性社会的文化传承、传播、变迁等提供有益参照。 第二，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力。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从查针梁子说起，具体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表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努力。他指出，查针梁子作为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表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五彩绚烂的多民族文化铸就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研究中华文化务必重视“两河流域”文化，多民族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整合精神，善于在汲取多元文化中发扬光大;东西互动、南北交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传统文化在新媒介时代的传播策略。安阳师范学院张娜老师认为，新时代“黄河故事”的建构与传播，应根植黄河文化，采用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形式记录黄河历史与黄河人物，通过跨平台与融产业整合资源，实现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灿烂的黄河文明在新的历史舞台上绽放异彩。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刘丽珺以《唐宫夜宴》为例，论述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如何通过现代媒介场域实现重塑。山东理工大学齐立森老师认为，在当代社会，淄博应从国际化创意与琉璃产品设计、数字化传承与琉璃文化推广、融合性发展与琉璃产业振兴等方面传承发展琉璃文化，借助琉璃文化的影视化传播优势，达到淄博城市形象构建的根本目的。该议题重点关注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媒介力量，对于通过新媒介唤醒、传播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四，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地方路径。西藏大学赵文琪博士介绍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构想，从传统性、生活性、共享性三个方面论述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许安琪同学通过对陕西省11个地市级博物馆文博资源转化效率的样本分析，探究新时代影响文博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因素，建议相关部门从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加强数字化管理与共享、健全合理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发展文博旅游等方面做出努力。西安工程大学张议文同学总结了安塞民间绘画数字博物馆在传播渠道、内容创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究了新媒体时代数字媒介在民间美术遗产传承与保护中的技术支持与理论支撑问题。该议题分享了不同区域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具体状况和成功经验，为其他区域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三、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利用
与会学者对于传统文化资源当代利用的探讨，具体涉及非遗产业化的路径甄选与经验分享、文化资源符号价值开发与利用的多领域尝试、艺术乡建的学术探讨与实践探索、文旅融合案例分享与开发模式总结等方面。
第一，非遗产业化的路径甄选与经验分享。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教授介绍了近年来河南师范大学在非遗进校园和帮助基层单位开展非遗保护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分析了非遗传承保护的现实困境，提出“手工艺品进景区”“表演类非遗项目进景区展演”“开发非遗与旅游结合的游学项目”等可能是非遗产业化的有效路径。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李雪峰认为，非遗产业化在当下显得非常紧迫而可行，实现非遗产业化的途径主要包括发展文化旅游、组建现代企业、开设电视栏目或组建文艺演出团体、创办创意开发公司等。四川轻化工大学梁川教授以自贡灯会产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例，探讨了创意在节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业性转化是包括灯会和彩灯在内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有效传承的重要路径，只有通过市场提升文化遗产传承的经济效益，通过产品维系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环境，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有效实现现代转化。广西艺术学院裴龙博士认为，京族哈节文化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的关键，在于找到文化传承与产业化开发的“黄金分割点”，保护可以传承的部分，开发可以利用的价值，实现京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功能转变与结构重组，培养与保护主体传承人，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市场结合进行可接受范围内的开发利用。昆明理工大学龚建成同学以云南纳西族东巴纸文化内涵的变迁为例，探究了族群艺术在旅游时代的现代化重构，思考了族群文化变迁中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天津社会科学院沈楠认为，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传承和发展戏曲艺术需要区别对待，做到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相结合。对于稀有剧种，需要政府继续输血，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对于具有一定市场能力的剧种，需要通过市场化进一步增强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并通过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其内在的活力，扩展其生存空间。专家们一致认为，产业性转化是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有效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文化资源符号价值开发与利用的多领域尝试。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博士以三江侗族自治县农民画的发展与传承为例，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建构：提炼原有文化资源的符号元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其融入文化旅游产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文化符号价值的再利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曾征博士认为，应主动对傩面具等民间信仰或宗教类非遗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提取和归纳，以创意产品为媒介，激活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盐城工学院副教授孙志芹认为，宋锦的传统织造技艺进行现代化转型是必然的，但转型不应使原生态传统丝织技艺消失，宋锦的活态化传承需要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化生产，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设计作品。广西科技大学蔡青教授从色彩、图案、构图、材料等角度对贵州丹寨县和织金县这两个苗族聚居生活地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蜡染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贵州蜡染的视觉特点和艺术价值。专家一致认为，传统文化资源符号价值的开发与利用，将是传统文艺焕发新生命的重要途径。
第三，傳统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学术探讨与实践探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博士指出，乡村振兴成为中国艺术人类学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学者们聚焦现实，从学理上积极探索如何将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资源，研究的终极指向都是艺术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晓宇阐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鹧鸪戏的传承变迁与山东乡村文化产业相融合的过程及实践经验，认为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稳定有序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拾远离的“乡村语境”，对乡村文化进行生态重塑，更符合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姝曼博士后在对“‘上善若水’艺术龙舟行动”调研过程中发现，创造“新民俗”作为艺术乡建的创意切口、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为修复和重塑逐渐淡漠的礼俗社会提供了诸多可能。
第四，文旅融合案例分享与开发模式总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经济合作局陈旭龙主任，分享了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以陶瓷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沿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为我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利用与保护提供了成功案例。四川大学副教授李倩倩提出，煤矿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不仅体现于矿井、厂房、设备等遗存作为见证物的价值，它们更是特定时期工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载体，与几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也应将其纳入“原址保护”的范畴。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契机下，如何让依旧居住在遗产地的居民继续在原址更好地生活下去，让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保存矿区特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将是工业遗产保护中的重要议题。河南师范大学尉富国老师以淮阳县和浚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泥泥狗”“泥咕咕”的传承与发展为例，探讨了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的互动关系，指出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的整合与对接是实现非遗现代传承的有效途径，与博物馆模式相比，原生态民俗村模式是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平衡的有效开发模式。昆明理工大学慈湘同学认为，云南民族村立足于云南省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成为复制型民族文化旅游村、非遗产业化的典型，成为云南旅游的符号化代表。
此外，韩宇宏、朱逸宁、董小华、黄敦兵、王俊彬、高丽等学者还就文化整体观、非遗进校园、非遗传承人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是当代文化创造、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路径、加快转化的步伐势在必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项长久的工作，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这次会议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凤娟，女，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新乡 453007）。
责任编辑：一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