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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的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葛兰西批判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机械论倾向，重新提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是其创立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实践哲学；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12 — 02
葛兰西是“最近五十年中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这种独创性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方面。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的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各种“正统”倾向严重污染了，因此，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已经不足以表达它的真正理论内涵，只有“实践哲学”才最恰当的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过，葛兰西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在葛兰西看来：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倾向是实践哲学最危险的敌人。布哈林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是实践哲学的官方指定教材。葛兰西认为：“正统”倾向的实质是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对实践哲学进行修正，试图使实践哲学更加“科学化”，布哈林因此成为葛兰西批判的主要对象。
布哈林在《通俗手册》中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两部分：“系统哲学”和社会学，这种划分是其思想上机械论倾向的表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布哈林只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去理解“物质”的概念，把其界定为“具有广延性，在空间占有位置，可以为我们的外部感官所感知”〔2〕。实践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关心物质的自然属性，它关心的是物质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例如，电作为一种自然力量早就存在，但是在没有被人发现之前在历史上是不起作用的。电是作为由人支配并被人归并到物质生产力的总和中去的一个生产要素，是特定社会力量属性的一个客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漫长而艰难的发展所证明的”。这句话说明“为了证明客观实在，就必须求助于历史和人”。实际上，并不存在超然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客观总是指“人的客观”，它同“历史的客观”相符合。即：“客观的”意味着“普遍主观的”。客观性本质上是一种约定性，是一种出于历史—文化的建构，由于这种规定被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客观的。“如果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就不能理解实践哲学，不能理解上层建筑学说的重要性”〔3〕。
《通俗手册》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才是布哈林真正想表达的内容。“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情况决不抹煞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4〕。这表明布哈林试图把实践哲学还原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葛兰西对社会学的理解是：“它以一种进化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创造出一种历史和政治科学的方法”，“它企图根据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历史的、政治的事实提供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所以，它企图用预言橡树将从橡果种子中长出来的方式，实验的推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因此，社会学的根据是庸俗进化论，它不了解从量到质的发展过程的规律。实际上，任何社会学都预设了一种哲学作为基础，社会学从属于更广阔的哲学认识，不能把社会学的特殊逻辑和一般的理论逻辑混淆起来。基于经验的统计规律基础上的社会学有它特定的价值，但是如果把统计学扩展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中，用它来推算政治未来的前景和行动纲领时则是无效的。这表明：“社会学的全部本质问题都是政治科学问题”。因此，布哈林写作《通俗手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决定如何表达政治科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而不是社会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布哈林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某种形式的社会学，是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退化倾向。
二、对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重新思考
布哈林犯错误的根源在于其思想上的机械论倾向，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的最大表现反映在如何处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体现了实践哲学的全部原理。但是对这个事关全局的理论陈述，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大多散布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这导致了后人对它的解释出现了分歧。在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基础始终处在决定性的地位，上层建筑只是基础的被动的反映。这种简单化和宿命化的理解歪曲了实践哲学的革命原则。
因此，葛兰西提出要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葛兰西并不否认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变化之前，会出现文化改革，即下层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吗？因此，智力和道德的改革必须同一种经济改革计划联系在一起。而且，经济计划改革正是一切智力和道德改革出现的具体形式”[P133]，这表明葛兰西还是受到一切“最终的”制约因素的限制而对历史保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正统解释。但是，葛兰西的创新之处在于：这种“决定性”作用是总体性的，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总和”是基础的“总和”的反映，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基础一旦发生变化而上层建筑马上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而这正是布哈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坚持的经济主义的逻辑。葛兰西写道“人们的基本活动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建立和发展经济生产机构和更新经济基础。但不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层建筑可以任其偶然的、孤立的、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主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每一个波动都可被表达和解释成是基础的直接表现，这是理论上的原始的幼稚病”。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的关系构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真正辩证过程。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要静止的确立基础总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在基础的整个发展过程完成后才能对它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第二，并不是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直接决定的。政治行为可能是由偶然因素影响而发生的；第三，在特定历史时期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 葛兰西强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不过出于对经济主义的强烈反感，葛兰西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在葛兰西看来，社会生活固然是以经济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生产活动不会是自动生成和自发进行的，它既需要利益的驱使也需要激情的投入。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往往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与正统派相比，葛兰西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葛兰西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在考察这些变革的时候，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这说明：马克思本人把社会变革划分为两种：一是生产的经济条件发生的物质变革，一是意识形态的变革，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既不能把实践哲学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主义，也不能忘记上层建筑本身固有的政治作用。只有辨证的看问题，才能确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三、实践哲学与领导权
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重新界定不仅出于纯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它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
领导权是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葛兰西指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统治：一是统治的方式，其特征是强制和暴力；二是领导权的方式，其特征是积极的认同。领导权的概念说明：一个经济阶级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宰制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和物质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凝结为文化上的优势，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这是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贡献。葛兰西通过对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重新解释突出了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为葛兰西创立领导权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葛兰西在入狱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两种革命”的思想：一是经济事实引发的革命，一是思想、意识和正确路线引发的革命〔6〕。葛兰西一直相信上层建筑的革命性，给予了后者经常的、优先的关注。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卡塔希斯”来指称意识形态的变革。这个术语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本义是指净化情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观众在古代悲剧的演出中经常受到这种感染，从而进化卑鄙的热情。葛兰西高度创造性的使用了这个词，指的是政治意识的获得，“卡塔希斯这一术语指的是从纯粹经济的要素到伦理——道德的要素的过渡，也可以说是从基础到人们头脑中的上层建筑的更高层级的思想构建”，因此，“基础不再是把人压碎，使之归化其中并使之消极的外部力量，它变成了自由的一种手段，变成了创造出一种新的伦理——政治形式和新的创造源泉的一种工具。在我看来：建立卡塔希斯要素是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这段话启发我们看到其中包含的认识论价值，正是这个原则出发葛兰西创立了领导权理论。在葛兰西看来，在革命化阶级和政治关系之前，革命者首先要把人本身革命化，使他的思想和感受方式革命化。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获得成功，首要任务就在于要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使得它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取代他们以前的观念，从而获得他们最广泛的同意和支持。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同时又是领导阶级。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实际上是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提供的一种新型革命策略，这也是葛兰西探讨实践哲学的根本思想动机。
〔参 考 文 献〕
〔1〕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2.
〔2〕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何国贤，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50.
〔3〕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and trans.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
[关键词]实践哲学；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4 — 0012 — 02
葛兰西是“最近五十年中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这种独创性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方面。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实践哲学”的术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各种“正统”倾向严重污染了，因此，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已经不足以表达它的真正理论内涵，只有“实践哲学”才最恰当的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过，葛兰西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在葛兰西看来：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倾向是实践哲学最危险的敌人。布哈林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是实践哲学的官方指定教材。葛兰西认为：“正统”倾向的实质是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对实践哲学进行修正，试图使实践哲学更加“科学化”，布哈林因此成为葛兰西批判的主要对象。
布哈林在《通俗手册》中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两部分：“系统哲学”和社会学，这种划分是其思想上机械论倾向的表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布哈林只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去理解“物质”的概念，把其界定为“具有广延性，在空间占有位置，可以为我们的外部感官所感知”〔2〕。实践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它不关心物质的自然属性，它关心的是物质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例如，电作为一种自然力量早就存在，但是在没有被人发现之前在历史上是不起作用的。电是作为由人支配并被人归并到物质生产力的总和中去的一个生产要素，是特定社会力量属性的一个客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漫长而艰难的发展所证明的”。这句话说明“为了证明客观实在，就必须求助于历史和人”。实际上，并不存在超然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客观总是指“人的客观”，它同“历史的客观”相符合。即：“客观的”意味着“普遍主观的”。客观性本质上是一种约定性，是一种出于历史—文化的建构，由于这种规定被人们普遍接受而成为客观的。“如果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就不能理解实践哲学，不能理解上层建筑学说的重要性”〔3〕。
《通俗手册》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才是布哈林真正想表达的内容。“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情况决不抹煞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4〕。这表明布哈林试图把实践哲学还原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不是社会学理论。葛兰西对社会学的理解是：“它以一种进化论实证主义的方法，去创造出一种历史和政治科学的方法”，“它企图根据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历史的、政治的事实提供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所以，它企图用预言橡树将从橡果种子中长出来的方式，实验的推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因此，社会学的根据是庸俗进化论，它不了解从量到质的发展过程的规律。实际上，任何社会学都预设了一种哲学作为基础，社会学从属于更广阔的哲学认识，不能把社会学的特殊逻辑和一般的理论逻辑混淆起来。基于经验的统计规律基础上的社会学有它特定的价值，但是如果把统计学扩展到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中，用它来推算政治未来的前景和行动纲领时则是无效的。这表明：“社会学的全部本质问题都是政治科学问题”。因此，布哈林写作《通俗手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决定如何表达政治科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而不是社会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问题。布哈林把唯物史观归结为某种形式的社会学，是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退化倾向。
二、对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重新思考
布哈林犯错误的根源在于其思想上的机械论倾向，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的最大表现反映在如何处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体现了实践哲学的全部原理。但是对这个事关全局的理论陈述，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大多散布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这导致了后人对它的解释出现了分歧。在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基础始终处在决定性的地位，上层建筑只是基础的被动的反映。这种简单化和宿命化的理解歪曲了实践哲学的革命原则。
因此，葛兰西提出要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葛兰西并不否认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地位变化之前，会出现文化改革，即下层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吗？因此，智力和道德的改革必须同一种经济改革计划联系在一起。而且，经济计划改革正是一切智力和道德改革出现的具体形式”[P133]，这表明葛兰西还是受到一切“最终的”制约因素的限制而对历史保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正统解释。但是，葛兰西的创新之处在于：这种“决定性”作用是总体性的，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总和”是基础的“总和”的反映，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基础一旦发生变化而上层建筑马上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而这正是布哈林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坚持的经济主义的逻辑。葛兰西写道“人们的基本活动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建立和发展经济生产机构和更新经济基础。但不应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层建筑可以任其偶然的、孤立的、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主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每一个波动都可被表达和解释成是基础的直接表现，这是理论上的原始的幼稚病”。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的关系构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真正辩证过程。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要静止的确立基础总是十分困难的。只有在基础的整个发展过程完成后才能对它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第二，并不是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直接决定的。政治行为可能是由偶然因素影响而发生的；第三，在特定历史时期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 葛兰西强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不过出于对经济主义的强烈反感，葛兰西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在葛兰西看来，社会生活固然是以经济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生产活动不会是自动生成和自发进行的，它既需要利益的驱使也需要激情的投入。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思想观念往往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与正统派相比，葛兰西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葛兰西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在考察这些变革的时候，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这说明：马克思本人把社会变革划分为两种：一是生产的经济条件发生的物质变革，一是意识形态的变革，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既不能把实践哲学归结为纯粹的经济主义，也不能忘记上层建筑本身固有的政治作用。只有辨证的看问题，才能确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三、实践哲学与领导权
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重新界定不仅出于纯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它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
领导权是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葛兰西指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统治：一是统治的方式，其特征是强制和暴力；二是领导权的方式，其特征是积极的认同。领导权的概念说明：一个经济阶级对另一个经济阶级的宰制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和物质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凝结为文化上的优势，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等价值观念。这是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贡献。葛兰西通过对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重新解释突出了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为葛兰西创立领导权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葛兰西在入狱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两种革命”的思想：一是经济事实引发的革命，一是思想、意识和正确路线引发的革命〔6〕。葛兰西一直相信上层建筑的革命性，给予了后者经常的、优先的关注。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卡塔希斯”来指称意识形态的变革。这个术语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本义是指净化情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观众在古代悲剧的演出中经常受到这种感染，从而进化卑鄙的热情。葛兰西高度创造性的使用了这个词，指的是政治意识的获得，“卡塔希斯这一术语指的是从纯粹经济的要素到伦理——道德的要素的过渡，也可以说是从基础到人们头脑中的上层建筑的更高层级的思想构建”，因此，“基础不再是把人压碎，使之归化其中并使之消极的外部力量，它变成了自由的一种手段，变成了创造出一种新的伦理——政治形式和新的创造源泉的一种工具。在我看来：建立卡塔希斯要素是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这段话启发我们看到其中包含的认识论价值，正是这个原则出发葛兰西创立了领导权理论。在葛兰西看来，在革命化阶级和政治关系之前，革命者首先要把人本身革命化，使他的思想和感受方式革命化。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获得成功，首要任务就在于要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并使得它渗透到被统治者的意识之中，取代他们以前的观念，从而获得他们最广泛的同意和支持。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同时又是领导阶级。因此，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实际上是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提供的一种新型革命策略，这也是葛兰西探讨实践哲学的根本思想动机。
〔参 考 文 献〕
〔1〕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2.
〔2〕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何国贤，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50.
〔3〕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and trans.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