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让人们的生活受到重创，到处都能看见炮火后留下的废墟。

　　2018年9月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座谈会，取名为“世界遗忘也门”小组讨论会。也门为何被“遗忘”？由于严格的封锁和监视，尽管联合国筹集了大量救援物资，但只有极少数地区能获得。除此以外，也门不仅对外国记者的进入控制得十分严格，还封锁了内部人民逃离国家的渠道。因此，外界很难得到关于也门的最新消息，而与世隔绝的内部人民几乎已走投无路，不得不烂在这炮火之中。

在战火中生存的人们，除了严重缺乏基本的生活物质，还要时刻提防炸弹的袭击，尤其是空袭，常常会导致许多人丧生或是重伤。

　　至今回想起在也门的生活，沈芸觉得每一天都惊心动魄，如同一个旋转的陀螺，24小时转个不停。那两个月里，她是医院里唯一的妇产科醫生，平均每天都要处理两到三例危重症：妊娠高血压症、休克、不明原因的危重出血……病人往往在情况危急时才会决定去医院，但凑齐交通费，往往就要消耗大量时间。这些病人到来的时候往往没有任何产前检查，内战摧毁了当地的医疗设施，简陋的设备仅能满足量血压、测血色素、做B超等基本需求。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沈芸为当地同事开展培训，根据当地的需求编写便于携带和即时查阅的临床操作指南，当地同事如获至宝。

　　在也门，留下的当地医护人员已经承受了很多。2016年，估计有120万名也门公务员未获发薪，或只收到一小部分工资，当中包括数以万计在公营医疗系统工作的医护人员。许多人工作了一年都拿不到工资，尽管提供的服务极为有限，同时还要为家人的温饱和安全而踌躇，但他们仍尽一切办法维持医疗服务运作。一些人不得不另找工作，或向求医的病人收取费用，这些医疗服务原本是免费的。除此之外，工作所在的医疗设施亦经常遇袭，他们自身还要承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自我牺牲或目睹挚亲离世。对沈芸、赵卓邦这些救援人员而言，在威胁到生命时，无国界医生会安排项目人员撤离，而作为当地人的他们，家就在这里，无处可去。

困境中的斗争人员安全成最大挑战

　　“希望世界不再需要无国界医生”几乎是无国界医生组织里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心愿，在这一刻来临之前，组织成员们始终竭力让伤者有所医，病者有其药。但他们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救援人员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因为经常深入战乱地区，生命和工作常常受到威胁，救援人员不仅需要成熟的心智，了解当地文化，还要有一定预判风险的能力，严格遵守安全准则，遇到突发情况时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及时撤离。组织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最快撤离所有救援者，但人员伤亡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部分地区，医疗人员连睡觉都要穿着鞋，时刻提防武装团体的攻击；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小镇莱恩，无国界医生的营地、办公室和药房在袭击中被焚毁；在也门西北部哈杰省，一家医院在空袭中被击中，导致19人死亡……在战乱之地，一位医疗人员遇害至少会影响到数十位病人的命运。若医院、医生和病人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即便无国界医生再怎么制定严格的安全守则，也无法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袭击。
　　为何攻击医疗重地？其中原因众多，也许是要阻止对方获得医疗护理；也许是想抢夺和盗取设施设备；也许是为了逼一些平民离开；也许只是被当做反恐行动中的一环……但结果始终如一：病人和医疗人员受伤或被杀，医疗服务因袭击而中止，冲突中那些急需医疗援助的人只有等死。即使医院依然存在，人们也会因为恐惧而延迟入院或提早出院。

　　其实，《国际人道法》清晰指出：只要人们受伤，他们就有权受到保护；不论是如何受伤，他们都必须在尽可能最少的延误下获得医疗护理。医院和医护人员也是受到其明确保护的，任何针对他们或平民以及医疗设施的袭击都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所有这些袭击都应受到及时、有效、独立、公正的调查。这些公约的缔结旨在约束战争，保护冲突下的平民。这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框架——对于在前线工作的医疗队而言，这是他们在困境中斗争的武器。它可以使病人到达安全地的医疗中心，也可以使救援人员在提供医疗护理时不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这些底线，让人们在战争的阴影下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无国界医生总干事施托康早就指出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恶果：“未受限制的战争，会导致战场再也没有医生。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多个人道组织的呼吁下， 2016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谴责针对病人、医护人员及医疗设施的攻击和威胁。安理会也要求在武装冲突的各方切实履行《国际人道法》下的责任。不过遗憾的是，针对医疗设施的攻击仍然不断，战争中残存的人性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国际人道法》的影响力仍需要不断扩大，守护人类底线的奋斗，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