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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士人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唐寅是这一时期士人心态变化的典型代表，使唐寅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认同感降低，商品经济发展下社会思想转变，更为关键的是科场案对他的打击。
关键词：唐寅；世俗化；科场案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32-02
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晚期，此时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又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建设的最高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影响了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唐寅生活在明中叶，其心态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士人做出调整的表现。他的心态引领了相当长时期士人乃至社会的风气，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心态形成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认同感降低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士”以其独具的文化优势而被赋予“四民之首”，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地位明显降低，已不再是备受尊重的四民之首了。社会对士人的认同感降低，造成了士人心态的变化。与传统士人不同，这表现在他们或许并不那么在乎自己的形象，也并不以天下为己任严格要求自己，他们会放纵无度，会安心享受世俗之乐。唐寅心态的变化正是如此，究其原因当然也脱离不了当时社会对士人的认同与评价。
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地位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士人数量的增多。自宋代以来，书院、州学、太学、私人讲学都勃然兴起，日益兴盛，生员随之日益增多，至明代中后期士人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过去士人受到尊重，其重要原因就是士人比较少，并不是所有阶层的人都能成为士人。然而自宋代以来，每个阶层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各阶层都可参与政治，各阶层的地位也就平等了一些，这样士人也不再独据政治优势与文化优势，其亦不处在受人高度尊崇的地位了。由于士人数量众多，而官员的空缺是有限的，不能入仕做官的士人的生计也成了大问题。对比士人，当时商业繁荣使商人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士人的地位日益的下降，失落感油然而生。于是明代中后期的士人不再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要求自己，他们的行为狂放怪诞不检，能够接受与商人为伍，纵情声乐。
士人在政治上一直是受到统治者优待的。宋代皇帝是历史上最推崇士人的，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除要威慑士人外，更需要利用士人维护其统治，也还是优待士人的。明代却与前代不同，自朱元璋起就对士人大加打击，“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文人多不乐仕进……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1]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政治更为黑暗，皇帝昏庸宦官当权对异己与正直的士人进行了疯狂的迫害。统治者对士人的打压，使士人感到委屈，心中郁闷，自然不会在关心政治。
士人无仕途无生计，统治者还对他们打压，其自身行为使人难以接受，在社会上自不会得到原有的尊重，社会认同感也就大大降低，所以唐寅等一批士人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
二、商品经济发展下社会思想转变
明代中后期，商业空前繁荣，江南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商人拥有的财富使生计上处于困境的士人羡慕，士人不再贱商而且开始从商。士人的贫困化于明中叶日益显露出来，杜濬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承问穷愁何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业为奇——此其别也”，[2]反映了士人对生活贫困化的不满。士人不再以“安贫乐道”为信条，变得追求利益，生存状态的转变使得心态亦变。士人们甚至纷纷纵情享乐，张岳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3]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可见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很大。
士人与市民阶层的交往日益频繁，其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等渐渐由雅入俗，开始世俗化。唐寅生活于吴中，吴中属江南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之地。其生于商人家庭，长期生活于市井之中，又是一个落魄的士人，热衷与赞美世俗生活。《间门纪事》：“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阎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方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4]唐寅虽为士人，但他并不掩盖他市井之人的习性，他常饮酒作乐出入妓馆，甚至娶了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其无贱商之心，在科场案后开始以卖字画为生。唐寅晚年作《言志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为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然而唐寅虽以卖画为生，却并无与市俗同流而耻的心态。
三、科场案的惨痛打击
弘治十一年唐寅在乡试中夺魁，成为江南解元，翌年赴京城会试，却发生了“科场舞弊案”。科场案是其生命中的转折点，也是其心态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科举舞弊案在《明史》《明实录》《文人笔记》等文献中多有记载，《明孝宗实录》对科场案记载尤为详细，兹录于下。
(弘治十二年二月)华昶奏：
“今年会试……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上令礼部即议处以闻。礼部言：“昶必有所闻，故陈此奏。但恐风闻之事犹或未真，况未经开榜，不知所指实之人曾取中否，乞如所奏，行令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试官将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从公去取，以息物议。” (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四月）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徐经亦奏昶挟私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珪等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5]
科举案最终也没查出什么结果，唐寅无辜受冤，作弊的罪名是对他人格的巨大侮辱。数月前江南才子何等风光，霎时成了遭唾弃的科场舞弊案的要犯。由此断绝了唐寅的仕途，唐寅人格的清白也受到玷污。虽然当时的唐寅已经受到当时社会情况的影响而变得狂放不羁，但是他还未失去孝道，愿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所以他参加了科举。父亲的遗愿即将实现，却遭此一劫，使他不仅不能实现父亲的遗愿，他还被黜免了举人身份。想到这些，他难以告慰已逝的父母。年少时也有过为国家效忠的愿望，科举案使这个曾经的愿望无法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巨大，而使他愤懑不已，如《怅怅词》所言：“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他的心态犹如他的人生经历一样曲折复杂，科场案是其人生的分界点，受此打击触动了他的内心，以致他的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M]．北京：中国书店，1987.
[2]杜濬.复王于一[A].变雅堂集（卷8）[C].光绪刻本.
[3]张岳．自为墓志铭[A].琅嬛文集（卷5）[C].光绪三年刻本
[4]唐寅．间门纪事[A].唐伯虎全集(卷2)[C].北京：中国书店，1985.
[5]明孝宗实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592－2599.
关键词：唐寅；世俗化；科场案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32-02
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晚期，此时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又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建设的最高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影响了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唐寅生活在明中叶，其心态的变化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士人做出调整的表现。他的心态引领了相当长时期士人乃至社会的风气，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独特的心态形成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认同感降低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士”以其独具的文化优势而被赋予“四民之首”，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地位明显降低，已不再是备受尊重的四民之首了。社会对士人的认同感降低，造成了士人心态的变化。与传统士人不同，这表现在他们或许并不那么在乎自己的形象，也并不以天下为己任严格要求自己，他们会放纵无度，会安心享受世俗之乐。唐寅心态的变化正是如此，究其原因当然也脱离不了当时社会对士人的认同与评价。
明代中后期，士人的社会地位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士人数量的增多。自宋代以来，书院、州学、太学、私人讲学都勃然兴起，日益兴盛，生员随之日益增多，至明代中后期士人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过去士人受到尊重，其重要原因就是士人比较少，并不是所有阶层的人都能成为士人。然而自宋代以来，每个阶层都可参加科举考试，各阶层都可参与政治，各阶层的地位也就平等了一些，这样士人也不再独据政治优势与文化优势，其亦不处在受人高度尊崇的地位了。由于士人数量众多，而官员的空缺是有限的，不能入仕做官的士人的生计也成了大问题。对比士人，当时商业繁荣使商人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士人的地位日益的下降，失落感油然而生。于是明代中后期的士人不再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要求自己，他们的行为狂放怪诞不检，能够接受与商人为伍，纵情声乐。
士人在政治上一直是受到统治者优待的。宋代皇帝是历史上最推崇士人的，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除要威慑士人外，更需要利用士人维护其统治，也还是优待士人的。明代却与前代不同，自朱元璋起就对士人大加打击，“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文人多不乐仕进……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1]而到了明代中后期，政治更为黑暗，皇帝昏庸宦官当权对异己与正直的士人进行了疯狂的迫害。统治者对士人的打压，使士人感到委屈，心中郁闷，自然不会在关心政治。
士人无仕途无生计，统治者还对他们打压，其自身行为使人难以接受，在社会上自不会得到原有的尊重，社会认同感也就大大降低，所以唐寅等一批士人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
二、商品经济发展下社会思想转变
明代中后期，商业空前繁荣，江南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商贾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商人拥有的财富使生计上处于困境的士人羡慕，士人不再贱商而且开始从商。士人的贫困化于明中叶日益显露出来，杜濬在与友人的信中说：“承问穷愁何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业为奇——此其别也”，[2]反映了士人对生活贫困化的不满。士人不再以“安贫乐道”为信条，变得追求利益，生存状态的转变使得心态亦变。士人们甚至纷纷纵情享乐，张岳自称“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3]祝允明常醉妓馆携妓狎游。可见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对社会的影响确实很大。
士人与市民阶层的交往日益频繁，其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等渐渐由雅入俗，开始世俗化。唐寅生活于吴中，吴中属江南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之地。其生于商人家庭，长期生活于市井之中，又是一个落魄的士人，热衷与赞美世俗生活。《间门纪事》：“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阎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方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4]唐寅虽为士人，但他并不掩盖他市井之人的习性，他常饮酒作乐出入妓馆，甚至娶了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其无贱商之心，在科场案后开始以卖字画为生。唐寅晚年作《言志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为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然而唐寅虽以卖画为生，却并无与市俗同流而耻的心态。
三、科场案的惨痛打击
弘治十一年唐寅在乡试中夺魁，成为江南解元，翌年赴京城会试，却发生了“科场舞弊案”。科场案是其生命中的转折点，也是其心态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科举舞弊案在《明史》《明实录》《文人笔记》等文献中多有记载，《明孝宗实录》对科场案记载尤为详细，兹录于下。
(弘治十二年二月)华昶奏：
“今年会试……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上令礼部即议处以闻。礼部言：“昶必有所闻，故陈此奏。但恐风闻之事犹或未真，况未经开榜，不知所指实之人曾取中否，乞如所奏，行令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试官将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从公去取，以息物议。” (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四月）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徐经亦奏昶挟私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珪等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5]
科举案最终也没查出什么结果，唐寅无辜受冤，作弊的罪名是对他人格的巨大侮辱。数月前江南才子何等风光，霎时成了遭唾弃的科场舞弊案的要犯。由此断绝了唐寅的仕途，唐寅人格的清白也受到玷污。虽然当时的唐寅已经受到当时社会情况的影响而变得狂放不羁，但是他还未失去孝道，愿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所以他参加了科举。父亲的遗愿即将实现，却遭此一劫，使他不仅不能实现父亲的遗愿，他还被黜免了举人身份。想到这些，他难以告慰已逝的父母。年少时也有过为国家效忠的愿望，科举案使这个曾经的愿望无法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巨大，而使他愤懑不已，如《怅怅词》所言：“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他的心态犹如他的人生经历一样曲折复杂，科场案是其人生的分界点，受此打击触动了他的内心，以致他的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M]．北京：中国书店，1987.
[2]杜濬.复王于一[A].变雅堂集（卷8）[C].光绪刻本.
[3]张岳．自为墓志铭[A].琅嬛文集（卷5）[C].光绪三年刻本
[4]唐寅．间门纪事[A].唐伯虎全集(卷2)[C].北京：中国书店，1985.
[5]明孝宗实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592－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