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8日，是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70周年。对于很多国内读者来说，爱尔兰可能依然是个较为陌生的国度。除了《当你老了》的作者—诗人叶芝，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大河之舞》之外，很多人脑海中对爱尔兰仅有的一点印象，可能就是不断制造襲击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历史上的“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
　　爱尔兰共和军追求统一爱尔兰的政治目标，但因其暴力方式而被许多国家列为恐怖组织;发生于1845—1850年的大饥荒，则夺走了近百万人的生命，约占当时爱尔兰全部人口的1/4。
　　爱尔兰共和军与大饥荒，似乎正是爱尔兰悲情的写照。由于当时处于英国的“阴影”之下，爱尔兰不但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默默无闻，经济上也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还是以农牧业为主的不发达国家，被称为“欧洲乞丐”或“欧洲农村”。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尔兰经济突飞猛进，GDP年均增长率超过7%，增速最高时达9.2%，一跃成为欧盟人均GDP靠前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的统计，爱尔兰的人均GDP已超过7万美元，在“100万以上人口国家”中人均GDP仅次于瑞士和挪威，而同期英国的人均GDP尚不足4万美元。
　　崛起的爱尔兰被称为“凯尔特之虎”。那么，这个曾经的“丑小鸭”，是如何变成“白天鹅”的呢？

老民族，新国家

　　爱尔兰人是古代凯尔特人的后裔。凯尔特人是西欧最古老的民族，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起，被罗马人并称为欧洲的“三大蛮族”。自12世纪英国开始对爱尔兰进行征服以来，爱尔兰与英国之间就开启了一段长达800年的“恩怨史”。墨西哥前总统波尔菲利奥·迪亚斯曾对墨西哥命运发出感慨：“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遥远，离美国又如此之近。”其实爱尔兰的命运也如此：“可怜的爱尔兰！离上帝如此遥远，离英国又如此之近。”

　　1171年，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率军登陆爱尔兰，用武力迫使岛上的各路诸侯前来宣誓效忠。都铎王朝时期，英国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尔兰的控制，亨利八世与女儿伊丽莎白一世都奉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着手在爱尔兰建立法律与政治秩序。

　　借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爱尔兰逐渐成为连接美国与欧盟两大经济体的重要桥梁。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政府利用蒂龙伯爵休·奥尼尔与泰尔康奈尔伯爵罗里·奥唐奈的“伯爵逃亡”事件，没收了二人的土地。于是，多尼戈尔、蒂龙、德里、阿马等四郡的伯爵领地，再加上卡文、弗马纳两郡，就成为英国政府有计划安置英格兰与苏格兰移民的殖民地。
　　英国革命时期，由于爱尔兰站在王党一边，克伦威尔率领议会军对爱尔兰进行征服。战争结束以后，克伦威尔对战败的天主教徒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将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官兵和投机商人，同时将被剥夺土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放逐到贫瘠的西部边疆。
　　1801年，英国根据《英爱同盟条约》，正式合并了爱尔兰，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此后的100多年里，爱尔兰人并没有放弃反抗，其中最大的一次反抗是1916年爆发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这次起义由新芬党领导，最终被英军武力镇压。
　　1921年12月，英国政府与爱尔兰共和军签署条约，爱尔兰全部的32个郡被分成两部分：南部的26郡为“自由邦”;北部6郡成为“北爱尔兰”，拥有一个获授权的独立议会，但其主权仍属于英国。
　　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宣布建立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宣布正式脱离英联邦。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没有归还北方6郡。至此，爱尔兰人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国家。
　　经过800多年坚持不懈的反抗，爱尔兰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告别了英国人统治下“二等公民”的命运。

小国家，大市场

　　虽然爱尔兰自1801年就被正式并入英国，但其经济却并没有借助大英帝国而实现现代化。长期以来，爱尔兰的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发展严重滞后。这种落后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的“内部殖民主义”造成的。

　　独立以来，爱尔兰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国家小、底子薄，要实现经济崛起并非易事。在充分认识到自身内部的局限之后，爱尔兰将目光投向了外部，走出了一条大胆的开放之路。20世纪50年代，爱尔兰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开始逐步融入欧洲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尔兰积极地融入欧盟，并通过欧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随着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以及1999年欧元计划的实施，欧洲的统一市场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借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爱尔兰逐渐成为连接美国与欧盟两大经济体的重要桥梁。大量的跨国企业在爱尔兰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爱尔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投资高地。借助于强大的亲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爱尔兰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从实际经济效果来看，爱尔兰的经济腾飞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1990年到2001年，爱尔兰的GDP年均增长率达7.6%，仅次于新加坡与中国，位列世界第三位。从经济总量来看，从1990年到2007年，不到20年的时间内，爱尔兰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4倍）。因此，爱尔兰被誉为“凯尔特之虎”。
　　对于爱尔兰经济奇迹的根源，一般认为包括五个方面的原因，即财政与金融政策、工业政策、投资教育、欧盟的转移（特别是结构基金），以及独特的制度创新— “社会伙伴关系”。其中，最有爱尔兰特色的当属财政与金融政策，以及“社会伙伴关系”。
　　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和市场的作用，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和高科技企业来带动经济。爱尔兰的历届政府，都坚持将低税率作为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很长一段时间，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只有12.5%，远低于美国（35%），同时也低于欧洲平均水平（23.2%）。由于低税率所释放的巨大的比较优势十分显著，很多全球著名公司将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
　　“社会伙伴关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安排，通过协调不同阶层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自政府、企业家、工会等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平等的“社会伙伴”身份，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大政方针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达成纲领性的共识并最终落实到政策层面。
　　在爱尔兰的经济腾飞中，“社会伙伴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最大的作用在于使爱尔兰这套独特的经济战略安排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从而降低了政策实施的交易成本。

强经济，弱社会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地传导到爱尔兰，使爱尔兰的经济遭受重创。由于爱尔兰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对爱尔兰的伤害程度远超他国。

　　在经合组织的富国中，愛尔兰的收入不平等指数位列第二。

　　据统计，从危机爆发至2012年，每年有多达7.5万人离开本国外出寻找工作，这对于仅有450万人口的爱尔兰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官方失业率已突破15%，时任爱尔兰财长迈克尔·努南甚至表示，这5年是“爱尔兰大饥荒以来最大的危机”。这场危机中止了“凯尔特之虎”的神话，甚至开始有人以怀疑的口吻，称爱尔兰已变为“凯尔特之猫”。
　　而且，在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爱尔兰政府的亲市场偏好，使社会建设成了相对的短板，造成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的不平衡。长期存在的低税收政策，制约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付能力，由此进一步导致了贫困、失业和不平等。
　　虽然爱尔兰的绝对贫困率一直在下降，2007年已经下降到5%以下，但相对贫困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在2004年时高达19%。据统计，在经合组织的富国中，爱尔兰的收入不平等指数位列第二。在社会支出方面，爱尔兰也远低于其他欧盟国家。从1993年到2000年，爱尔兰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2%降到14.1%，而同期欧盟的平均水平也只是从28.8%降到27.3%。
　　爱兰尔模式的底色，实际上是“强经济、弱社会”，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置于社会福利之上，通过压低税收来吸引直接外来投资，从而使社会从属于经济，导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失衡。这种模式在高速增长时期可能问题不大，一旦发生经济停滞或衰退，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后果。
　　幸运的是，经过5年的徘徊，爱尔兰成为欧元区第一个复苏的国家。2014年，爱尔兰的GDP增速达8.33%，重新回到高速增长模式。2015年，爱尔兰的GDP增速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26%;之后的两年也都保持在5%以上，基本上走出了经济危机。
　　爱尔兰的崛起之路已经充分说明，后发国家可以借助全球化的机遇，通过自身的制度与政策创新，来创造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