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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作《自由》中，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生态保护等三个方面剖析了自由主义思想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提出，不存在理想化的绝对自由，不管是个人或企业，还是人类整体，都应当约束自我，寻求和谐发展。
【关键词】乔纳森·弗兰岑 个人自由 自由市场 生态保护
2010年对于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而言，可谓双喜临门。他不仅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加入少数获此殊荣的作家行列，而且也乘势推出新作《自由》。这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继2001年全国图书奖获奖作品《纠正》之后出版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十年磨一剑，这部长达597页的大部头作品自然不容小视。
从英美主要报刊的书评意见来看，《自由》备受好评。不少书评人都认为，继《纠正》之后，弗兰岑再次写出了一部杰作，尤其是他对于新世纪美国民众心态的观察，入木三分。《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人大卫·乌林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家庭故事像是冰山一角，透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弗兰岑带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中难以化解的紧张关系和杂乱无序的情感问题。《纽约时报》的资深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则指出，《自由》相比弗兰岑之前的作品更为成熟，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刻画，颇见功力。如果说《纠正》中的某些角色单调刻板，仅仅是作为作者本人的传声筒，那么《自由》中的人物就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思想和更为鲜活的形象，同时与作者本人的态度拉开了距离。
整体而言，《自由》延续了弗兰岑一贯的创作特色，那就是继承批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强烈的伦理导向。自由与约束之间的关系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弗兰岑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生态保护三个方面探讨了自由主义思想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并强调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自由》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2010年，主要集中在9·11事件后的美国社会。在人物设置和情节构思方面，《自由》与《纠正》颇为相似，都是聚焦一个普通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并且围绕父子间的冲突与和解而展开。小说主人公沃尔特·伯格伦德致力于环保事业，尤其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给生态带来的压力。他的妻子帕蒂是家庭主妇，一度因情感问题接受过精神治疗。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约瑟夫（乔伊）聪明过人，但固执己见，一心想要摆脱父亲的掌控；女儿杰西卡则低调平和，努力调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关键词是“自由”，这也是现代社会中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通常，我们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每个人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无疑，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各种文化价值观，其中总有一些价值无法调和。因此，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必然要做出种种妥协，不可能以自由的名义随心所欲行事。这正是弗兰岑试图传递的讯息。
通过伯格伦德一家人的经历，弗兰岑对主导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首先，他认为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的做法，导致了自私自利、冲突不断的社会现状。这突出表现在乔伊这一人物身上。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乔伊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青年，在他看来，美国是个自由国度，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小他就质疑父亲的权威，拒不听从指令，甚至搬到邻居家中居住。在他看来，父亲之所以能命令他，无非是因为他掌控了家里的财政大权。没有钱，就没有自由，这是乔伊得到的“启示”。为了摆脱对家人的依赖，他在上大学期间和别人合伙做起了歪门生意，一心想着利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机会发横财。他们先是假造投资计划，试图欺骗在伊拉克的商业伙伴。随后，乔伊又协助同伴倒卖二手军用卡车。他亲自前往巴拉圭，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大量的废旧零部件，随即以次充好，将零部件倒卖给军方，从中牟取暴利。
不过，乔伊毕竟只是个20岁出头的学生，良知尚存。在一次CNN的新闻节目中，他亲眼目睹了几名美国军人因为车辆故障而遭到杀戮。虽然出事车辆并非他贩卖的问题卡车，他依然自责不已，难以入眠。这起事件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最终悔悟。他不仅向父亲说明了真相，而且听从劝告，将非法收入全数捐给了慈善事业。
乔伊的故事无疑让人想起《纠正》中的奇普。同样是自诩聪明，同样为了钱财冒险，同样浪子回头的结局。与其说，这是作者失于创新，倒不如说，类似的场景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弗兰岑要刻画新世纪的美国社会，自然离不开这样的典型人物。而乔伊和奇普相似的经历，正是弗兰岑要传递给美国读者的告诫：切勿盲目追求个人自由，更不要因此沦为唯利是图的市侩。
小说中的“自由”还有第二层所指，那就是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鼓吹这一理论的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让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加以调节，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增长。但自由市场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缺少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以牟利为目的的金融资本必然将伦理规范抛到脑后，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
在之前的作品中，弗兰岑已经多次强调自由市场制度的弊端。比如，在《纠正》中，他虚构了中西部铁路公司和立陶宛经济两个案例，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抨击了金融资本的破坏性。在《自由》中，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制度的文化根源。借沃尔特和他的朋友理查德·凯茨之口，弗兰岑说出了他本人的看法。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真正问题就是盲目迷信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市场制度。而这一理论之所以在美国能长久盛行，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他还比较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制度差异。在他看来，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能互相调和，那是因为欧洲人并不迷恋个人自由，而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容身之地。
当然，弗兰岑并非一味复制前作，他的创作风格在悄悄改变。首先，他大幅压缩了小说人物对时政的评论。《纠正》涉及全球化、立陶宛政治局势、生物科技、商业伦理等话题，但多处评论显得累赘、突兀，有喧宾夺主之嫌。相比之下，《自由》的处理更为成熟。主要人物不再喋喋不休地辩论，即使涉及重大话题，比如自由市场或政治黑幕，也是点到为止。显然，弗兰岑意识到，小说的首要功能还是叙事，吸引读者的也是故事本身，不能让文学沦为时政专栏。 其次，《自由》的整体格调更为积极。在《纠正》中，主人公老艾尔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语言和思绪处处传递着焦虑和愤怒。而《自由》中的人物则很好地融入周围群体，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尤其是在小说最后，弗兰岑选择了温馨的结局：经过近六年的分居，沃尔特和帕蒂重归于好，两人准备迁往纽约。在此之前，乔伊已经娶了康妮，并与父亲和好。这一系列光明的结局或许暗示着弗兰岑本人的态度转变，不再消极地对抗社会弊端，而是以更为积极、更为成熟的态度来看待人生。
除了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这部小说的标题还有第三层所指，那就是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个体和企业要接受约束，作为整体的人类也受到自然条件和生态资源的制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扩张下去。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鉴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世界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此外，诸如人口膨胀、全球变暖等问题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遗憾的是，类似的警示并没有减缓全世界经济的扩张脚步，人类依然在最大限度地攫取和消耗生态资源。在弗兰岑看来，潜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还是对于“自由”发展的信念：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中，类似环保和生态多样性之类的话题总是被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人们过于迷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总以为科技进步能解决任何问题。
弗兰岑本人算不上生态保护主义者，但他对各种鸟类情有独钟。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鸟类难题”，收录在杂文集《不安区域》里。文中他回忆了自己如何四处奔波，观赏各种鸟类，并记录品种。据他自称，已经见过的北美鸟类超过370种。弗兰岑同时也谈到，他在观察过程中发现，许多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已经被完全破坏，它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对此他深感焦虑。
显然，正是这样的关切促使弗兰岑塑造了沃尔特这一人物。小说中，沃尔特反复强调人口过度增长所带来的负担。据他估算，每个月全球新增人口达到1300万，由此所带来的环境压力让他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沃尔特也是个爱鸟之人。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蓝色林莺，他答应为富豪维恩·黑文工作，协助后者建立蓝色林莺保护公园。然而，令沃尔特内心纠结的是，公园建设过程中需要破坏几十个植被茂密的山头，填埋数十里清澈的山泉，还要从大约两百户穷人手中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地。更加可悲的是，那些无良商人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保护鸟类，而是想借机开采露天煤矿。最终，愤怒的沃尔特选择以最激烈的方式进行抗争，他在公众面前揭露了整个事件的内幕，甚至大声斥责整个人类是“地球的癌症”。为此，他不仅遭人痛打，也失去了工作。
即便这样，沃尔特依然没有放弃保护生态的努力。在小说结尾，他将自己名下的土地设为鸟类禁猎区，只供鸟类和当地居民自由进入。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局似乎在暗示，人类应当约束自己，与其它物种和谐发展。
2008年，弗兰岑在接受《疆界2》杂志采访时声称，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触碰到读者的内心。在他看来，电视等虚拟媒体虽然能提供逼真的影像，却无法触及心灵，只有书写的文字，才能打破内外之间的界限。《自由》是弗兰岑在影像时代展现文字魅力的又一次努力，究竟能否达到他本人所期望的高度，有待读者自己来判断。□
（作者单位：译林出版社）
责编：周蕾
【关键词】乔纳森·弗兰岑 个人自由 自由市场 生态保护
2010年对于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而言，可谓双喜临门。他不仅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加入少数获此殊荣的作家行列，而且也乘势推出新作《自由》。这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继2001年全国图书奖获奖作品《纠正》之后出版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十年磨一剑，这部长达597页的大部头作品自然不容小视。
从英美主要报刊的书评意见来看，《自由》备受好评。不少书评人都认为，继《纠正》之后，弗兰岑再次写出了一部杰作，尤其是他对于新世纪美国民众心态的观察，入木三分。《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人大卫·乌林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家庭故事像是冰山一角，透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弗兰岑带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中难以化解的紧张关系和杂乱无序的情感问题。《纽约时报》的资深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则指出，《自由》相比弗兰岑之前的作品更为成熟，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刻画，颇见功力。如果说《纠正》中的某些角色单调刻板，仅仅是作为作者本人的传声筒，那么《自由》中的人物就展现出更为复杂的思想和更为鲜活的形象，同时与作者本人的态度拉开了距离。
整体而言，《自由》延续了弗兰岑一贯的创作特色，那就是继承批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强烈的伦理导向。自由与约束之间的关系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弗兰岑从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生态保护三个方面探讨了自由主义思想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并强调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自由》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2010年，主要集中在9·11事件后的美国社会。在人物设置和情节构思方面，《自由》与《纠正》颇为相似，都是聚焦一个普通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并且围绕父子间的冲突与和解而展开。小说主人公沃尔特·伯格伦德致力于环保事业，尤其担心人口过度增长给生态带来的压力。他的妻子帕蒂是家庭主妇，一度因情感问题接受过精神治疗。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约瑟夫（乔伊）聪明过人，但固执己见，一心想要摆脱父亲的掌控；女儿杰西卡则低调平和，努力调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小说的关键词是“自由”，这也是现代社会中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通常，我们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每个人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无疑，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各种文化价值观，其中总有一些价值无法调和。因此，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必然要做出种种妥协，不可能以自由的名义随心所欲行事。这正是弗兰岑试图传递的讯息。
通过伯格伦德一家人的经历，弗兰岑对主导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首先，他认为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的做法，导致了自私自利、冲突不断的社会现状。这突出表现在乔伊这一人物身上。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乔伊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青年，在他看来，美国是个自由国度，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小他就质疑父亲的权威，拒不听从指令，甚至搬到邻居家中居住。在他看来，父亲之所以能命令他，无非是因为他掌控了家里的财政大权。没有钱，就没有自由，这是乔伊得到的“启示”。为了摆脱对家人的依赖，他在上大学期间和别人合伙做起了歪门生意，一心想着利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机会发横财。他们先是假造投资计划，试图欺骗在伊拉克的商业伙伴。随后，乔伊又协助同伴倒卖二手军用卡车。他亲自前往巴拉圭，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大量的废旧零部件，随即以次充好，将零部件倒卖给军方，从中牟取暴利。
不过，乔伊毕竟只是个20岁出头的学生，良知尚存。在一次CNN的新闻节目中，他亲眼目睹了几名美国军人因为车辆故障而遭到杀戮。虽然出事车辆并非他贩卖的问题卡车，他依然自责不已，难以入眠。这起事件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最终悔悟。他不仅向父亲说明了真相，而且听从劝告，将非法收入全数捐给了慈善事业。
乔伊的故事无疑让人想起《纠正》中的奇普。同样是自诩聪明，同样为了钱财冒险，同样浪子回头的结局。与其说，这是作者失于创新，倒不如说，类似的场景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弗兰岑要刻画新世纪的美国社会，自然离不开这样的典型人物。而乔伊和奇普相似的经历，正是弗兰岑要传递给美国读者的告诫：切勿盲目追求个人自由，更不要因此沦为唯利是图的市侩。
小说中的“自由”还有第二层所指，那就是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鼓吹这一理论的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让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加以调节，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增长。但自由市场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缺少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以牟利为目的的金融资本必然将伦理规范抛到脑后，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
在之前的作品中，弗兰岑已经多次强调自由市场制度的弊端。比如，在《纠正》中，他虚构了中西部铁路公司和立陶宛经济两个案例，以辛辣讽刺的笔调抨击了金融资本的破坏性。在《自由》中，他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制度的文化根源。借沃尔特和他的朋友理查德·凯茨之口，弗兰岑说出了他本人的看法。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真正问题就是盲目迷信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市场制度。而这一理论之所以在美国能长久盛行，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他还比较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制度差异。在他看来，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欧洲能互相调和，那是因为欧洲人并不迷恋个人自由，而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容身之地。
当然，弗兰岑并非一味复制前作，他的创作风格在悄悄改变。首先，他大幅压缩了小说人物对时政的评论。《纠正》涉及全球化、立陶宛政治局势、生物科技、商业伦理等话题，但多处评论显得累赘、突兀，有喧宾夺主之嫌。相比之下，《自由》的处理更为成熟。主要人物不再喋喋不休地辩论，即使涉及重大话题，比如自由市场或政治黑幕，也是点到为止。显然，弗兰岑意识到，小说的首要功能还是叙事，吸引读者的也是故事本身，不能让文学沦为时政专栏。 其次，《自由》的整体格调更为积极。在《纠正》中，主人公老艾尔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他的语言和思绪处处传递着焦虑和愤怒。而《自由》中的人物则很好地融入周围群体，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尤其是在小说最后，弗兰岑选择了温馨的结局：经过近六年的分居，沃尔特和帕蒂重归于好，两人准备迁往纽约。在此之前，乔伊已经娶了康妮，并与父亲和好。这一系列光明的结局或许暗示着弗兰岑本人的态度转变，不再消极地对抗社会弊端，而是以更为积极、更为成熟的态度来看待人生。
除了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这部小说的标题还有第三层所指，那就是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个体和企业要接受约束，作为整体的人类也受到自然条件和生态资源的制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扩张下去。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鉴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世界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此外，诸如人口膨胀、全球变暖等问题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遗憾的是，类似的警示并没有减缓全世界经济的扩张脚步，人类依然在最大限度地攫取和消耗生态资源。在弗兰岑看来，潜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还是对于“自由”发展的信念：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中，类似环保和生态多样性之类的话题总是被排除在外，不予考虑。人们过于迷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总以为科技进步能解决任何问题。
弗兰岑本人算不上生态保护主义者，但他对各种鸟类情有独钟。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鸟类难题”，收录在杂文集《不安区域》里。文中他回忆了自己如何四处奔波，观赏各种鸟类，并记录品种。据他自称，已经见过的北美鸟类超过370种。弗兰岑同时也谈到，他在观察过程中发现，许多野生鸟类的栖息地已经被完全破坏，它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对此他深感焦虑。
显然，正是这样的关切促使弗兰岑塑造了沃尔特这一人物。小说中，沃尔特反复强调人口过度增长所带来的负担。据他估算，每个月全球新增人口达到1300万，由此所带来的环境压力让他忧心忡忡。与此同时，沃尔特也是个爱鸟之人。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蓝色林莺，他答应为富豪维恩·黑文工作，协助后者建立蓝色林莺保护公园。然而，令沃尔特内心纠结的是，公园建设过程中需要破坏几十个植被茂密的山头，填埋数十里清澈的山泉，还要从大约两百户穷人手中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地。更加可悲的是，那些无良商人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保护鸟类，而是想借机开采露天煤矿。最终，愤怒的沃尔特选择以最激烈的方式进行抗争，他在公众面前揭露了整个事件的内幕，甚至大声斥责整个人类是“地球的癌症”。为此，他不仅遭人痛打，也失去了工作。
即便这样，沃尔特依然没有放弃保护生态的努力。在小说结尾，他将自己名下的土地设为鸟类禁猎区，只供鸟类和当地居民自由进入。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结局似乎在暗示，人类应当约束自己，与其它物种和谐发展。
2008年，弗兰岑在接受《疆界2》杂志采访时声称，作者的任务就是要设法触碰到读者的内心。在他看来，电视等虚拟媒体虽然能提供逼真的影像，却无法触及心灵，只有书写的文字，才能打破内外之间的界限。《自由》是弗兰岑在影像时代展现文字魅力的又一次努力，究竟能否达到他本人所期望的高度，有待读者自己来判断。□
（作者单位：译林出版社）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