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文学作为与政治相关的某种文学现象，由来已久。早在《诗经》当中，就已有零星的表现遭贬之怀的诗作。而我国第一位大詩人屈原，正是第一位和贬谪有深刻关联的作家。其《离骚》、《渔父》、《卜居》等诗篇都是直接书写贬谪的作品。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贬谪塑造了屈原文学创作的核心。后世凡遭贬谪，宦海失意者所书写的言志之作，无不与屈原所开启的贬谪文学传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其中，最为突出者是柳宗元。他的《永州八记》既是中国山水文学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贬谪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是人学，文学不能用伦理价值观念去衡量、品评，而应从美学价值上去观照。一帆风顺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家。一定程度上讲，贬谪对古代文人来说，既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命运的馈赠。生活磨砺了他们，生活也成全了他们。贬谪文学成为他们最重要最完美的文学，成为苦难枝头上最绚丽的花朵。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虽多为苦闷沉痛中心灵的小憩，不免有清幽之感，难得之处乃在寻找和发现之中，心境一点点地开阔、舒朗，走向物我合一之境。在那一瞬间，蛮夷之地本来可怖荒凉的景色焕发出光彩，诗人笔下莫不细致奇妙，充满诗情画意，堪称“诗人游记”。
　　那么他是怎样一步步从苦闷走向疏朗的？
　　初贬于永州之时，他正是充满抱负的青年才俊，在革新浪潮中充当英勇的弄潮儿，但对仕途的理解不足以及性格的正直天真必然使他落马失势，经历了十年在永州的磨砺，他在山水的怀抱中得到了抚慰。那些幽静自然的美令他欣喜，却也令他怜惜——如此美景却被世人冷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耐不住感叹起来，可见山水之美让他暂时轻松，却无法令他真正释怀。所以当长安的召唤传到谪地时，他空欢喜了一场——柳州，更加偏远和贫穷。去了那里，便意味着今生回归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此时，他虽刚迈入中年，却身染百疾，甚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痺”（《与李翰林建书》）的地步，所以他知道，柳州将是他的终点。这种状态下，心情反而放开了，不再做梦而是立足现实。在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调整后，牢骚明显少了，多了理性的分析和实实在在的为民造福，逐渐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封建文人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后，志不获展，“立德”、“立功”不成之后，较易产生“立言”不朽的想法。柳宗元贬永州后，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便渴望“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因而“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手不释卷，通宵达旦，文学素养随之很快提高，得知文章利病，并且写下了《非国语》、《辨列子》、《辨庄子》等学术性著作。他在游历永州山水时借山水写心，写下了贬谪文学的山水典范之作——《永州八记》，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封建文人对贬谪事件经过认真反思后，往往追求更加强烈，不容于时、被弃于世的悲剧命运感更加浓烈，块磊郁结，因而有叙志泄愤之必要。屈原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环境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而回荡在其作品中的主题便是反抗、搏斗、抗争。柳宗元“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几乎是诗人追求理想的奋斗史、失败史、抗争史。《江雪》中“孤舟蓑笠翁”的形象更是诗人弃置荒远，不屈其志的高洁写照。
　　贬谪文人一般处于“闲置”状态，往往游历山水以自遣。柳宗元足迹遍及永州秀丽山水，帮助他获取了暂时的心理平衡和灵魂超越，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但又时刻意识到自己“傫囚”、“孤囚”、“囚拘圜土”的身份和处境，几乎在每篇游记之后都提到自己的贬谪，而且将自然的永州山水也解释为遭贬不厄而屈居是州，柳宗元的贬谪情结成了《永州八记》的灵魂。
　　山水游记是他“闷即出游”，向自然寻求精神解脱的途径，他在发现和感受美景的一刻，物我合一，得到片刻的轻松惬意。但一旦下山，回到现实，“己复不乐”，应该说心情是喜忧参半，乐中有忧的。想到山水的自然与奇妙，他感到兴奋和开朗，而意识到自己是个被朝廷抛弃的罪臣，身处蛮荒之地，百病缠身，不免忧郁满腔。过去有交情的僚友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渐渐疏远，世态炎凉更令他难以宽解。
　　在那样的环境下，心情激愤，满腹牢骚是在所难免的，但像柳宗元这样的智者当然不会停留于此。在山水游记中，他与自然契合，开阔了心胸；在哲学历史学的研究中，他找寻真理和规律，稳定心绪。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柳宗元沉沦，虽然有时对朝市仍然难以忘怀，但他节制着内心的愤懑，令它细细地、缓缓地流淌在字里行间。“愤悱与宣泄，既使他有了自省的可能，又为他在弃逐逆境中的自我超越作了铺垫”，适当的发泄让他不至于抑郁，特别是后期，在心理逐渐成熟以后，他清醒了，明白了身为地方官，若教导好子民，建设好辖地，也一样可以视为实践了“修齐治平”的孔孟之道。终于，柳宗元在逐渐坚强和理智中实现了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建构。
　　柳宗元终能有所成就于艰难困苦之危境，一方面是因为他找到了正确的宣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实现了自我的超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信仰破碎的时候不致倒下。他在山水游记中为自己的心灵挖掘了排泄的出口，又在历史与哲学研究中，为心灵建起牢固的殿宇。
　　综观柳宗元这一心路发展历程，他的贬谪文学为落难文人在宣泄愤懑的同时打开了崭新的可以施展自我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