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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软件业将在金融风暴中重新洗牌，那些跑在前面的选手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胜出的机会。度过七年之痒，“内外兼修”的中国软件业已今非昔比。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给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软件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对这个行业的经营者来说，个人财富缩水或许还在其次，订单锐减和由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推高的生产成本，以及因融资难等随时可能引发的资金链断裂，方是长远之忧、心头大患。这让不少因“全球软件产业大转移”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中国软件人，感叹起“好景不长，命运多舛”来。
但对那些一心颠覆格局越位而出者，危机未尝不是契机。前提则是转换视角透析不利中的有利因素，以此燃起希望找到机会。此可谓“思路决定出路”，“视角决定前程”。
环球并不同此凉热
事实上，只需换一个视角你便会立即发现，这场危机中“环球并不同此凉热”。不错，伴随着以外包为特征的“全球软件产业大转移”，现在全球软件产业一体化了，“大家都在做”，但具体分析起来，中国的软件产业与其他国家同行，特别是与印度、爱尔兰等主要竞争对手，又有诸多不同之处。
印度软件业几乎把鸡蛋全部放进了华尔街（其外包产品61%销往美国，30%销往欧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是“近水楼台先遭殃”，今年全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将下降5%至6%，印度最大的3家软件外包巨头，TATA、Infosys和Wipro的利润都出现了明显下滑并面临裁员困境。日前曝出的另一软件外包巨头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巨额财务造假丑闻更让印度软件业雪上加霜。软件外包受到的冲击已经在班加罗尔、孟买、海德拉巴等重要城市产生了连锁反应，正在拖累整个印度经济。2008年印度股指下跌近60%，卢比兑美元的汇率比下跌了17%，境外投资者从印度股市撤出的资金相当于上年全年投资的3/4。
相比之下，中国软件产业的情况则要好得多。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信息表明: 2008年1至11月我国软件产业收入的增长达30.8%，高出整个制造业16.8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在遭受重创的全国工业体系中称得上“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有效调整，软件产业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比重达到了13.6%，增加了1.6个百分点。软件服务理念正在增强，软件技术服务的增速和比重都在大幅度提升。软件出口及外包服务发展态势良好，1到11月软件出口服务增长50.3%，外包服务增长48.1%，仅嵌入式软件的出口出现了下降。IDC的报告称，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软件市场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将保持22.6%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巨大落差背后的一大缘由，是印度软件市场的单一性和中国软件市场的复合性。印度软件命系于外包，外包又命系于欧美，其情形与我国某些个纺织和玩具企业相仿。而中国的软件产业则是内外兼修，既着力开拓外包又着力发掘内需，可谓脚踏两个市场，左右逢源。目前主要还是靠内需拉动，“90%的市场在国内”，这个数据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在开拓海外市场上与印度相比的差距和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软件产业的根基和优势。事实已经证明，命系于外包的软件业是蕴藏着巨大风险的。
成为软件大国没有悬念
危机带来了灾难，危机也暗藏着机会。譬如1929年的经济危机，奠定了打卡机生产商IBM后来的壮大;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一跃成为亚洲的区域龙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给中国软件产业带来什么呢？
2001年4月，本人曾刊文记述了一场业界对中国在新世纪能否成为“软件大国”的大讨论，8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个讨论，应该能够得出中国可以成为软件大国的“结论”了，因为“促成结论的理由”已经明明确确地摆在那里了: 第一，度过七年之痒的中国软件产业已今非昔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达30%，2001年产值仅330亿，占世界份额1.6%，2007年则达到5834亿元，占世界份额8.7%，居世界第四。2008年行业规模增长再摸新高，销售收入预计7500亿元，是2000年的13倍，出口预计1350亿美元，是2000年的33倍，从业人员1180万，是2000年的10倍（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第二个理由便是机遇的来临—全球软件业将在金融风暴中重新洗牌，而那些跑在前面的选手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胜出的机会。种种迹象正在印证这一洗牌，包括欧美经济的下滑导致印度软件订单的锐减，而印度软件业的困境又导致印度经济进一步下滑，这使很多跨国公司有意把软件外包服务和研发中心转向市场足够大并“有望在全球最早走出经济危机”的中国。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彭壮壮对此评价说: “全球目光在金融危机中关注中国，中国软件与外包产业将有更大的机会。”在国内，中央与地方政府频频出台的拉动内需的举措，也是软件产业的重大利好，水利、铁路等一系列基础项目的投资无疑将带动市场对软件与信息系统的需求。再者，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将引发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中国对嵌入式软件的井喷式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家预测， 2010年中国嵌入式设备的市场价值将超过100亿美元，2012年中国云计算的产品收入将增长25%。这都是中国软件业的机会。
中软国际总裁陈宇红认为，在未来5年，中国软件业有望出现一次从量到质的巨大转变。海辉集团董事长孙振耀认为，5年之内，中国与印度在软件外包行业上“至少有一个平分秋色的地位”。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则预言: IT过去美国是中心，以后中国、印度也会成为中心。
逆境中的生存法则
看到机会不等于能抓住机会。对于尚且弱小并同样置身于金融危机寒冬中的中国软件产业来说，抓住这次机会还有许多难题尚待解决。
——企业规模问题。与印度同行相比，我国软件企业普遍偏小。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企业自身谋求发展之外，还有一个捷径就是利用金融危机和海外市场的低迷“抄底”。抄底既指企业收购，更应包括对海外软件人才的接纳。目前制约国内软件企业发展的一大软肋是高级人才缺乏，海外企业的裁员则给我们弥补这一缺憾提供了最佳时机。北京有家叫“科锐”的猎头公司最近花几万美元在华尔街打广告，一月之内就收到了400多份金融服务专业人才的求职个人简历。在全球都在喊“裁员”的时候，我们的软件企业是不是应当反弹琵琶，走出国门，向那些复合型高级人才伸出橄榄枝？
实际情况是，“抄底”已经悄悄开始。去年9月30日，文思创新软件公司在美国收购了一家无线技术服务公司，用友软件、神州数码等企业也已着手并购事宜。“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外包小企业难以支撑，这些都可以作为收购对象考虑，这也适应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浙大网新总裁李晖说。正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移的长三角地区，最近在人才抄底方面颇有成效，无锡市委一位官员告诉笔者，2008年无锡确立的引进100名高级软件人才的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原以为这个目标很难，金融危机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此前曾有人担忧国内软件外包存在一窝蜂现象，“我国软件外包企业大大小小有3000余家，这其中有许多是泡沫”。其实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一点“泡沫”并不值得担忧，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自会调节，这场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收（并）购潮即为一种有效调节。
——业务层次问题。据微软副总裁张亚勤的观点，软件外包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工程为中心，发包方把一切都定义好了交由外包企业去做，外包企业是被动的。第二层次是有了技术研发和技术专利（IP），技术的复用提升了利润。做到第三层次，技术完全模块化了，不同的业务使用不同的模块，只需在上面添加新的应用层即可，外包企业因此获得了很大主动权，利润也最高，印度有些企业的利润率高达40%。
目前国内企业的外包业务大多处于第一、二层次（其中又以第一层次居多），只有少数在往第三层次上迁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研发和创新能力，遵循国际化、标准化的原则进行技术创新，走模块化、构件化之路。
——内外并举问题。印度软件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的重创又一次印证了业务单一的危险性，狡兔还有三窟，更何况闯荡于多变的市场中的软件企业。针对最近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人提出“人才要做瑞士军刀，一专多能”—只有一专多能，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才会适应更多的工作岗位。做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目前我们的问题在于工业应用软件较弱，很多企业的重点还局限于系统集成以及服务外包，这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局协调局副巡视员高素梅说。她建议软件企业要扣准中国大制造的国情加强与深化“软硬互动”，软件产业要“内外并举”，进一步强化向各行各业的渗透力。目前我国企业的信息化率仅为10%，这与发达国家60%的信息化水平相比，既是差距也是巨大的潜力。
经济发展在每一次危机过后几乎都有一次“井喷”行情，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会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进入。只有那些在危机中积极进取变“危”为“机”的企业，才有更多筹码迎来新一轮行情和更残酷的竞争。对于中国软件产业来说，尽管前方还有很多路障横在那里，但无论如何，曙光已经显现，“中国成为软件大国”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给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软件业蒙上了一层阴影。对这个行业的经营者来说，个人财富缩水或许还在其次，订单锐减和由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推高的生产成本，以及因融资难等随时可能引发的资金链断裂，方是长远之忧、心头大患。这让不少因“全球软件产业大转移”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中国软件人，感叹起“好景不长，命运多舛”来。
但对那些一心颠覆格局越位而出者，危机未尝不是契机。前提则是转换视角透析不利中的有利因素，以此燃起希望找到机会。此可谓“思路决定出路”，“视角决定前程”。
环球并不同此凉热
事实上，只需换一个视角你便会立即发现，这场危机中“环球并不同此凉热”。不错，伴随着以外包为特征的“全球软件产业大转移”，现在全球软件产业一体化了，“大家都在做”，但具体分析起来，中国的软件产业与其他国家同行，特别是与印度、爱尔兰等主要竞争对手，又有诸多不同之处。
印度软件业几乎把鸡蛋全部放进了华尔街（其外包产品61%销往美国，30%销往欧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则是“近水楼台先遭殃”，今年全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将下降5%至6%，印度最大的3家软件外包巨头，TATA、Infosys和Wipro的利润都出现了明显下滑并面临裁员困境。日前曝出的另一软件外包巨头萨蒂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Satyam）巨额财务造假丑闻更让印度软件业雪上加霜。软件外包受到的冲击已经在班加罗尔、孟买、海德拉巴等重要城市产生了连锁反应，正在拖累整个印度经济。2008年印度股指下跌近60%，卢比兑美元的汇率比下跌了17%，境外投资者从印度股市撤出的资金相当于上年全年投资的3/4。
相比之下，中国软件产业的情况则要好得多。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信息表明: 2008年1至11月我国软件产业收入的增长达30.8%，高出整个制造业16.8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在遭受重创的全国工业体系中称得上“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得到有效调整，软件产业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比重达到了13.6%，增加了1.6个百分点。软件服务理念正在增强，软件技术服务的增速和比重都在大幅度提升。软件出口及外包服务发展态势良好，1到11月软件出口服务增长50.3%，外包服务增长48.1%，仅嵌入式软件的出口出现了下降。IDC的报告称，预计未来五年中国软件市场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将保持22.6%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巨大落差背后的一大缘由，是印度软件市场的单一性和中国软件市场的复合性。印度软件命系于外包，外包又命系于欧美，其情形与我国某些个纺织和玩具企业相仿。而中国的软件产业则是内外兼修，既着力开拓外包又着力发掘内需，可谓脚踏两个市场，左右逢源。目前主要还是靠内需拉动，“90%的市场在国内”，这个数据一方面表明了我们在开拓海外市场上与印度相比的差距和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国软件产业的根基和优势。事实已经证明，命系于外包的软件业是蕴藏着巨大风险的。
成为软件大国没有悬念
危机带来了灾难，危机也暗藏着机会。譬如1929年的经济危机，奠定了打卡机生产商IBM后来的壮大;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一跃成为亚洲的区域龙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给中国软件产业带来什么呢？
2001年4月，本人曾刊文记述了一场业界对中国在新世纪能否成为“软件大国”的大讨论，8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个讨论，应该能够得出中国可以成为软件大国的“结论”了，因为“促成结论的理由”已经明明确确地摆在那里了: 第一，度过七年之痒的中国软件产业已今非昔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达30%，2001年产值仅330亿，占世界份额1.6%，2007年则达到5834亿元，占世界份额8.7%，居世界第四。2008年行业规模增长再摸新高，销售收入预计7500亿元，是2000年的13倍，出口预计1350亿美元，是2000年的33倍，从业人员1180万，是2000年的10倍（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第二个理由便是机遇的来临—全球软件业将在金融风暴中重新洗牌，而那些跑在前面的选手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胜出的机会。种种迹象正在印证这一洗牌，包括欧美经济的下滑导致印度软件订单的锐减，而印度软件业的困境又导致印度经济进一步下滑，这使很多跨国公司有意把软件外包服务和研发中心转向市场足够大并“有望在全球最早走出经济危机”的中国。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彭壮壮对此评价说: “全球目光在金融危机中关注中国，中国软件与外包产业将有更大的机会。”在国内，中央与地方政府频频出台的拉动内需的举措，也是软件产业的重大利好，水利、铁路等一系列基础项目的投资无疑将带动市场对软件与信息系统的需求。再者，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将引发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中国对嵌入式软件的井喷式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家预测， 2010年中国嵌入式设备的市场价值将超过100亿美元，2012年中国云计算的产品收入将增长25%。这都是中国软件业的机会。
中软国际总裁陈宇红认为，在未来5年，中国软件业有望出现一次从量到质的巨大转变。海辉集团董事长孙振耀认为，5年之内，中国与印度在软件外包行业上“至少有一个平分秋色的地位”。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则预言: IT过去美国是中心，以后中国、印度也会成为中心。
逆境中的生存法则
看到机会不等于能抓住机会。对于尚且弱小并同样置身于金融危机寒冬中的中国软件产业来说，抓住这次机会还有许多难题尚待解决。
——企业规模问题。与印度同行相比，我国软件企业普遍偏小。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企业自身谋求发展之外，还有一个捷径就是利用金融危机和海外市场的低迷“抄底”。抄底既指企业收购，更应包括对海外软件人才的接纳。目前制约国内软件企业发展的一大软肋是高级人才缺乏，海外企业的裁员则给我们弥补这一缺憾提供了最佳时机。北京有家叫“科锐”的猎头公司最近花几万美元在华尔街打广告，一月之内就收到了400多份金融服务专业人才的求职个人简历。在全球都在喊“裁员”的时候，我们的软件企业是不是应当反弹琵琶，走出国门，向那些复合型高级人才伸出橄榄枝？
实际情况是，“抄底”已经悄悄开始。去年9月30日，文思创新软件公司在美国收购了一家无线技术服务公司，用友软件、神州数码等企业也已着手并购事宜。“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外包小企业难以支撑，这些都可以作为收购对象考虑，这也适应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浙大网新总裁李晖说。正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移的长三角地区，最近在人才抄底方面颇有成效，无锡市委一位官员告诉笔者，2008年无锡确立的引进100名高级软件人才的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原以为这个目标很难，金融危机助了我们一臂之力”。
此前曾有人担忧国内软件外包存在一窝蜂现象，“我国软件外包企业大大小小有3000余家，这其中有许多是泡沫”。其实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一点“泡沫”并不值得担忧，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自会调节，这场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收（并）购潮即为一种有效调节。
——业务层次问题。据微软副总裁张亚勤的观点，软件外包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工程为中心，发包方把一切都定义好了交由外包企业去做，外包企业是被动的。第二层次是有了技术研发和技术专利（IP），技术的复用提升了利润。做到第三层次，技术完全模块化了，不同的业务使用不同的模块，只需在上面添加新的应用层即可，外包企业因此获得了很大主动权，利润也最高，印度有些企业的利润率高达40%。
目前国内企业的外包业务大多处于第一、二层次（其中又以第一层次居多），只有少数在往第三层次上迁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研发和创新能力，遵循国际化、标准化的原则进行技术创新，走模块化、构件化之路。
——内外并举问题。印度软件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的重创又一次印证了业务单一的危险性，狡兔还有三窟，更何况闯荡于多变的市场中的软件企业。针对最近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人提出“人才要做瑞士军刀，一专多能”—只有一专多能，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才会适应更多的工作岗位。做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目前我们的问题在于工业应用软件较弱，很多企业的重点还局限于系统集成以及服务外包，这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局协调局副巡视员高素梅说。她建议软件企业要扣准中国大制造的国情加强与深化“软硬互动”，软件产业要“内外并举”，进一步强化向各行各业的渗透力。目前我国企业的信息化率仅为10%，这与发达国家60%的信息化水平相比，既是差距也是巨大的潜力。
经济发展在每一次危机过后几乎都有一次“井喷”行情，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会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进入。只有那些在危机中积极进取变“危”为“机”的企业，才有更多筹码迎来新一轮行情和更残酷的竞争。对于中国软件产业来说，尽管前方还有很多路障横在那里，但无论如何，曙光已经显现，“中国成为软件大国”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