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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文艺学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崭新人学理论为深层根基。深刻了解马克思在人学理论上所实现的范式革命，对于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文艺学价值指向和学科动力学等方面，这种新的人学理论深刻规定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显示了新型人学理论对于文艺学的基础性指导意义；这种新的人学理论对文艺学同样具有普遍意义。深入研究人学理论，是深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基本任务。
关键词：人学；范式革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6-O105-05
中国当代文艺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理清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和文艺学的内在关联，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品性和价值指向。在马克思思想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可以同时深化两方面的研究，但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这一紧迫思想任务而言，理清这一相关性，是中国文艺学建设的根基所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学理论成为建构这一相关性研究的恰当的切入点。
一、人学的范式革命对于当代文艺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对西方思想中的人学理论的根本性革新，而人学理论本身又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看作一个自我生长着的体系，则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到“全面的人”阶段的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之中，人学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关心人的存在，关注人类的未来，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核心。
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以人学为中心，则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内在关联的阶段性发展。第一阶段，受费尔巴哈人本思想影响，对人学理论提出理想化的论述。人学理论脱离了德国意识哲学的理性窠臼，具有了现世性和属人性，但理想的成分依然很明显。第二阶段，是马克思对于“经济的人”的发现。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是把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等传统命题置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去加以考量的。资本主义生产成了马克思所要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现实。因而，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本身纳入视野。以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作为分析的中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人的本质被具体化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阶段，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的人”还没有完全脱离理论抽象，而“经济的人”并不能囊括人的世界的整体面貌。因而，“完整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表达了对于“全面的人”的展望：“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可能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他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作为一个自身生长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将“人的本质”与“历史之谜”作为本质关联的问题来解决，或者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只是提问角度稍有不同而已。因而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学。或者反过来说，人学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最科学的表述。由于历史的方法和历史视觉的引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实现了对西方人学理论的彻底更新，这种彻底更新正是根本性继承。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可以用实践人学作出整体概括。在马克思对于传统人学理论的彻底更新或根本性继承中，对于“实践”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成为核心的理论关节点，而这一创造性阐释贯穿马克斯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早期，马克思就以费尔巴哈为例，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旧的唯物主义陷入“直观”，没有看到事物中“实践的人”，或者“人的实践”。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注意到了“实践”的能动性，但在对“实践”的理解上却陷入了抽象。在意识哲学范围内，“实践”就成为从个体出发的意志选择，成为近代主体能动性的根源。马克思与意识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没有将实践限于独立自足的个体，而是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最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因而，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实践指的是“全体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实现了对于传统人学的根本超越。第一，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统一起来。马克思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指出：“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无”。所以，自然必须人化，具有属人性，从自然中生长起来的人也唤醒了自然。另一方面，历史本身也必须从人出发得到解释。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第二，实践与认识的结合。意识哲学从抽象的主体出发，将人与世界的关系抽象为单纯的认识关系。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样，人与他的世界形成了以实践为导向的全面关系。第三，鲜明的价值指向。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指南，历史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因果链，而直接就是人的创造性的历时展现。因为人是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所以，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的极具革命性的人学理论，既是对于前此一切人学理论的积极因素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根本性改造。
二、新的人学理论在当代文艺学中的基础意义
马克思人学因其视野的开阔和立论的扎实，成为包括文艺学在内的诸多理论不可缺少的基础。以马克思人学作为解释文学现象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国文艺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马克思人学作为最深理论根基建构、发展起来的。围绕“人”的根本问题，中国文艺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这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人学于文艺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创新。钱谷融借用高尔基的有关观点提出这一鲜明理论主张，并从三个方面作出阐发。第一，批评了“人是工具”的观点，提出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第二，从价值论的角度论述文学作为人学的思想内涵。第三，论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特别突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中巨大的、根本的作用。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认同，针对他的批判文章成为50年代文艺学的主流话语。钱谷融的观点受批判，主要在于他对于普遍人性的肯定。1959 年，钱文更被作为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进行了集中的政治批判。1960年，周扬在第三届文代会上所做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会上，明确将人性论、人道主义驳斥为资产阶级文艺观和修正主义思想。
新时期人性问题的讨论是以文学创造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于人性的深入剖析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人性问题重新成为在文艺学范围内重点讨论的话题。朱光潜、程代熙、钱中文、汝信、王若水等理论家正视人性问题，并将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论题进行论证。钱谷融还对文学指出了“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指向：“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在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历程中，使得马克思人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紧密关联起来的理论事件中，不能不提《巴黎手稿》中译本的出版。正是《巴黎手稿》提供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早期人学理论发展的线索，借助于《巴黎手稿》汉译本引发的理论探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深层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价值指向、体系建构、论说策略和学科品性。
《巴黎手稿》似一个引线，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人学探讨引入一个更具思辨色彩的论域。在哲学思辨的层面来谈文学与人学的基本关联，涉及到文学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这两个基本论题。这两个本质性问题的探讨都迄今无定论，但两个论题的相互开放性却为“文学是人学”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论域，即，我们不是先夯实“文学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两个问题，然后再将它们的相关性呈现出来，而是要同时呈现“文学”和“人学”两个基本对象，并在两者的相互对质中，使“文学是人学”的核心论题凸现出来。
因而，如果把“文学是人学”当作两个可以互相激发的论述对象，使两者的本质相关性呈现出来，则这一论题本身应有远高于当代中国文艺学语境的理论位置。这一命题至少应该从钱谷融提出这一命题的当代语境中抽身而出，成为一个关于文学的元问题。刘为钦指出了钱谷融版“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几个现实背景，即钱文《论“文学是人学”》与“双百”方针的呼应，钱文受批判与文学阶级性和国际形势的相关性，钱谷融再次阐发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共同美”之说合拍。刘为钦所指出的这些背景丝毫不能限制“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本身的意义。另外，这一命题也不应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受到指责。这一命题并非指文学“属于”人学，或者人学“属于”文学，刘文对所谓文学与人学的“复杂关系图式”的分析陷于一种科学定义的偏执中，如果以概念间关系图式来解析、非难这一论题，完全是将文学与人学各自确定为独立的科学了。且不要说文学的所谓“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的重要区别，“人学”何曾作为可验证、可计算的科学形态而独立出现过?因而，试图在“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图式”中探寻方枘圆凿之弊，是以唯识主义的态度阻断了文学与人学之间的相互通达。马克思所谓“人的科学”，是在对“经济的人”、“社会的人”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理想的人”的科学，而不是以自然实证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学。
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命题，以一种极富刺激性的知识论断方式，把马克思所阐释的“人的科学”对于文学的指导意义彰显出来。这一指导意义对于文学具有基础性。比照眼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这种基础意义更显突出。当下的某些新潮文学写作以“身体”、“下半身”、“胸口”作为文学的夸饰性形式，对“人”的理解走向一个极偏下的方面，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于人的本质异化成动物性、而动物性成为人的本质所进行的批判，正可以看作对于这种“文学”创作的深刻批判。另外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文学大有被消费文化吞噬之虞。据报，对网络文学的“写手”来说，写作速度成为第一关切。如果写手一个月不能写出20万字，就不会上榜，自然就不会被关注。这种快餐式的文学写作和消费，恰恰在对于人的理解上出了偏差，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将人理解为“全面的人”，而是理解为“消费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这种具体鲜活的文学活动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基础指导意义。
因而，“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我们且不论是由哪个理论家或作家(托尔斯泰、丹纳)提出，就其深层把握了文学的精神品格和基本规范而言，这一命题对文学自身具有基础意义。这里对于以概念进行“文学”和“人学”的相互阐释的方法并不认同，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于知识严谨性的放弃，而是意在阐明马克思人学的文学指导意义是一个基础性精神品质的规定，那种知识探求式辩难未必切中问题本身。钱版“文学是人学”具有知识学的偏激，甚至有人认为很空疏(一切与人相关的都可以成为人学，何以只是“文学”“是人学”呢?)。但问题正在于，狭义的知识学追求并不能切中这一命题的要义。这一命题在精神品质上，实质性地展现了马克思人学的基础指导意义。
三、新的人学理论在当代文艺学中的普遍意义
当中国文艺学界制造出“失语症”这一自反性话语，即把“失语症”自身作为聊胜于无的话语时，西方同行又一惊一乍地说“文学死了”。如果拥有感性而丰沛的文学阅读经验，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这些无端绪的宏论。文艺学离开文学自身已经很远了。理论的自我反射和分形使得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关于理论的理论。能够将文艺学从奇思异想中拉回到文学实际的，只有人学了。
人学是理论家的必然课题，但在文学作品中，它以非课题化形态存在着。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丝毫没有离开感性的、实践的人本身，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坚实的根基，正在于它丝毫没有在思想的推进中脱离物质性的实践。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对于文艺学的普遍意义，核心一点正在于其将人类自由追求的最远目标建基于最切近的物质性实践中。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理论中，一方面是对于物质性的、具体可感的社会实践的基础意义的强调；另一方面，追求人类最高自由，成为马克思本人身体力行的一项终生事业。在这两个相隔渺远的理论层面之间，马克思的人学为人类实践开辟出最广阔的论域。文艺学研究者如果不能够深刻理解这一论域的深厚意蕴和广阔前景，那么，所谓“文学已死”、“失语”云云，就将成为一个恰当的自反性论断，返归论者自身。正是因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和宏阔视野，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语义的优先权”。许明正确指出了马克思理论的普遍性，他说：“在价值普遍性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
20世纪，西方理论的生产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理论家们表现出极大的创作激情。在文学理论 方面，马克思人学的普遍性指导意义仍然发挥着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詹姆逊等深层次继承并推进了马克思的学说，并将(文学)批评理论转化为一种社会学语境中的批判武器，继续着马克思式的前倾姿态。
詹姆逊在论述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时，谈到工业时代文学风格的变化，其中将观察人的视角作为观察文学本身的风向标。他说：“当我们从这样的(前工业化的)作品转向工业时代的作品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作品的要素开始脱离了人的中心……”，詹姆逊观察人的角度成为理论家们自觉观察文学的一个必然路径和准确的论域，在人的地位、身份、社会分工等外在因素中，展现了不同时代文学的基本品格。
阿尔都塞在探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时，指出研究这一文献的核心在于人。对于异化劳动理论，要承认这一概念具有的“原始基础作用”，就必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另外，布尔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做出引申，以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作为分析的工具，继续深化着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工作，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成为继承者们的接头暗号，内在地推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
其实，即使那些否认马克思人学的文学指导意义的理论家们，也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承认了人学理论本身对于文学的普遍指导意义。一个直接的例子来自那些鼓吹文学已消亡的理论家们。詹姆逊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极佳的例证。他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人学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但另一方面，正是他，鼓吹所谓文学已死的论调。我们可以以詹姆逊本人的逻辑来看看文学与人学的关系如何。文学如果已经死亡，则作为文学核心关切的人学应该呈现什么样的景观呢?广义的人学，即关于人的科学，如果竟然还有人来宣告它的死亡，则它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人学的研究者，即那个宣称“文学已死”的理论家死了吗?这岂不成了一种语言的游戏?理论家谈论文学的方式无疑是以新的方式的产生和旧的方式的死亡为基本发展线索的，但“谈论”本身不会死亡。理论家以常变常新的论说方式将人学本身织进文学的肌理中了。以“文学已死”作为噱头，实际上是明示，文学又出现了新生的转机，新的人正以新的方式谈论着新的文学。
中国文艺学正借鉴西方新近理论成果，从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得到持续滋养，在本质论、发生论、创作论、接受论等论域阐释着马克思人学的价值指向和现实关切。深入思考中国文艺学的未来流向，需要对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更本质的把握。
关键词：人学；范式革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6-O105-05
中国当代文艺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理清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和文艺学的内在关联，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品性和价值指向。在马克思思想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可以同时深化两方面的研究，但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这一紧迫思想任务而言，理清这一相关性，是中国文艺学建设的根基所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学理论成为建构这一相关性研究的恰当的切入点。
一、人学的范式革命对于当代文艺学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是对西方思想中的人学理论的根本性革新，而人学理论本身又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看作一个自我生长着的体系，则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到“全面的人”阶段的马克思思想的整体之中，人学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关心人的存在，关注人类的未来，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核心。
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以人学为中心，则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内在关联的阶段性发展。第一阶段，受费尔巴哈人本思想影响，对人学理论提出理想化的论述。人学理论脱离了德国意识哲学的理性窠臼，具有了现世性和属人性，但理想的成分依然很明显。第二阶段，是马克思对于“经济的人”的发现。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是把人的本质、人的存在等传统命题置入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去加以考量的。资本主义生产成了马克思所要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现实。因而，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本身纳入视野。以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作为分析的中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人的本质被具体化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第三阶段，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理想的人”还没有完全脱离理论抽象，而“经济的人”并不能囊括人的世界的整体面貌。因而，“完整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表达了对于“全面的人”的展望：“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可能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他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作为一个自身生长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将“人的本质”与“历史之谜”作为本质关联的问题来解决，或者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只是提问角度稍有不同而已。因而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学。或者反过来说，人学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最科学的表述。由于历史的方法和历史视觉的引入，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实现了对西方人学理论的彻底更新，这种彻底更新正是根本性继承。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可以用实践人学作出整体概括。在马克思对于传统人学理论的彻底更新或根本性继承中，对于“实践”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成为核心的理论关节点，而这一创造性阐释贯穿马克斯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早期，马克思就以费尔巴哈为例，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指出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旧的唯物主义陷入“直观”，没有看到事物中“实践的人”，或者“人的实践”。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注意到了“实践”的能动性，但在对“实践”的理解上却陷入了抽象。在意识哲学范围内，“实践”就成为从个体出发的意志选择，成为近代主体能动性的根源。马克思与意识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没有将实践限于独立自足的个体，而是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最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因而，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实践指的是“全体活动”。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实现了对于传统人学的根本超越。第一，将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统一起来。马克思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指出：“被抽象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无”。所以，自然必须人化，具有属人性，从自然中生长起来的人也唤醒了自然。另一方面，历史本身也必须从人出发得到解释。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第二，实践与认识的结合。意识哲学从抽象的主体出发，将人与世界的关系抽象为单纯的认识关系。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样，人与他的世界形成了以实践为导向的全面关系。第三，鲜明的价值指向。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指南，历史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因果链，而直接就是人的创造性的历时展现。因为人是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所以，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的极具革命性的人学理论，既是对于前此一切人学理论的积极因素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根本性改造。
二、新的人学理论在当代文艺学中的基础意义
马克思人学因其视野的开阔和立论的扎实，成为包括文艺学在内的诸多理论不可缺少的基础。以马克思人学作为解释文学现象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国文艺学的理论自觉。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马克思人学作为最深理论根基建构、发展起来的。围绕“人”的根本问题，中国文艺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这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人学于文艺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创新。钱谷融借用高尔基的有关观点提出这一鲜明理论主张，并从三个方面作出阐发。第一，批评了“人是工具”的观点，提出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第二，从价值论的角度论述文学作为人学的思想内涵。第三，论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特别突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中巨大的、根本的作用。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认同，针对他的批判文章成为50年代文艺学的主流话语。钱谷融的观点受批判，主要在于他对于普遍人性的肯定。1959 年，钱文更被作为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进行了集中的政治批判。1960年，周扬在第三届文代会上所做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会上，明确将人性论、人道主义驳斥为资产阶级文艺观和修正主义思想。
新时期人性问题的讨论是以文学创造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于人性的深入剖析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人性问题重新成为在文艺学范围内重点讨论的话题。朱光潜、程代熙、钱中文、汝信、王若水等理论家正视人性问题，并将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论题进行论证。钱谷融还对文学指出了“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指向：“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
在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历程中，使得马克思人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紧密关联起来的理论事件中，不能不提《巴黎手稿》中译本的出版。正是《巴黎手稿》提供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早期人学理论发展的线索，借助于《巴黎手稿》汉译本引发的理论探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深层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价值指向、体系建构、论说策略和学科品性。
《巴黎手稿》似一个引线，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人学探讨引入一个更具思辨色彩的论域。在哲学思辨的层面来谈文学与人学的基本关联，涉及到文学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这两个基本论题。这两个本质性问题的探讨都迄今无定论，但两个论题的相互开放性却为“文学是人学”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论域，即，我们不是先夯实“文学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两个问题，然后再将它们的相关性呈现出来，而是要同时呈现“文学”和“人学”两个基本对象，并在两者的相互对质中，使“文学是人学”的核心论题凸现出来。
因而，如果把“文学是人学”当作两个可以互相激发的论述对象，使两者的本质相关性呈现出来，则这一论题本身应有远高于当代中国文艺学语境的理论位置。这一命题至少应该从钱谷融提出这一命题的当代语境中抽身而出，成为一个关于文学的元问题。刘为钦指出了钱谷融版“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几个现实背景，即钱文《论“文学是人学”》与“双百”方针的呼应，钱文受批判与文学阶级性和国际形势的相关性，钱谷融再次阐发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共同美”之说合拍。刘为钦所指出的这些背景丝毫不能限制“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本身的意义。另外，这一命题也不应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受到指责。这一命题并非指文学“属于”人学，或者人学“属于”文学，刘文对所谓文学与人学的“复杂关系图式”的分析陷于一种科学定义的偏执中，如果以概念间关系图式来解析、非难这一论题，完全是将文学与人学各自确定为独立的科学了。且不要说文学的所谓“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的重要区别，“人学”何曾作为可验证、可计算的科学形态而独立出现过?因而，试图在“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图式”中探寻方枘圆凿之弊，是以唯识主义的态度阻断了文学与人学之间的相互通达。马克思所谓“人的科学”，是在对“经济的人”、“社会的人”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理想的人”的科学，而不是以自然实证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学。
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命题，以一种极富刺激性的知识论断方式，把马克思所阐释的“人的科学”对于文学的指导意义彰显出来。这一指导意义对于文学具有基础性。比照眼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这种基础意义更显突出。当下的某些新潮文学写作以“身体”、“下半身”、“胸口”作为文学的夸饰性形式，对“人”的理解走向一个极偏下的方面，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于人的本质异化成动物性、而动物性成为人的本质所进行的批判，正可以看作对于这种“文学”创作的深刻批判。另外随着消费主义的兴盛，文学大有被消费文化吞噬之虞。据报，对网络文学的“写手”来说，写作速度成为第一关切。如果写手一个月不能写出20万字，就不会上榜，自然就不会被关注。这种快餐式的文学写作和消费，恰恰在对于人的理解上出了偏差，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将人理解为“全面的人”，而是理解为“消费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在这种具体鲜活的文学活动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基础指导意义。
因而，“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我们且不论是由哪个理论家或作家(托尔斯泰、丹纳)提出，就其深层把握了文学的精神品格和基本规范而言，这一命题对文学自身具有基础意义。这里对于以概念进行“文学”和“人学”的相互阐释的方法并不认同，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于知识严谨性的放弃，而是意在阐明马克思人学的文学指导意义是一个基础性精神品质的规定，那种知识探求式辩难未必切中问题本身。钱版“文学是人学”具有知识学的偏激，甚至有人认为很空疏(一切与人相关的都可以成为人学，何以只是“文学”“是人学”呢?)。但问题正在于，狭义的知识学追求并不能切中这一命题的要义。这一命题在精神品质上，实质性地展现了马克思人学的基础指导意义。
三、新的人学理论在当代文艺学中的普遍意义
当中国文艺学界制造出“失语症”这一自反性话语，即把“失语症”自身作为聊胜于无的话语时，西方同行又一惊一乍地说“文学死了”。如果拥有感性而丰沛的文学阅读经验，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这些无端绪的宏论。文艺学离开文学自身已经很远了。理论的自我反射和分形使得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关于理论的理论。能够将文艺学从奇思异想中拉回到文学实际的，只有人学了。
人学是理论家的必然课题，但在文学作品中，它以非课题化形态存在着。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丝毫没有离开感性的、实践的人本身，正如恩格斯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坚实的根基，正在于它丝毫没有在思想的推进中脱离物质性的实践。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对于文艺学的普遍意义，核心一点正在于其将人类自由追求的最远目标建基于最切近的物质性实践中。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理论中，一方面是对于物质性的、具体可感的社会实践的基础意义的强调；另一方面，追求人类最高自由，成为马克思本人身体力行的一项终生事业。在这两个相隔渺远的理论层面之间，马克思的人学为人类实践开辟出最广阔的论域。文艺学研究者如果不能够深刻理解这一论域的深厚意蕴和广阔前景，那么，所谓“文学已死”、“失语”云云，就将成为一个恰当的自反性论断，返归论者自身。正是因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和宏阔视野，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语义的优先权”。许明正确指出了马克思理论的普遍性，他说：“在价值普遍性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
20世纪，西方理论的生产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理论家们表现出极大的创作激情。在文学理论 方面，马克思人学的普遍性指导意义仍然发挥着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伊格尔顿、詹姆逊等深层次继承并推进了马克思的学说，并将(文学)批评理论转化为一种社会学语境中的批判武器，继续着马克思式的前倾姿态。
詹姆逊在论述卢卡奇的美学思想时，谈到工业时代文学风格的变化，其中将观察人的视角作为观察文学本身的风向标。他说：“当我们从这样的(前工业化的)作品转向工业时代的作品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作品的要素开始脱离了人的中心……”，詹姆逊观察人的角度成为理论家们自觉观察文学的一个必然路径和准确的论域，在人的地位、身份、社会分工等外在因素中，展现了不同时代文学的基本品格。
阿尔都塞在探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时，指出研究这一文献的核心在于人。对于异化劳动理论，要承认这一概念具有的“原始基础作用”，就必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另外，布尔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做出引申，以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作为分析的工具，继续深化着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工作，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成为继承者们的接头暗号，内在地推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
其实，即使那些否认马克思人学的文学指导意义的理论家们，也实际上是以否定的方式承认了人学理论本身对于文学的普遍指导意义。一个直接的例子来自那些鼓吹文学已消亡的理论家们。詹姆逊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极佳的例证。他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人学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但另一方面，正是他，鼓吹所谓文学已死的论调。我们可以以詹姆逊本人的逻辑来看看文学与人学的关系如何。文学如果已经死亡，则作为文学核心关切的人学应该呈现什么样的景观呢?广义的人学，即关于人的科学，如果竟然还有人来宣告它的死亡，则它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人学的研究者，即那个宣称“文学已死”的理论家死了吗?这岂不成了一种语言的游戏?理论家谈论文学的方式无疑是以新的方式的产生和旧的方式的死亡为基本发展线索的，但“谈论”本身不会死亡。理论家以常变常新的论说方式将人学本身织进文学的肌理中了。以“文学已死”作为噱头，实际上是明示，文学又出现了新生的转机，新的人正以新的方式谈论着新的文学。
中国文艺学正借鉴西方新近理论成果，从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得到持续滋养，在本质论、发生论、创作论、接受论等论域阐释着马克思人学的价值指向和现实关切。深入思考中国文艺学的未来流向，需要对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更本质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