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色曚昽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女作家，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其“日本通”的一面几为遮蔽。中国现代史上精通日本的人，如周作人、戴季陶、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乎都是男性。在这种背景下，凌叔华不能不显得很“另类”，然而，作为一名女性知识精英，她笔下的日本景观却有一种男性日本通们无法企及的神韵。
　　凌叔华对日本温婉而犀利的眼光在短篇小说《异国》中有充分的演绎，小说描写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中日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迥然不同的面孔，东瀛白衣天使露出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粉碎了中国少女的美好想象，使她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由于这场变脸发生于西方教会的背景，事情就格外耐人寻味。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种超越国界、种族、地域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到了日本后，发生了异化。小说中，温柔可爱的东洋白衣天使动不动就向上帝祈祷，甚至还为正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祈祷“和平”，做得煞有介事的。然而，区区一份“号外”，就让她们现了原形，足以引人深思。日本原是个单一民族的岛国，岛国的文化风土，无法产生普世的宗教思想，具有普世精神的宗教思想传到岛国，却会发生异化。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作为日本国民性基本特征的集团性，本身不具备超越的内涵；对于日本人，集团之上不存在另一种绝对的、超越的力量，诸如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儒家的仁，因此，个人无法脱离集团而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它必然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排他性。
　　高度发达的“人情美”与不可救药的“岛国根性”，构成了日本民族性貌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方面，前者带来一个纯朴浪漫、风情万种的世界，后者造就一个量小气窄、尚武好斗的国度，两者互为表里，紧密纠缠，因此，恰到好处地把握这种“菊”与“刀”的互动关系，就成为解读日本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凌淑华显出过人之处，日本文化所包含的那种暧昧不清的二重性，被她拿捏得如此妥贴，天衣无缝，实在令人惊叹。作者先用五分之四的篇幅，写尽东瀛白衣天使种种可爱可人之处，为她们露峥嵘作了最佳铺垫，然后笔墨荡开，形势急转直下，似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传神的白描，不动声色的对比，先扬后抑、欲擒故纵的手法，将东瀛丽人的性格和盘托出。
　　从文化趣味上讲，凌叔华无疑是个亲日派，花季时代曾在风景如画的东瀛京都住过两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时的印象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凌叔华这样回忆樱花时节的京都——
　　黄昏时各处灯笼点亮了，京都便从人间升进仙境了。游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穿着比蝴蝶更艳丽的和装，散在有樱花的各处。
　　我们步行的一群人由一小径步行到一座古木围绕的大寺。这时又亮又圆的月儿已升到中天了。日本式的木屋，多为奇松修竹所点缀的，此时正浸在夜雾里。在远处是一层浅似一层蜿蜒的山峦，也浸在月光里——它们看着似乎是透明的，有时却又象是在清澈的湖心看到的倒影。
　　在山道上，不时有和服的日本人走向寺院去。另一面却看到那有名的三条大桥载着几个人影浮在月光里。远远的房屋、树木、河堤，缥缥渺渺的象是日本的水墨画笔描写的一般。我看迷了，我想我看到大画师北斋的意境了。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
　　童年的这种记忆，奠定了凌叔华对日本的美好印象，使她对日本的审美文化保持着终身的喜爱。然而，这种喜爱并没有淹没她的理性，名门士绅家庭的教养，留欧精英文化圈的熏陶，加上心性的中庸平衡，使她对日本保持着冷静的眼光与理解的批判。《异国》中的“号外”事涉１９２８年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日本称“济南事变”），其时凌叔华正随丈夫陈西滢旅居东京考察艺术，亲眼目睹了日本举国上下的爱国狂热。然而到《异国》发表，已是五年之后。这期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升级，对凌叔华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凌叔华并没有像当时一些“抗日文学”作品那样，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将日本人妖魔化、漫画化，而是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深刻的理性，融于洗练的感觉，不动声色的描写，使日本人的庐山真面目，呼之欲出。